王家新:“活着就要把瞬间作为永远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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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就要把瞬间作为永远歌唱” 王家新 近些年来,我有机会阅读了一些韩国诗人如崔东镐、黄东奎等人的作品,并同他们有一些具体的交流。对一向偏重于关注西方诗歌的我们来说,这种了解不仅扩展了我的视野,而且给我带来了一些创作上的激励和启示。我为此深感欣悦和振奋。 就我来说,最早接触到的,是诗人、德语文学翻译家金光圭先生。几年前,金先生和其他韩国作家到我的大学访问、交流,并送我了他的诗歌中译本《模糊的旧爱之影》。他儒雅的性情和敏捷的心智,给我留下了美好、深刻的印象。他的一首短诗《幼蟹之死》(金冉译)让我读了难忘:
随着妈妈一起被捕 诗中的描写,每一个字词都很真切,具体,富有感情,诗最后的那一声爆裂声,那一道暗影和耀眼的光芒,更是让我惊心。正是这样一首诗,我不时地想找来重读。它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进入韩国当代诗歌的角度,它也不仅深刻感人地表现了人性的同情,它还会提示我们什么叫与生命的“对视”,什么是如哲人阿甘本所说的“向我们未曾在场的当下的回归”。 的确,韩国诗歌之所以值得关注,不仅在于它“写得好”,也不仅在于它有自己鲜明的特质,我们还会从中找到我们自己的“当下的进入点”,会从中感到一种脉博的共振和跳动。几年前,通过中国文学学者、韩国外国语大学朴宰雨教授,我又认识了韩国著名诗人、高丽大学教授、诗歌评论家崔东镐先生。崔先生热情地邀请我参加韩国昌原的诗歌节,在那里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韩国诗歌的“现场”。没想到第二年,他们决定颁发给我一个国际诗歌奖。我再次赶到了美丽的昌原。我在获奖演说的最后这样说:“我曾读过许多韩国诗人的作品,它们不仅使我感到亲切,那跳动在其中的生命火焰,也曾一次次灼伤过我并使我深感惊异。我相信我们共同分享了很多。也许,作为诗人,我们都是一种如海子所说的’亚洲铜’所铸造的乐器。那就让我们如诗人崔东镐所说:’活着就要把瞬间作为永远歌唱!’” 最后这句引诗,出自崔先生的名诗《盘龟台抹香鲸的恋歌》(金鹤哲译),诗一开始就是“无法收拾的爱情在远方/活着本身是一种悲伤”,诗人受到在庆尚南道盘龟台遗址发现的史前捕鲸岩画的触发,怀念那“消失着的抹香鲸”,赞颂“为了面对渔叉/仍旧决然对恃的人生”,全诗最后就是“活着就要把瞬间作为永远歌唱”这句诗。 如果说这首诗面向遥远的往昔,并被赋予了神话史诗般的元素和抒情力量,崔先生更多的诗,则指向了他的当下经验。可以说,他也正是一个如阿甘本所说的“蘸取当下的幽暗”写作的诗人。在《韩国极抒情诗的起源与沟通——时代精神和极抒情诗》(金海鹰译)一文的开始,他就这样写道:“随着支配20世纪的宏观理论日渐消退、独裁统治的崩溃、东西方间的界限模糊不明,解构的时代便开始了。大家族解体为小家庭,再分解为个人,从此人类已经分化为独立的个体存在,微观理论日益尖锐化,这就是我们如今生活着的数字化时代。”这就是他提出“极抒情诗”的时代背景。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从事自己的创作探求的。纵览他的创作历程,他秉承了韩国诗歌传统的抒情性,但他的感受力日益深化,他的语言也在不断经受当下的回炉和淬火。在他的诗中,不时闪动着一种幽微、沉潜而尖锐的诗性火焰。他以下这首《浆糊风干的声音》(金英明译),真要令人叫绝:
半夜两点钟从壁纸后面
空空的
秋日的虫鸣高涨 在夜深人静之时对从壁纸后面传来的浆糊风干的声音的聆听,寄寓着诗人对与存在脱节、失去“粘性”、日渐被“风干”的独特感受。这样的诗,把一种碎屑的、谁都不经意的声响变成了某种“幽灵的声音”;这样的诗,堪称是一种“发现”:它为我们的当下发明了一种独特的隐喻。 同许多中国现当代诗人一样,崔先生这一代韩国诗人,在获取“现代性”的历程中也都曾受到西方现代诗歌的影响。在一篇文章中,崔先生曾引用艾略特《四个四重奏》中的“过去可能存在的和已经存在的/都指向一个始终存在的终点”,然后指出:“找寻一个永恒存在的’点’的过程正是诗人穷极一生探究的诗世界的路程。” 看来诗人们都在做着同样的努力。今年年初,崔先生为他主编的《抒情诗和诗学》向我约稿,请我写一篇介绍当下中国诗歌的文章,我的题目也正是“从这里,到这里”。我借用了诗人蓝蓝一首诗的题目,所指向的,也正是崔先生所要抵达的那个“点”。而崔先生的诗之所以让我认同,之所以避免了如诗人希尼所说的那种“美学的空洞”,正在于它找到了那个永恒的也是当下的“进入点”。这里还不妨多说一点:崔先生这一代韩国诗人,受过现代诗的诗艺训练,追求语言的纯粹,也具有形而上的玄思和抽象的能力,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大都经历过韩国当年的民主运动,对于政治高压和社会不公正有着痛切的体验(对此请参见他那首《汗珠1》:“勒起你的脖子/是为了让你活着/把手松开/是为了让你死去”),因而他们会摈弃那种唯美的抒情而转向“生活的内面”,转向对“真”的把握和不懈追求——顺便说一下,这也就是他们为什么会对“文革”末期以来北岛他们的诗以及我们在九十年代以来的创作十分关注的原因。可以说,也正是在这样一个“点”上,我们相遇了。 的确,正是这种相近的精神和诗学取向,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当然,我欣赏崔先生的诗,不仅在于它能够和我们的经验发生一种“磨擦”,不仅在于它能够唤起我们情感的共鸣,也在于它优异、独到的艺术表现。我尤其佩服他的诗歌语言,它往往像刀尖一样戳人,或像转瞬消逝的火石一样,为我们照亮词语间的幽暗。《单薄的笔尖》(金英明译)是一首关于写作的诗,这类诗很多中外诗人都写过,但崔先生文字的奇崛、冷峻及其感受力的深度还是让我惊异:
走在无人走的暴风雪中
推开风走在田野里
白色的陆地上
白纸上的空格 我不能不为之惊异:“单薄的笔尖”具有了“推开风走在”暴风雪中和田野里的绝决姿态,而“红红的血液/吸引黑暗冻得翠绿”!我读到的,是一个具有怎样的精神和语言功力的诗人! 而在今年6月,我又有了一次同韩国诗人交流的机会:应著名文学评论家洪廷善教授邀请,我参加了在韩国安东地区举办的韩中作家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危机中的时代、社会和文学”,我在那里见到了韩国诗坛宿将黄东奎、李时英、郑玄宗,也认识了金明仁、李载武、柳仁舒等后起的优秀诗人。打开会议的作品文集,李时英的一首短诗《在桌饭馆里》(徐黎明译),一下子就吸引了我:
有评价过高的诗人。评价过低的诗人更多。 “桌饭馆”为韩国传统的把饭菜连同小桌一起端上的家常餐馆。这首诗不仅令人感到亲切,写这诗的诗人,借用策兰的一句话来说,真正屈身进入到“自己存在的倾斜度下、自己的生物的倾斜度下讲述”了。是的,在韩国诗人那里常感到的谦卑和沉静,对我还具有了这样的意义! 最让我感动并让我受到激励的,是与黄东奎先生的交流。黄先生是目前韩国最富盛名的诗人,与高银齐名。但据我了解,人们似乎更喜爱他的诗,评论界对他的评价也很高。以下是他早期的一首名诗《太平歌》(薛舟译):
听说 这样的诗,可以想见它在韩国读者中受欢迎的程度。我当然也喜爱这样的诗,但我更看重黄先生的后期作品。在我看来,他后来的诗更富有鲜明的个性,有着更为独到的语感,更为出人意外的语言迸发,老当益壮,并且充满了一种反讽性张力。薛舟说他已进入“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的确,这是一位真正富有创造性的诗人。 黄先生为1938年生人,在诗坛上驰骋已有半个世纪之久,在韩国可以说是一代大师了。但“老去的是时间”,他仍有一颗年轻、敏感、富有活力的心。同他在一起,我们不仅感到一种大家风范,也深感亲切和温暖。和他一起谈诗、用餐和参观,我不时感到从内心里涌起一股股热流,我知道,这种相互的认同和交流已打开了一种精神之源。从韩国回来后,我很快写下了一首诗,我愿把它放在这里,不仅以此结束本文,也以此见证一种难得的生命交往,以此指向那个共同的、让我们流泪的精神的“原乡”:
在韩国安东乡间
谢谢你,先生, 2014,11,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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