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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景冬：当代智利诗歌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朱景冬
2015-07-03 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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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拉丁美洲文学中，智利诗歌占有特殊的地位。到目前为止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六位拉美作家中，就有两位是智利诗人。随着智利国内外政治风云的变化和拉美各国民族文学的发展，智利当代诗歌领域出现了一些令人注目的情况。一方面涌现出了一批有成就、有名望和有希望的诗人，另一方面也经历了一些关系到诗人的命运和诗歌发展的事件。这一切都值得我们关注和了解。　

　　三位大诗人

　　一提起智利诗歌，人们便很容易想到聂鲁达；稍微了解智利诗歌的人，还会想到米斯特拉尔和维多夫罗。这是因为在智利当代诗歌中，这三位诗人是最重要、最有声望的大诗人。

　　关于这三位诗人的情况，最好从三个重要年份谈起。1931年：维森特·维多夫罗（1893-1948）发表了他的重要诗集《阿尔塔索尔》；1935年：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出版了他的杰作《地球上的居所》；1938年：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1889-1957）发表了她的代表作《塔拉》。这就是说，在20世纪30年代，智利产生了三部最重要的诗歌作品。这三部作品产生的意义，在于它们以高超的艺术水平，使智利诗歌赢得了无可置疑的国际声誉。

　　维多夫罗是一位在欧洲，特别是在西班牙享有盛名的诗人；米斯特拉尔的作品出版后不久即获1945年诺贝尔文学奖，她是拉丁美洲第一个获得这项国际奖的人，聂鲁达的诗篇被公认为西班牙语的最高表现，他于197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这三位诗人以他们完美的艺术作品为智利新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维多夫罗出生在圣地亚哥一个贵族的家庭里，年轻时就和欧洲的先锋派建立了联系。他的诗歌具有饱满的力量和气质。他在1916年提出了创造主义的口号。他反对一切传统诗歌，包括现代主义在内，主张诗歌就是纯粹的创造，不应受传统诗歌的内容、语言和格律的限制。他试图遵循戈拉和马里诺的足迹，把拉丁美洲诗歌从被感伤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叙述方法加于它的锁链下解脱出来。他不顾真实，无视逻辑，一心想建立一种由高度智力化的形象组成的复杂结构。他的这种主张和实践给现代主义以致命的一击。但是他的这种创造主义，实际上是极端形式主义的，只是为创造而创造。因此，最后完全流于追求新奇的形式，没有得到多少结果。1948年维多夫罗逝世后，一批崇拜者把这位老师和诗人看作是一个“小上帝”，一个小小的资产者。维多夫罗的诗歌作品十分丰富，主要有《水镜》（1916）、《心灵的回声》（1911）、《夜晚的歌》（1913）、《亚当》（1916）、《上天的颤抖》（1931）、《阿尔塔索尔》（遗作，1948）、《赤道》（1918）、《阿尔塔索尔》的七支歌和《降落伞上的旅行》（1931）。下面一段诗歌可以代表他的诗的风格和类型：

　　听见夜色在雪上滑进，
　　歌声从树木上降落，
　　雾霭后面传来声音；
　　我一看就知道，
　　那是我的雪茄烟。
　　每每张开我的口唇，
　　空中便布满了烟云。

　　（《北极诗》：《夜》，1918）

　　聂鲁达的诗歌创作，特别注意他在南方一个毫无诗意、却是先进的地区的经历和他在流亡年代侨居国外的经历。他的全部创作是他本人生活和经历的见证。1904年，聂鲁达生于智利帕拉尔城，中学毕业后进了首都的大学。由于对社会环境不满，他参加了“街垒社”组织。为团结工人和学生做了大量工作。他在学生时代就对诗歌怀着特殊的兴趣，他的长诗《节日之歌》（1921）在大学文艺竞赛会上获得一等奖。聂鲁达的头几部诗集：《黎明》（1923）、《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1924）和《地球上的居所》（1935）显示了他的特殊才华，但是这些诗大多局限于主观体验的范围，常常流露出悲观失望的调子：

　　我是个绝望者，
　　有话也无处说；
　　我失掉了一切，
　　一切我都经受过。

　　（《二十首情诗》）

　　1936年，德意法西斯发动对西班牙的武装干涉。当时聂鲁达正在马德里担任领事。西班牙人民的英勇斗争使他的世界观发生了深刻变化，使他认识到诗歌应当服务于为人类幸福而斗争的事业。于是他满怀着激动的心情，在被敌人包围的马德里写了有名的组诗《西班牙在我心中》（1937），愤怒斥责法西斯侵略者的罪恶行径，热情讴歌共和国士兵的英雄气概，表达了诗人对西班牙人民的正义事业的深切同情和赞扬。

　　从此，聂鲁达的诗歌创作走上了新的道路。后来出版的诗集《诗歌总集》（1950），使他赢得了世界声誉。

　　但是，《诗歌总集》出版后不久，即从1952年8月起，聂鲁达便在国内受到了含有明显的政治对立的批评。直道1954年发表他的另外两部诗集：《葡萄和风》和《平凡事物之歌》后，这种情况依然存在。后来这种批评披上了更巧妙的、关心诗歌质量的外衣。按照这些关心诗歌质量的人的说法，似乎聂鲁达写得太多了，因而损害了他的诗歌的艺术价值，一个诗人的创作应该少而精。言下之意，聂鲁达的诗歌是粗制滥造。这种看法，在1958年于孔塞普西翁召开的作家会议上变得更加明显。它主要代表基督教民主党内最保守的那部分人的思想和立场。这些人在实际上把持了智利的文化领导机构之后，公然向聂鲁达发动攻击。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种反击依然出现在《信使报》的官方批评家的文章中。他们对聂鲁达的每一部新作品都加以攻击。同国家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在对待聂鲁达的态度上，寡头政治的代言人和基督教民主党的传声筒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别。他们都属于资产阶级的右翼，丧失了民族立场，都对进步的诗人和进步的诗歌怀着敌意。聂鲁达于1973年9月逝世，但是他的优美诗依然在拉美和全世界流传。

　　米斯特拉尔的诗作对智利北方一个乡村地区进行了热情歌颂，她以这样的作品为智利诗歌带来了一种无疑是古风的、但同时又是充满生气和活力的感情。不过她的诗歌，内容稍嫌混杂，或者说，包含着一定的矛盾。但是在米斯特拉尔的诗中，普通人民的生产活动和家庭生活是最基本的题材；爱情的悲欢离合也成为她的许多诗篇的主题。总之，她的诗歌题材朴实，感情真挚，内容纯朴，词句清新。在当时现代主义已经没落、是个亟待振兴的情况下，米斯特拉尔的诗篇使智利诗坛耳目一新。特别是《塔拉》出版后，对智利诗歌的影响更大。这本诗集的题材突破了爱情和家庭的小圈子，进一步扩大到社会问题，甚至以炽烈的感情揭露和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现象。和她以前的作品《孤寂》（1922）相比，诗人的思想境界更为开阔，现实主义色彩也更为浓厚。米斯特拉尔晚年长期侨居国外，因为智利的上层社会不容许她这个虽然享有盛名但出身卑微的诗人立足国内，她的诗歌从远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炎热海岸和纽约的寒风凄雨中汲取了民间的夜游鼓乐和儿童诗等民族民谣形式，运用和发扬了拉丁美洲民间文学的民歌传统；同时她也虚心研究西班牙语诗歌，博采众长，创作了一些用来揭露寄生阶级生活的锋芒犀利的优秀诗篇。自从她于194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她的诗歌一直受到拉丁美洲诗坛和世界许多国家文学界的注意。她的诗作不仅在本国一版再版，而且被译成了多种外国文字。

　　在近几十年的智利诗歌的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着几个历史阶段，其间又存在着重叠和交叉现象。各个发展阶段或时期都涌现出一批有成就的诗人。这在后面将分别加以叙述。但是在整个当代智利诗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重要诗人名单中，除了上面提到的三位大诗人外，还应当加上其他几位诗人的名字。他们是：巴勃罗·德·罗卡（1894-1968）、安赫尔·克鲁查加（1893-1964）、温贝托·迪亚斯·卡萨努埃瓦（1908-）、罗萨梅尔·德尔·巴列（1900-1965），这些诗人直到晚年都在紧张地进行写作和发表作品。他们不仅为智利文学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题材和可贵的艺术技巧，而且使整个智利文化领域充满了生气。

　　1938——1948年的诗歌

　　从1938年到1948年的十年间，智利诗歌出色地反映了智利的社会现实。初期的民粹派诗歌和贡萨洛·罗哈斯的早期诗歌是这个历史时期最重要的里程碑。

　　贡萨洛·罗哈斯1917年生于阿劳科；他还很年轻就和崇拜维多夫罗的“曼德拉戈拉”团体发生了联系；他很快学完了布雷东和超现实主义的课程后，创作了第一本诗集《人的贫困》，显示了很高的艺术造诣。作者受过天主教思想的熏陶，在他的诗中还看得到对堕落的人类本性的谴责，他把金钱咒骂得仿佛是“死神在大地上的化身”。从很早的时候起，即从他的第一本诗集发表后，罗哈斯

　　表现出对创作素材和客观事物的特殊兴趣。他的作品带有宗教色彩，他的第一本诗集就以炽烈的感情寻求天堂和地狱、人间和净界的统一。他的诗歌使他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其丰硕果实是《反对死亡》。这部诗集以具有优美比喻的诗篇《沉默》开始，随后描写了其他题材，使他的诗歌充满活力，使之不再是描写中世纪的死神的舞蹈，而是有力地反映当代历史的面貌。

　　在声援西班牙共和国的热情鼓舞下，在人民阵线能够把各党派的力量统一起来的基础上，智利产生了一种短小的诗歌，虽然它的意义尚不明显，但是表现的内容和形式是通俗的。与此同时，西班牙著名诗人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加（1898-1936）的榜样和形象以政治殉难者和《吉卜赛歌谣》作者的双重声誉也有力地支配着那些年代。那些短小诗歌的主要培植者，几乎全是小说家或基本上是小说家，但是他们最初是作为诗人进行写作或开辟诗歌创作的第二条战线的。例如写过几部反映城市劳动群众困苦生活的小说家尼科梅德斯·古斯曼（1914-）最初就创作了诗集《灰烬与梦幻》（1938）。另一位以小说家和评论家著称的作家费尔南多·阿莱格里亚（1918-）也写过一本题为《万岁，智利……》的诗集。这部诗集在1964年的竞选运动中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传颂。但是，毫无疑问奥斯卡尔·卡斯特罗（1910-1947）是这类诗歌的最主要的代表。他生于朗卡瓜，是激进党党员。他从社会和诗的角度出色地反映了这个时期智利诗歌的特点。他创造了通俗的歌（歌谣），推广了另一些诗歌（十四行诗）。

　　另一位作家是阿方索·阿尔卡德（1923-）。这位重要诗人直到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才得到应有的评价。1947年发表第一本诗集《一个死城的歌谣》。经过二十多年的沉默后，才又发表第二本诗集《我前面的全景》（1969）。这是一支关于智利历史的内容丰富、抒情史诗式的赞歌。这部作品明显地受到聂鲁达的《诗歌总集》的影响，但是它首先是对现实的合理观察和对语言的确切运用的结果。

　　这十年之初的相对的乐观景象发展到最后，产生了另一类截然不同的诗歌。这就是贡萨洛·罗哈斯的诗。这位诗人以他的像拱桥一般连接着他的两部诗集《人的贫困》（1948）和《反对死亡》（1964）的内容十分丰富的诗歌创作成为当代智利诗坛最重要的诗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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