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远一点，再远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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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照相机针对一切，它骨子里与世界是对立的。 水墨画却不是，它是一切中的一个栖居者，水墨画从来不画劳动者，它是回到山水中去。大地是一座教堂，道法自然的教堂。水墨画只有敬畏，喜悦，它的努力只是作者自己笔墨在依顺、道法自然上的深度。齐白石画白菜、老鼠已是标新立异。 黄宾虹又回到大象无形，回到笔墨上去。水墨画的黄金时代在笔墨中。 照相机本质上的现代性。它不是笔墨，它是机器。 曝光是一种现代性的隐喻。事无巨细，暴露无遗。 水墨画隐匿在笔墨中。 照相机的成功只是在捕猎对象的聪明迅捷上，摄影者永远不可能有自己的笔墨。摄影只有一幅笔墨，就是被机器规定的程序，同质化是它的宿命。 就艺术的最高真理而言，摄影永远是第二流的活动。摄影家只是现代的大师，他们永远无法成为古代的大师。 诗却是可能的，诗的方向不是将来，而是过去的黄金时代。诗人总是企图回到他们的黄金时代，宋以唐为黄金时代。白话诗以整个古典诗歌为黄金时代。 2，当我拍照片的时候，经常有人问我，拍这些干什么。甚至：谁让你拍的？经常是瞠目结舌，说不出话来。摄影屡屡将我推入必须自我辩解的境地。要想不解释的话，只有按下快门拔腿就跑。有一次，落日之光照亮了街道上水果摊里的一堆菠萝。菠萝黄灿灿的，平时隐匿在混沌中的毛刺都看得见了，仿佛是一堆炸弹。我走过去就对着菠萝聚焦。摊主大吼，你干什么，你拍这个干什么。他怒气冲天。我支支吾吾，说不清楚，只好说，好看呐。摊主更怒，我居然觉得它好看，“好看哪样！不准拍!”他也许卖了一天也没有卖掉几个，正心烦呢。要说清楚为什么好看，为什么联想到炸弹，亚热带丛林、西双版纳的菠萝园、越南战争、美国人什么的，我得渡过惊涛骇浪的大海。只好卷起相机悻悻而退。落日之光已经越过菠萝，照着别处去了。 我的一般经验是，拍生活世界，拍现场，拍存在状态，不是立即直指意义的好坏、美丑，仅仅是人生、事物本身、最原始的、直接的印象，人们对这个照相机的反应普遍是怀疑，拒绝。如果你拍大好河山，拍红地毯上走过的人群、拍以大海、亮闪闪的飞机为背景的镜头，大家都认为正常。要拍一本弗兰克的《美国人》那样的摄影集是很困难的，每一页都是意义缺失的人。无法说那是高尚人、悲伤的人、勤劳的人……人而已。为什么？ 有时候我感觉到劳动天然的动人，人在运动中就像捕猎中的野兽一样，豹子变成了鳄鱼，大象变成了犀鸟，超越了生命的定型。我拍正在干活的工人、农民、鞋匠……经常听到这些人很自卑地说，拍我们干哪样，不好看，脏得很，有些好人甚至跑回去换新衣服。经常听到摄影家或者电视台的家伙命令道，把你最好的衣服穿出来！他们将镜头对着乡村剧团的演员，而对在周围看热闹的、刚刚从地头赶来的劳动者不屑一顾。有一次我拍一个正在修表的表匠，他似乎已经深入时间内部，调整着那些小齿轮、小钻石。忽然抬起头来，笑着对我说，别拍了，乱糟糟的。我正震撼于时间被拆开之后的散乱，表面上它通常是那样正确无误。 米勒、梵高的作品经常出现劳动者，在面子看来可谓丑陋、笨重、迟钝、麻木。那不是小资产阶级美学宣扬的是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底层的赞美。劳动本身就是一种原始仪式。无意义的感激、敬畏、沉思、创造。生生之谓易……劳动起源于大地。 劳动是身体的解放，劳动令劳动者意识到生命的无意义，劳动是一种对无意义的解释，现身说法。劳动给那些布道的人以灵感。神灵在劳动现场显现。 “逃避无聊是一切艺术之母”。《尼采遗稿选》也是劳动之母。 “美和艺术源于人们直接制造尽可能多的和各种各样的快乐。”“嬉戏、没有目的性的活动，纵情幻想、虚构不可能的荒唐的东西，这些都使人快乐，因为这些行为是无意义无目的的。《尼采遗稿选》 劳动就是艺术。劳动与活着不同，活着是一种先验的共性，而劳动者进入了身体的仪式。仁者人也。 劳动、仁不会发生在动物身上。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不是价值判断。天空、大地，乃是存在的根基，是先于一切价值判断的，无所谓美丑。大美，乃是天地是生生的，怀孕、豢养着生命的。生命本来就美，没有不美的生命。“天地无德”，德就是美，天地不存在美，也无所谓不美。生生，是绝对之美，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美可言？所以，大巧若拙、大音希声。 在我们时代，美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观念，一种是非。我们时代的美学非常简陋，高大上，富白亮，富起来是美，贫穷就是丑。在我们时代的审美中，甘居陋巷的颜回就是丑陋，住在陋室的刘禹锡就是丑陋，陶潜也很丑陋，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不是很寒酸么。我们时代的美学是反自然的、反生活的，患着洁癖的。将自然的，人们在时间中创造的生活世界视为脏乱差。生生之谓易，如果生生，丑又何妨？那些空无一人的鬼城可谓都是我们时代高大上美学的标本，里面有生命的迹象吗？ 每个地方，我最喜欢去它的老城区漫游，那是方言、母语、秘方的密集之地，这些地区，人们已经住了一代又一代，生活世界的无为之美无所不在。古典的中国美学有一种天然的后现代风格，道在屎溺，道不是屎溺，它遍布世界，无所谓脏乱差。只要生生，怎么都行。在那些古老的街区，世界美奂美仑，生活蔓延到每个缝隙里，看上去混乱无序，其实那个拖把为什么挂在这里，这条床单为什么遮着窗子，那盆花为什么搁在门口，那个窗子为什么用纸板挡着，那辆多年不用的自行车为什么覆满灰尘，那家油条店为什么开在这个巷口、那只猫为什么可以从屋顶上走过、那个娃娃为什么可以在槐树根下面小解……都有它生生的秩序、美学在着。这一切构成一个和谐的，彼此照顾、既宽容又约束、各美其美以德为界、彼此关心相爱着的世界。美不是观念，而是生活世界，是生生的结果。 好的美是小的。坏的美才巨大整一。好的美丰富、解放生命。坏的美压抑、禁锢生命。 在这些旧街区，人们比邻而居，与鬼城的没有邻居完全不同。这是安心之居，而不是商品房。是的，在我们时代可怜的美学看来，看上去不美。我们时代的美学越来越势利眼，高大上，富白亮被各种媒体津津乐道，令那些无法致富的劳动（比如种着一亩三分地），仅可安于淡泊的劳动、令那些曾经诞生过“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之类的不朽诗句的诗意的栖居——处于普遍的自卑中。这种美学一日日扼杀着生活世界，富不起来的劳动越来越没有人会心甘情愿了。刘禹锡们的陋室惶惶不可终日，一个同质化的世界就是在这种美学中一日日建立起来。我们发现，这种美学的拥戴者，正是那些今天被一一送进监狱的人们，他们以高大上掩饰假大空以谋取鄙陋低级的私利，被牺牲的是中国古典时代那些辉煌的美学，人们“活泼泼”的生活世界，他们拆迁了多少美啊，他们竟然拆迁了大海。 这也是不道德的漫游。你漫游的地方，也许正是居民们的地狱，谁不渴望着“更”好的！你的审美可耻。这是道德的漫游，谁知道人们怎么过的，你觉得脏乱差，人家觉得好在，生命和诗歌不是在这些街区一直诞生着吗，正是此地令卡夫卡成为卡夫卡，博尔赫斯成为博尔赫斯。 生生之谓易。人们当然有权利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与美丑无关。人们可以为富起来而奋斗终生。也可以两袖清风、半窗明月。可以一辈子当积极份子，也可以消极犬儒。如果一厢情愿认为只有一种生活方式，比如汽车、电梯、麦当劳……一刀切的世界才是唯一的世界，以这个模式来同质化旧世界的差异，细节、丰富，那么美必然灭亡。那些鬼城为什么没有人气，究其根本，乃是不美。 从柏拉图时代开始，传统的西方文化就一直汹涌着同质化的洪流。十字军东征、启蒙运动、工业化导致西方世界越来越同质化（马克思叫做异化。）我去欧洲的时候，惊讶地发现那里其实已经没有少数民族，作为云南人，我对此印象深刻。魅力暗淡，诸神缺席。尼采高呼“上帝已死”。尼采意识到上帝正是同质化的根源：“上帝的无个性精神是希腊式的”。“宁可用普遍弱化代替个性发展。我看到，当今道德在美化这一普遍的弱化，犹如基督徒把强者和有思想的人变成弱者，使其人人等同一样……普遍判断的倾向是情感的共性化，是情感的贫困和虚弱，此乃人类末日的倾向。”《尼采遗稿选》二十世纪西方思想开始反思，后现代鼓吹“怎么都行。”但是忽略了底线，上帝永远无法死去，这是西方文明的底线。 “道在屎溺”也是“怎么都行”的意思，但是“道”不是屎溺。仁者人也，这是中国古典思想的一个底线。 怎么都行，但是，止于至善。 我们当然可以在不美的世界中毫无诗意地活着。问题是，诗意并非可有可无，在中国，诗意意味着底线。所以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诗就是宗教，失去了诗，文将不明，文将成为“屎溺即道”的胡言乱语。 我们正在一日日逼近一个诗意缺席的世界。我发现我的照相机越来越派不上用场，在那些千篇一律的高大雄伟林宽阔明亮的新街区，快门灵光消逝。光滑整洁、缺乏细节、历史、时间的世界令人麻木、迟钝、失去乐趣。照相机当初，是惊异于世界光怪陆离、丰富复杂的碎片而创造的。当然，也可以像现在的手机，拍同一份“光鲜的”、“闪亮登场”的早餐、午餐、晚餐。 英国作家伍尔芙一个世纪前曾惊叫道，一种可怕的美诞生了！这种美是如此地具有同一性，因此伍尔夫可以一眼认出“可怕的美”。 是的，巨大的、统治着的美、令人窒息的美。可怕，但是不快乐。 3，生活世界的尚未抵达意义、结果、成功的过程而不是面子，这是一种返璞归真的摄影。返璞归真就是回到无意义。无意义你还解释什么，而举起照相机就是从世界中出来。为解释的欲望，赋予无意义以意义的欲望所驱使，这是一个悖论。 我可以辩解说，我虽然按了快门，但生活照常进行，没有什么受到伤害。菠萝不是好好的，照样可以吃吗？但是，面子被伤害了。面子破碎了，生命的碎片暴露出来。人们不喜欢生命的真相，这个真相太脆弱，失去了面子的庇护，单个单个的生命真是无依无助。面子是弱者最强大的庇护神，躲在面具后面，人才会有权力的满足。 照像很残忍，咔嚓，撕破了。 你有什么权力去撕破？我仅有一个借口，这样的撕破，意味着生生。宏大的借口。摄影从碎片、细节切入，却只有从宏大的方面去自我辩护。忏悔。 这是一种宗教活动。这一切都是为了上帝的旨意。我无法说出具体的当下的理由，只有逃跑。 最细节的、最形而下的也是最形而上、最伦理、最道德的。每次都要面对良心的拷问。惊动了世界。 美学统治着面子，面子不是表面，是文明的象征性符号、人们的自我认知。天人合一，也可以解释为，面子与生命的名符其实。照相机一出现，包裹、镇压着着生活的面子就醒了，意义与身体开始对立，有时候醒来的是充实，有时候醒来的是分裂，面子只是一个面具，假象，遮蔽着生活。这时候，面子与生命就发生冲突，丑陋的琐碎的生命，华贵的整一的面子。照相机有一种返璞归真、卸妆的功能。这种功能当然是有限的，因为世界彼此联系、混沌无明。照相机切断了世界的整体性。“整个世界”，其实是乌托邦的幻觉。谁看见过“整个世界”？“整个世界”恰恰是通过碎片化的局部才能感觉到。深刻的图片就在于它摄取的毫无意义的碎片所暗示的“整个的世界”的深度和广度。面子恰恰具有绝对的“整个世界”的性质，如果每个人一个面子，面子就不存在。面子是一种观念、一种价值，它是生命价值的一种象征。丰富的时代，面子多种多样。贫乏的时代，面子同质化，无数生命都挤进一个面子。在生活世界面前，面子总是破绽百出，随时要露出生命的黑肉来。照相机如果不注意面子，仅注意生命作为碎片的现象，就要与面子冲突。素面朝天不是我们时代的主流，生活现场的人们认同的面子不是生活本身、过程的无意义、碎片化，而是生活的结果、价值的高低、面子形成后的整体力量。面子使个人得以加入到强大的“我们”中去，面子是现成的、完成的，每个人都可以戴，去面具铺子里弄上一个。以获得象征性资本的庇护。比如富起来，这就是一个面子。名不副实的富裕是对生命的压抑，人们感觉得到，他们舍不得放弃。失去面子意味着真相毕露，失去“我们”的庇护。素面朝天的个体在巨大的面子的堡垒前面，永远只有头破血流。人们普遍希望拍他们富起来了，不希望你拍他正在生活中，这是经常会遇到的。 我经常得为我的照片辩护。大多数时候只能哑口无言地逃跑。辩解永远是笨拙的、诚实的、天真的。狡猾的方式是不解释，默认摄影的暴力。只是按快门，不解释，是啊，你拍这个干什么，别解释，拍了就跑。但是不解释不是沉默可以避免的，举起照相机，那就是开口，解释。这在另一个方面触及到文化的本性，文意味就是解释、控制秩序，它也暗藏着暴力。只是这种暴力需要不断地在文化中自我调整，解释的自由保证着暴力的收敛、人性化。战争是硬暴力，照相机是软暴力，人们经常将照相机误会为枪，在照相机面前举起手来的事件很常见。我多年前在西藏拍摄一个儿童，他像士兵那样在我的镜头前面行军礼。 照相机是对世界的入侵，它像武器一样碎片化了世界，如果要照相，别假装你是慈悲的。 “学会沉默，学会离开，凡是某个矛盾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并使我们本质窒息的地方，都应离开。”《尼采遗稿选》 摄影是一种原罪，它是次宗教性的。 恐怖的摄影是美化世界。 摄影总是在催促摄影者对自己的原罪忏悔。 就是拍一只狗，也令我罪孽深重。 两种摄影，自觉地利用这种暴力去美化。或者将这种暴力调整到最微，只是看了一眼。 偷拍是道德的。它承认摄影的伦理学，就是被拍摄对象心甘情愿，在造物主方面看来，也是偷拍。 尽量不要惊动，远一点，再远一点！ 直到有一天，把照相机扔掉。 二〇一五年五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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