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景冬：当代智利诗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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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1957年的诗歌 1947——1957年这个时期，智利文坛动荡不安。前五年经受着反动当局的压迫和专制统治；后五年，政治空气越发紧张，共产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直到1957年更换政府的前夕，由于人民通过斗争废除了“可诅咒的法律”后，共产党获得民主的保障。 这十年间出现的一批重要诗人，就是在智利政治生活的这种背景下度过了他们的少年时代并进入青年时期。前一个时期的进步思想和活动，如今一方面为顺从、雇佣和普遍的贫困所代替，但另一方面也出现新的力量，开始为这种令人窒息的政治局面寻找新的出路。 1957年4月2日，数百名爱国者在首都圣地亚哥的街头遭到屠杀。在这一惨案的前后，恩里克·林的诗歌的明显特征是情节发展的持续性，大概由于他不擅于创造新形式，才使他的诗逐渐失去了它的固有的格式，使之经受了一个固执的自我破坏的过程。自1950年左右出版几部诗集起，他的作品就出现了反对自己的稳定性的倾向，一次又一次地从头写起。不仅在他的创作高峰时期的作品《昏暗的房间》（1963）、《写在古巴》（1968）中，也在他后来的作品《贫民区的小曲》（1968）中出现这种自我破坏的现象。诗人愈来愈孤独地陷入了唯我主义；把一台老掉牙的打字机当作唯一的工具、唯一的旗帜、唯一的口号，用他的手指顽强地按着键盘，挖掘着那些可怜的字键发出的刺耳的曲调。 为了了解社会差别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恩里克·林离开智利，到了海角的一个墓地，在那里写下了《阿雷纳斯角的墓地》。在诗中，他以严肃的讽喻口吻赞扬由麦哲伦城的著名远征队建立的大理石和丝柏的壮观建筑物，恩里克·林既不暗示也不直说那些野蛮的、几乎是闻所未闻的灭绝印第安人的刽子手是如何发财的。他不需要这样做，因为他在一次墓碑落成仪式上留下了他的诗篇，“那里一片宁静……”但是这种死一般的宁静，并非最后的安宁，只是通过墓穴加剧了它的有力的活动。
宁静，只不过是 他以几乎是戈亚式的线条和把严酷的葬礼同洋溢着欢笑的力量结合在一起的可笑的观察力，从内部找到了死者那种安定秩序的裂痕。传统的重负和历史的梦魇嘲笑着人们，并以超出墓穴的力量压迫和统治着麦哲伦海峡的那片寒冷的地带；但是在死者身上已经存在其自我破坏的因素，爆发嘲笑声的因素。他自己的嘲笑是这个阶级的埋葬者，这个阶级如今在光天化日之下把虚无的神道和他的庄严的空虚埋葬了。 豪尔赫·泰列尔这样说明他的家庭出身和他的诗歌的产生：“父亲是共产党员，祖辈是中农或贫农和手工业者。我痛切地认识到，诗歌应当是斗争和自由的武器，我的最早的朋友是当时以聂鲁达为榜样，为和平而斗争，写作社会诗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歌的诗人。不过，我没有能够写这类诗，这使我感到内疚，至今还常常感到不安。”（《关于我真正居住的世界》） 从他的最早的诗篇起，泰列尔就像在自己家乡那样在弗龙特拉地区挖掘。在智利诗歌中，再没有比他这个地区——劳塔罗和维克托里亚更熟悉、居住条件更舒服、更美好的地方了。在泰列尔德诗中，地区具有了灵魂，星斗和白日变成了诗人的主宰，诗人以祭献的仪式对待它们。这类诗歌，泰列尔称之为田园抒情诗、乡村诗和公社诗。 对泰列尔来说，整个现实都布满了在童年时期贯穿着冲突和矛盾的痛苦田园诗的迹象和标记。例如，他的一首题为《夜雪》的诗。这首诗仿佛是一种轻微的绝对的力量；面对这种力量，诗人只能低下头接受那已经毁灭或正在毁灭的天堂的灰烬。在《失去的王国》一诗中，作者勉强觉察到他心灵中为雨水浸透的激动情绪，因为他的心灵已经枯竭，一滴水也没有了，有的只是无限的绝望。这样，泰列尔的诗就从痛苦转为完全的绝望，全部现实都背叛了它本身。 泰列尔的目光总是注视着那种昙花一现的美丽。但是在这一点上他并没有若有所失之感，因为它就在眼前。还是在那种滴血的伤口上存在着诗。 泰列尔在自己的诗歌中表现的这种浪漫主义感情，使文学变成一种神圣的职业，使诗歌像伤口流血一样涌现出来。 埃弗拉因·巴克罗不像恩里克·林那样产生于城市环境，也不像泰列尔那样来自弗龙特拉地区，而是诞生在中原内地的乡村中。当恩里克·林和泰列尔变成离心的诗人的时候，巴克罗却试图把永恒的核心或中心写入他的诗篇。他在诗集《人民的石头》（1954）中，在群众的坚强力量上找到了这种核心。这部作品由“土地”和“火”两大部分诗篇组成。这是从这两大类诗篇的结合中像火山爆发一样产生了诗人的“人民的石头”：
由于死亡和硫磺而狂奔的， 后来，巴克罗在《女伴》（1956）一诗中，在爱情关系、在诗人同世界的积极而公开的关系方面找到了永恒的核心。这种热情在他的怀古诗里进一步继续了下来。其最突出的代表作是《人的面包》（1960）和《归来》（1961）两本诗集。这两本集子中，被看作死者与生者交替延续的家庭得到了有力的表现。这种表现把诗人同整个大地联系了起来。大地、世界和事物在这位诗人的作品中熔合成一座永恒的居所。 这是巴克罗的诗中阻有力量的方面。还有另一种也许比较虚弱但非常出色的诗篇。在这类诗中，描写了人民的活动和朴实的职业。《毛拉》（1962）中描写的粗糙的家庭工艺和《儿童诗》（1965）中描写的乡村手工业代表了这第二种倾向。这是他的诗歌创作的另一个方面。 如果说在智利诗歌中确实存在一位反诗人的话，这位诗人不是别人，只能是阿曼多·乌里维·阿尔塞。他是一位有修养、有学识的诗人，他的诗中有一种追求诗歌激情的可贵趋向。他的一系列诗集清楚地反映了他的诗歌创作的发展过程。他的头几本诗集受到英国当代诗歌的明显影响，特别注重情节描写。《苍白的行人》（1954）和《骗人的琵琶》（1956）中充满了关于家庭、学校或英国沙龙的生活场面的描写。在他最后一本诗集《没有地方》中，由于运用了凝练而深刻的语言艺术，这类描写几乎完全不见了。以往的经验像水果剥了皮，只剩下了神经……所以，他的新诗同他的旧诗所保持的联系，只是讽刺诗的某种外形。而现在，在乌里维的雕刻出的或敲击出的诗行中，更常见的却是希腊抒情诗的片断和埃兹拉·庞德的诗句。诗人竭力在一束细小的光线里摄取最多的光辉，所以他的诗中，既有亮光也有暗影，既有倒影也有直射，既有素质也有活力。 政变后的智利诗坛 古巴革命的胜利曾经震动拉丁美洲大陆和拉美各国文艺界，给智利作家和诗人以推动力，推动他们以各种形式了解人民，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的最有力的桥梁不是新诗，而是人民歌曲。这个具有特殊意义和影响的现象应当得到应有的评价。人民群众在参加大规模的民族解放斗争中表现出的革命精神和他们的感情，应当在作家和诗人们的笔下得到再现，也应在艺术家们的表演中得到体现。比奥莱塔·帕拉、安赫尔·埃·伊萨贝尔·帕拉、帕特里西奥·曼斯、罗兰多·阿拉尔孔、维克托·哈拉、查罗·科弗雷，以及“基拉帕荣”和“因蒂利马尼”等艺术团体在这方面做出了令人注目的成就。他们的作品和表演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公众的热烈欢迎。 后来，诗人们开始以更顽强的主动精神从事创作活动，他们竭力接近人民，了解人民，表现人民，努力反映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和民族经历的重大事件。但是，1973年发生军人政变后，大批诗人遭受到反动当局的迫害，有的受到监禁，有的放逐国外，有的关入集中营，除了少数留在智利外，大部分被迫流亡他国。这些诗人是：奥斯卡·哈恩、瓦尔多·罗哈斯、奥马尔·拉腊、贡萨洛·米连、埃尔南·拉文、弗洛里多·佩雷斯、海梅·克萨达、塞尔希奥·埃尔南德斯、海梅·希奥尔达诺、奥斯瓦尔多·罗德里格斯、费尔南多·阿莱格里亚、贡萨洛·罗哈斯、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蒂托·巴伦苏埃拉、安娜·皮萨罗、塞尔希奥·马西亚斯、阿列尔·多尔夫曼、塞西莉亚·比库尼亚，等。这些诗人尽管受到政治迫害，面临着恶劣的生活环境，但是他们依然坚持写作，以便根据耳闻目睹和自身的深切体验，揭露智利军政府对人民的压迫及其以各种形式进行的抵抗斗争。这样，就产生了智利文学中的两种特殊的文学类型：“智利流亡文学”和“地下抵抗文学”。 在上述诗人中，至少有三位诗人在文学方面是更为活跃、成就更为突出。他们是：费尔南多·阿莱格里亚、阿列尔·多夫曼和奥马尔·拉腊。 费尔南多·阿莱格里亚是智利有名的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小说家和诗人。1973年9月智利发生军事政变时，他在华盛顿担任文化参赞。阿连德政府被推翻后，他转移到加利福尼亚州，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后来，他还曾到委内瑞拉。在这期间，他在墨西哥出版了他的两部作品，由乌拉圭著名作家马里奥·贝内德蒂作序、以拉丁美洲的酷刑为题材的中篇小说《战争的毒蛇》和他题为《揭示人类种族的教育集》的诗歌全集。这部全集收入了作者从1957年出版的诗集《万岁，智利……》中所包括的诗篇到1979年8月为止所写的全部诗作。除了本身的创作活动外，阿莱格里亚还担任《智利流亡文学》杂志的主编工作。该杂志自1971年初创刊以来，至少已经出版了十余期，其中有一期是为纪念聂鲁达出刊的，上面刊登了亚历山德雷、阿尔维蒂、卡诺和几位拉美国家的诗人的作品。 阿列尔·多夫曼是当代智利文坛上的名诗人和名作家。智利政变后的1974年，他发表了两本散文集：《纯洁与新殖民主义，在智利焚毁的几篇论文》与《超人及其灵魂的朋友》和一部小说集《海边的摩尔人》；他的一部分诗篇，如1971年发表的《石头太阳》、《遗嘱》等，流亡以后又重新出现在拉美和一些欧美刊物上。这些诗篇洋溢着爱国热情、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和对未来胜利的信心，诗句富于音乐的节奏感，遣词造句尖端凝练，给人以通俗朴实的感觉：
倘若他们对你说， 奥马尔·拉腊是当代智利诗坛上的一位有名望的女诗人。在智利政变前，她发表了两部诗集：《敌人》（1967）和《美好的日子》（1972），曾经获得圣地亚哥文学奖。智利政变后，她一度被捕入狱，后来流亡到布加勒斯特。作为她受迫害的见证和对军政府的谴责，她在狱中留下了诗篇《呵，多妙的方式！》。拉腊的作品，有不少已经被译成好几种文字，在欧洲享有一定的声誉。 谈到政变后的智利诗坛，还应当提及聂鲁达的遗作的出版情况。1973年聂鲁达去世后，他妻子马蒂尔的·乌鲁蒂娅对他生前没有来得及发表的作品进行了整理，先后整理出版了八本诗集。它们是《分离的玫瑰》、《冬天的花园》、《黄色的心》、《两千年》、《问题集》、《挽歌》、《挑剔集》和《海与钟》。这些作品，有的描写诗人晚年的孤独、悲观和无所寄托的心境，如《问题集》和《海与钟》中的某些诗篇；有的追忆诗人早年的往事，抒发对昔日美好事物的留恋心情，如《分离的玫瑰》。 《分离的玫瑰》是一首长诗，整理发表于1979年。诗篇很优美，描写诗人对拉帕·努伊岛的回忆：三十年前他在那个岛上度过一段美好岁月，那一段生活和岛上的见闻给他留下难忘的印象。“分离的玫瑰”的寓意是那个与大陆分离的海岛。诗歌一方面表达了诗人对那段生活和那个岛的留恋与热爱，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诗人对那里的天然风光和人的命运的关注：
周围一片灰色的景色， 来源：《当代拉美文学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 作者：朱景冬（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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