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雷牙让：空身无获者的旷野
——答《中国诗歌》月刊问
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诗歌写作的？请简要回顾一下自己的诗歌写作历程。
雷平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1983年我从昭通的一所乡村中学高中毕业，考上了昭通师专中文系。入学的那天，见学校的橱窗里有“野草文学社”的征文启事，伏在集体宿舍的一张小书桌上便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首诗《唱给母亲的歌》。这诗后来得了征文比赛的二等奖，师兄、野草文学社社长张广生，另一个师兄，《野草》杂志的主编、已经仙逝了的张海云，便来宿舍找我，让我加入野草文学社。他们毕业后，我被选为文学社的社长，颇富戏剧性地开始了自己的诗歌创作生涯。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阅历艰险，心路曲折，谋生一如刀光剑影中以命相搏，但阅读与写作，始终带着活佛与医生的使命，存在于自己的生活中，而且渐次成为了自己一生不废的底线上的宗教。期间，新闻稿和公文写得最多，也写过小说，后来，在当职业编辑之余，只写诗歌和散文。
问：您诗歌写作的主要题材来源于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内心、神话传说还是新闻报道？
雷平阳：在我的诗集《云南记》的自序中，我曾说过，我的写作乃是“从阅历中来”，也就是说，源于自己的生活于内心。至于神话传说也应该是自己内心奇观中的“神话传说”，至于新闻报道当然也只能是自己生活中的“新闻报道”。
问：您认为自己最有代表性的三首作品是什么，为什么？
雷平阳：有一堆子女的父母，可能会在心里暗自喜欢其中的某个，但他们肯定不会说出来，非要他们说出，这是一件残忍的事。再说了，你要我将自己的作品重新审视一遍，从“代表性”的角度去找出其中三首，这必然会全方位的挑战我的美学观、道德力量和艺术向度，这只能让我“寂然一笑，满脸成灰。”人都难免“心在天山，身老沧州”，已成的这些作品，所谓“代表性”，不外乎就是“公共性”，以三首而做代表，多数人肯定乐于挑选得到鲜花和掌声最多的那三首。于我，似乎没有那三首。非选不可的话，我选《在日照》、《祭父帖》，写的过程一如凌迟；《春风咒》，写完了仿佛还在写，是一首永远也写不完的作品。
问：您作品中的女性意象是来自于自己的家庭、自己的身边还是文学阅读？女性与您的诗歌写作有何必然的联系吗？
雷平阳：我只写过很少关于女性的诗篇，且几乎都关于母亲。这个题材在我写作中的缺席，我视为停顿、留白和无需言说的感恩。
问：您诗歌中自然山水意象与当代中国的自然山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您认为诗人有没有必要关注自然山水？有没有必要关注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
雷平阳：山就是山本身，水就是水本身，我热爱的山水是隐匿的，远在天边。但是，随着工业文明犁庭扫穴的风暴一再地扫荡，它们只存在于纸面上了。我试图以纸面上干净而神圣的山水去对抗风暴，也试图从风暴中横刀夺取几座好山几条好水，事实上，一切都只是一厢情愿。冰川在融化，雪山的高度在一寸一寸地降低，那些古代的山水意象正被现世的刀斧无情地篡改，居住于其间的神灵流离失所，所谓“当代中国的自然山水”意即：见水就修电站，见山就挖矿，异力正见怪不怪地成为“自然”，在这种强横的背景下，我笔下的自然山水意象也已经是一个个作案现场。关注它们已经远远不够，我始终认为，此时此刻，一个诗人，他应该置身于山水之间，让灵魂真正得守护在地球之上，这人鬼神和万物的家园不能沦为暴力美学的玩具。或许，我们的诗篇阻挡了开山断水的大型机械，但还是可以替山喊疼，替水流泪。哈哈，“自然山水意象”，对诗人来说，多么奢侈！
问：您认为自己的诗歌有没有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如果说有，您是否可以用三百字以内进行概括？
雷平阳：少年精神、山水梦想、在场与叙事，我一直梦想着书写从中国的泥土中生长出来的现代汉语诗歌，文学理想大而无当，才华、智力和实践精神却极其低微，所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尚无从谈起。
问：您认为中国古典诗词、中国现当代诗歌与西方诗歌，哪个方面对您的影响更大一些，为什么？
雷平阳：就诗歌形式而言，西方诗歌影响大，博尔赫斯、布罗茨基、卡瓦菲斯等人都是我喜欢的诗人；就诗歌精神，中国古代诗词是我诗歌的灵魂，《击壤歌》和《诗经》及屈原的诗篇，教会我于旷野之上歌唱，王维、李白和苏东坡等大黑天神，则一直在命令我往语言之中输送血液和魂魄；就写作的动力而言，中国现当代诗歌犹如铺展在我四周的一个热血沙场，置身其上，我岂能安睡？还有一点要强调的是，《诗经》是“北方诗篇”，有合唱性质，《离骚》是“南方诗篇”，私人空间更大，如何在此传统之中找到自己的精神谱系，也是我不息的追求。
问：您对于当代台湾地区的诗歌有何评价？它们对于当代中国诗歌写作产生过何种影响？
雷平阳：关注少，没认真研究。但我感觉港台诗人的写作，是对中国大陆诗歌上世纪50、60和70年代的救命式的补充，或可以说，是那文化乱世中国诗歌的补天石。其影响，政治性大于艺术性。
问：您在诗歌形式上有什么样的追求？您认为诗歌与其他文体是不是存在本质的区别？
雷平阳：一首好诗，何尝不是一篇好小说、好散文？又何尝不是音乐、舞蹈和绘画？我是个文体一是淡漠的写作者和阅读者，常常把蒲松龄和克里斯多夫的小说当诗歌读，也常把《铜鼓王》和《神曲》读成小说，在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和卡尔维诺的大量作品中，我则常常同时看见了诗歌、散文和小说，它们是滚沸的大海皮肤之下共同起舞的岛屿，缺了谁，都不能称之为文学的狂欢。唯其如此，我的诗歌写作，偏爱叙事，也乐于画面的呈现和词意的准确与单一，同时，我还崇尚误读空间的有效设置……总之我喜欢干一些与“诗”无关的活计。
问：您认为最近十年的中国诗人在评价自我作品上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您认为诗人最可贵的品质是什么？
雷平阳：凡写作者，或多或少都会掂量一下自己作品，有人针对长宽高，有人针对体积和重量，也有人立足于圆周和半径，这种行为如果是基于反省与自觉、开辟与重建，其本质上就归属于写作本身而非自我评价。因此我更关注那些隐匿在黑暗中的写作者，那些锣鼓喧天、热衷于仪典、乐此不疲地修筑纪念碑的人，不是我文学历程中必须造访的人，他们对自己进行了怎样的评价，我不知道，也不关心。读书和写作，于我而言，是为了在不可知的世界中寻找灵魂相似的人或者物，乃至于鬼神，我宁可空身无获、独立荒原，也不会给自己插上虚妄的翅膀，命令自己进行飞行表演。我崇敬的诗人，写《击壤歌》的无名氏、中年后的王维、佩剑时的李白、内心供养圣徒的雅姆、用灵魂唠唠叨叨的卡瓦菲斯……他们的品质，天然而高贵、纯真而睿智，即使落拓无形仍然风骨凛冽，当然，他们必须是赤子！
问：你认为评价自由体新诗与中国古典诗歌的标准有什么不一样？您认为好诗的标准由哪些方面所构成？对于诗歌作品的评价需不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雷平阳：诗歌还是诗歌，但“自由体”与“中国古典”已经不是一个概念，尽管自由体新诗中也存在类似与古典诗歌中格律一样的东西。一些至今仍活在古代的人好古讽今，一些活在未来的人意欲将古代的一切彻底埋葬，两者相见，分外眼红，我的感觉，两者要么都是喜剧中的演职人员，要么他们属于不同的星球。但要想泾渭分明地建立评价“自由体新诗”与“中国古典诗歌”的不同体系，又是何其艰难，至少我不会去做这种无用功，也不会用“自由体”和“古典”作刀锋，把诗歌割裂成两半，我对它们中的优秀部分，一视同仁地热爱，标准建立在亘古不变的灵肉俱在的人类情感之上。至于它们中间，谁是“好诗”，我会以怎样的标准去取舍，我想，我只会说我不喜欢那些魂不守舍的东西，审美理想的“有神”、道德自觉的“有神”，乃是我的诗歌梦想，因其难以达成，因其知识无底洞的底！
诗歌没有统一的标准。若有，弄一模具，复制即可，一夜之间就可消灭诗人。
问：您认为当代中国的乡土诗写作成就如何？您自己的乡土诗有什么样的独到追求？
雷平阳：很多年没碰上乡土诗人了，我不知道“乡土”上还有没有诗人，我也不知道某些诗人笔下的“乡土”还存在否，我当然不知道现在所谓的乡土诗还是不是我们想要的乡土诗。一切都面目全非了，很多“乡土”无非是心造的幻影；很多诗人都多少年没有返乡了或说那条返乡的路早就消失了，很多“乡土诗”无非是悼词或投降书，这种时候谈论“乡土诗”的成就，就像一个穷人在梦中高唱幸福之歌。我们不乏书写“乡土”的诗歌群体，可这种彼岸写作，其有效性仅局限于对流离失所者的无谓抚摸，和对乡土的苍凉回首。是什么让我们无法立足于乡土？是什么将我们彻底隔离于乡土之外？是什么让我们无法或不敢返回乡土？是什么在短短三十年时间内无情地篡改了乡土的自然形态和精神史？“乡土诗”的时代已经展开，但出现伟大的“乡土诗”的时代还没有来临。或许，我们还得等等！
问：你在诗中是如何写动物与植物的？
雷平阳：在我的故乡云南，哈尼族、佤族、布朗族和基诺族等民族，都相信万物有灵，人与各类物种是平等的，动植物是人或鬼神的另一种存活方式，对此我没有异议并乐于遵守其善待之道。几年前的一天，我去芒市，我的诗歌兄弟扬弃带我去登“雷牙让山”，他告诉我，“雷牙让”的意思是“野草和荆棘让出来的地方”。野草和荆棘让出这地方来干什么？供人们修行和生活！这样的观念很自然地深植我心，让我屡屡写到动物和植物，都觉得它们是命，尊严和慈悲通常比人拥有的还要多！
| 
南方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