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平阳：我诗歌的三个侧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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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三十多年的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风暴一样翻卷着中国，巨澜狂飙，天翻地覆，物质主义在获取巨大的统治力之后，也意味着乌托邦和乌有乡的急剧灭绝，山水失色，故乡消逝，“不同的人文”纷纷被打上“抢救”的印戳。在此“大变局”时段，尽管云南并非天外飞地，但它多元的原生文明仍然顽强地存活着，足以为我提供一片纸上的旷野和寺庙群落。我不认为诗集《云南记》力图用一片荒烟蔓草的旷野去对抗什么，但我确实希望以现代性和地方性相融的视角，通过自己的书写，在传统的故乡概念荡然无存的时候，在纸上留下一片旷野的背影，一如挽歌。世界正一步步登上欲望的巅峰，在遥远的西双版纳的基诺山上，至少我还能听到这样的祷辞：
神啊，感谢您今天
神啊，感谢您今天 这种寨父口中说出的语言，还是那么的干净鲜活，还是那么的“食可而止”，从来不想把世界揽入怀中。其几乎贴近了神性的单纯人性，神不知鬼不觉地成为了一个时代对面的黑衣法官，真是让人悲伤。这也不难看出我为什么要赞美那几个在赶路途中溜走的手工茶人的理由了，他们还活在自己生活的现场，灵魂没有走丢。在《快与慢》一诗中，我写道：
只有贩毒的人是快的 三 把诗集的名字命名为《云南记》，我有“记”的愿望。记什么？我越来越觉得这个世界仿佛一个作案现场。为此，我甚至期盼诗歌写作应该具有摄影术的功能，或尽力的去找到摄影术所不能呈现的感人部分。无论是切片、线索，还是瞬间，即便是档案资料，抑或某个阶段的社会场景、人心图案、光阴流痕，它们的现场感和准确性，都会使其毫无虚幻和秘密可言。一系列的蛛丝马迹，一系列的世俗审美标准，一系列的社会符号和关键词，任你隐匿多深，它们却会把谜底全盘托出，真相的意义，基于减少或减弱，而不是欲盖弥彰，更不是人为的铁幕重重。有时候，诗歌也应该咔嚓一声，一个世界遗失在纸上，另一个世界跑步前来报到。那惊心动魄的力量和美，它们主要的组成部分，总是存在的，是风暴卷起的石屑，是冰川透出的水滴，是局部和角落，见证、证据、记录，在装满了责任和良知的社会学列车上，一直都是诗歌的灵魂。满眼都是推到重来，颠覆，覆盖，销毁，未来的某一天，当我们决心返回“故乡”的原址，这些“记”，可能会让我多死一次，但也可能将我守灵人的表情存放在个人的心灵史之中。为此，近几年来，我写了《昭鲁大河记》、《木头记》、《养猫记》、《狱中哺鼠记》、《少年筑墙记》、《生活记》、《牧羊记》等一系列叙事体诗作。今年八月底，在陕西榆林的无定河边，我还写了一首《枯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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