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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丰：作为同时代人与“持存”(3)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姜丰
2015-11-16 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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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语言的天性

谈到“语言的天性”，正如法国解释学大师保罗 利科认为的，“现象学和解释学互为有效交谈的前提。”也许，正是在一种强大“个体语言”体验背景的形成之后，才能在保持整全人性的前提下，直接面对命运的打击、对话和超越。完全有可能的，语言和言语的丰富并不会形成遮蔽，在这样的个性直接理解天性、天命的语言中，包容、共在、兼容、自然、天命等意象很容易成为语言艺术形式感中的智性理解它这种语言本身的缓冲地带，一如智思的存在结构一再从语言精神之维的高度起飞，翱翔于平和的自然大化精神之中——这，也就是东方智慧中最伟大的部分，即在尊重个人的前提下，于天道精神整体的尊重和融入。而在这样的尊重和融入中，作为与宇宙相互共在场域中的个性化的个人，才能在深入到一个词内部历险之后获致那种广义尺度下意象爆破和聚合的对个性化主体的无限精神指引和提升，享受一个“个人”栖居于语言的天性中的丰富的表达或沉默。这不是焚琴煮鹤或者剖开夜莺的歌喉看看何以它的歌声那样美丽，而是一种智性首先理解此在世界中主体的葆全，然后才可以追求新的向度；当严格学术意义上的哲学并不能承担起时代现实境域中生存重量的时候，诗歌应该勇于接替过那些在语言中经历为实存的先存者的心灵火炬，接替过他们中断的追问过程中散失的言说，满怀喜悦、赤裸并坦诚在语言中经历为新的实存，并继续追问，积极投入到那场永无止境的谈话中。

事实上，泱泱中华五千年文明当中，基本上是诗代哲学、诗代宗教、诗代一切形而上诉求的。实际上，首先界定意象词语的属性是必要的，因为这样的包容、共在、兼容、自然、天命等意象词语又不是它们习用的表面意义本身。不妨随手拈几个词语看看它们是怎样走到其表义的反面的（当然不仅仅是反面，因为还可能是任何侧面，亿万种侧面，有时候我甚至会开玩笑地说应该取消反义词……），比如包容是排斥（如对假丑恶现象学意义上存而不论的理解智慧中，实则是对假丑恶的绝对排斥）、共在是独在（如个性在与尊重社会生存的关系中，对个性光明面无限的道说和确立）、兼容是专制（如对理想化爱情的无限尊重和追求中，温柔到痛楚的对所爱对象的“专制”）……有时候，包容是不包容（如对撕裂人性真善美的绝对暴力邪恶力量的大拒绝）、共在是不共在（如禅宗一方面“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一方面却又“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的中国禅寺中“生活在别处”的风度），自然是不自然（如不自然生活状态中的应对智慧）……还有时候，包容是不是不包容、共在是不是不共在、自然是不是不自然（如为了纯粹美的实现，天秉优美灵动品质的汉语言可以自由地翱翔于单字词意象由其属性快意组接形式至美的诗歌，了解这一点，肯定有望用汉语写出更多如博尔赫斯所言“为了写好，诗应该没有什么含义”的至美诗歌），仿佛什么内容都没有，然而那种不断从语言开端的形式直接溯源于隐秘严整恢弘大美人性体验中的浑然天成流出心田的诗歌，将一再如海德格尔在《林中路》中描述的罗马喷泉那样亿万次都在新鲜的观察中开端着人性之真善美……

这样讨论词语的多义性势必导致跌入没完没了的逻辑圈子，在这里，我想到的是词语的巧不可阶，无论是在实际的含义还是价值取向还是其象征寓意，语词，尤其是汉语都是太过诗化的难于把捉了。凝视不仅仅是及于爱人、爱，完全就是词语的不可把捉力量的抒写，如瓦尔特. 本雅明对诗歌中的语词高度赞誉：“词也可以有它们的气息的光晕”，他还引用奥地利的文学家卡尔 克劳斯的描述来补充：“人看一个词时离得越近，词回头注视的距离就越远”。（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三联1989年版，张旭东译，第173页）这样的体验，对词语抱有虔敬的理解、擦拭并洞察的诗人，往往可以很清晰地感觉得到，正如我们爱一个人往往不像是爱一个人，而像是爱语言了，我们到底是在爱语言还是在爱具体的一个人？这是个问题。

或许可以将一个人生命中内在智性词语的构成想象成一个量子系统，根据测不准原理，一如我们无法同时观察到一个电子的动量和位置一样，召唤存在莅临的词语，也是不可能为我们将其符号性的传达与真实的存在勾连起来，真相，往往在超出词语的想象之域，再穷究其背后则是莎士比亚所说的“人生充满喧哗与骚动，却毫无意义”的虚无感；在与个性天命的对话中，语言，其根本属性中有远离存在的一面，甚至，这可以说是语言的原罪吧！但是，就天性而言，我们仍始终与诗神抱持着不离不弃的追求态度，一如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某些时候，诗人的为柏拉图所谓的艺术“迷狂”附身，也自有刹那间“诗成肉身”的瞬恒超越；当然，绝对的超越是不可能的——这也有原因，大抵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直面生活现实的全面压迫之故，这样的现实既包括外在实际生活中遭遇的生命痛楚，也包括于人性本身弱点中容易形成的精神症结和哀伤；于现代诗恢弘的世界精神图景中，作为同时代人正是先通过天性三昧之火的陶冶，先深入语词个别的价值历险活动——这里涉及的汉语言独特的诗化语法结构于普遍人性中的弱点结合容易形成遮蔽和专制的维度还堪讨论；这是第一步，而续后的许多步先不详论，总之最后仍是要通过语言的天性陶冶，回到恢复主体人人性之本真、尊严和良知，关怀的暖流会归入这个定语：人性！

实在要问——人性意味着什么？或者诗人是否应该这样发问：语言意味着什么？诗人跟语言的遭遇被动地何以可能？主动地以何可能？

当无法回答很多问题的时候，只好取消问题，这依然不是逃避，而是当更高的存在乘语言之光莅临时，一种沉默美学的态度，将周围太多曾经纠缠不已的存在暂时变成非存在，从而与心中的神灵更好的对话的智慧而已。

在千百年来倾向于无神论的中国，我倾向于将基督诸佛菩萨罗汉之类也看做是人。如果将这些“人”标举的一个个光辉人格及其不无神秘色彩但终究会有高尚其志中真善美精神现象确切慧启的部分，做一种现象学的剥离，应该是可行的。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是在超越了个人人性的境域后达到的崭新人性历史的发生。这些“人”的人性这里不好也不够多所议论，但我们大致是可以从偌多经书、典籍、史诗中直接追溯到这些“人”的人性，然后或者可以归结到一个判断，他们是真真正正过着“人类精神的生活”的往往代言至高人性象征的人类公民；他们从意识的巅峰望下来，在他们如炬眼光的烛照下，偌多仅仅以族类中的一员存在的芸芸众生们，只是在他们眼光（也就是意识，或者干脆就是语言）的折射形成的“圆形监狱”（福科语。这里应可比喻因种种人性的、外在的、惰性的原因，太多具体的个人于这些“人”强大人格魅力下自失个性的状态）中，认出了自己渺小的身影，而那是绝对不能称之为人的，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极其缺乏个性传统的中国诗性话语统治下的，法制仍不够健全的国家。

因为简单说来：正如古希腊大哲苏格拉底所说的“没有经过省察的生活不值得过”，诗人省察现实的方式就是要感应语言的天命进入天命的语言的道说，过一种“人类精神的生活”；就是要乘语言之翼，不断被抛入形成着的人性、时间、爱情，甚至正义、真理、自由……就是不断深味构成人之为人的精神存在的纤维。作为同时代人的持存召唤我们勇于跃入这个奠基于个人性的精神深渊。

(3)女性与语言

早就有不止一位哲人认真地谈及过，女性、孩子和大自然是人类最好的三位老师，我在分别谈及自然、天性与语言的关系时，仿佛也便是在分别谈及孩子、自然精神与语言的关系，而女性，终于也只是作为一位老师的形象化入我们的视野。这里我没有直接用爱情加诸于小标题。实则是因为，女性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远远大于爱情，关于对几乎全人类每一个人，都可能构成全然持存的爱情，则留待后文讨论。

又是注解：这时候，也许已经有读者感到此文内在精神逻辑的混乱了，似乎文首标举的廓清常识、内在超越没有很好的分别抒写，而是时而在行文中随意杂然共在；我倒是觉得，如此行文有点类似于罗兰 巴特尔的《恋人絮语》所倡导的“散点透视写作”，生存论概念上的“持存”本来就是及于发生学意义上的共时性精神存在及其成长的，人的自名，必将在与自然的真实对视和纯真回应里发生，在语言、在意义的创造中重获其珍贵尊严，另一方面，我倒是想起法国杜拉斯的一句话：“写作除了将生活中乱七八糟的混乱表现出来之外没有其他目的，否则，写作除了会是广告之外，什么也不是。”其实，诗学理论的本身也是一种“言为心体”的心灵的语言构成，离不开先验、经验、超验同构于艺术语言表达的精神叙述逻辑，还有不时的闪回、拼接、缀饰，加入语言形成中的言语流动。

需要提醒注意的是，我时常倾向于一种词语召唤词语的写作，从而不断寻找着一种主体言说形成。事实上，这是一个没有终极的过程，即使是在这样一篇诗学文论中也有所传达，正如纳博科夫所说：“我们的存在，只是两片黑暗的永恒之间一道短暂的光的缝隙。”一种严肃的写作正是“怎样疯狂的想象和实验都是不过分的”（虽然引的是霍金的话，但也正可以看出现代物质物理学的成果，也可以看出其对于时而代言精神物理学的诗歌，有着怎样的一种启迪），语言正是在反复的生与死的运作中才找到自己，获得尊严的，一方面，我相信布罗茨基的反复强调：“诗歌厌恶重复”；另一方面，我相信只有在找到语言的时候才能有有效的言语——诗创造！在任何一种看不见的语言之手的操作下，是可以产生出形形色色的言语的，正是在这样的语言之手的操作下，体制化、标准化、程序化、等级化、同一化……种种“化”掉人性本真部分的“酸性时间”才变化出偌多言语魔术，取消了人或者说“人类”自然本真地面对存在事物本身的能力的。诗歌的道路，诗人必须在寻找语言道路的过程中经历为实存；为了应对酸性时间的腐蚀性可能，不断寻找语言的过程将是一个严肃的诗者的必经道路，这也是我在前面所谈到的严肃诗者的一种莽汉式话语狂飙突进的语言方式的不能避免；何况，这种直面语言发现或曰创造的态度，甚至根本已经是中国后朦胧诗以降诗歌运动留下的一种可资借鉴的成果了。

或曰，这样一篇〈〈作为同时代人的持存可能〉〉是否显得太小我了？不过，我实在想不到除了一个个人的得到持存更接近持存的本意了，语言的发现和告诉，即使是自己对自己，也常常是那样的遥远；能够传达语言的体温给另一个人已经是多么伟大的事情了，遑论“三人成众”的平均领会中可以分享个体语言的智慧。仅仅是表达主体就够惊心动魄了。

诗歌，最终塑型的是诗人内在不可说的语言，而不是脱口而出可说的言语，甚至高一个概念层的“话语”；一个人说话，就是千千万万的生灵与亡灵在说话，这表达的正是诗人寻找到丰富语言的暗中的惊喜，而更丰盛的言语的盛宴，则已成为一笔心灵的财富，安居在个性精神的深处，随时可能自由地道说。此所以，惟有一个人对一个人的交谈才是可能的，才更可能在人人相照的镜像中，对话精神世界的平易且玄奥的秘密；正如苏格拉底曾经说：“我从来没有跟群众讲过话，我从来只跟一个个单独的个人说话。”惠特曼尝言：“是否这样，我们是否在此孤单相聚？”1980年，博尔赫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做演讲时则这样说，“人群是一个幻觉，它并不存在。我是在与你们个别交谈。”

真实地振语言之翼自由出入万事万物存在的交谈是不容易的，当没有精神含金量和知音度的交流对象存在时，我们应该习惯跟自己交谈，跟万事万物的存在和如是存在交谈，从而形成一个“个人”的语言，然后我们在适当的时候开口或学习更幽深的沉默，宛如灵魂与灵魂隔着非存在交谈的沉默。

正如色彩心理学理论，人最初对世界产生意识的时候，第一感知到的就是纷呈的颜色语言，只是当我们日渐长大之后，便会反而对即使是随处眼目可见的颜色语言陌生了，惟有当我们通过诗歌接通如此的原始记忆时，才会发现精神知觉中的颜色语言依然存在，并召唤我们赋予它全新的、有机的言语组合，同时，我们眼目所见的颜色也仿佛得到了一种点石成金的生命，有了它的喜怒哀乐。甚至也如词语之于诗人往往成其为精神避难所一般，一些画家都有在生活的某些阶段特别喜欢某些颜色并从中找到精神之在的庇护的经验，一如毕加索创作阶段中的“蓝色时期”，还有梵高画中那大片大片的金黄……一位学画小有成就的女友告诉我，她在学画之初是怎样将蓝色尽情挥洒在画布上还不够，一直发展到她用蓝色的杯子、挂蓝色的窗帘、吃蓝色的冰淇淋，甚至喜欢上了听“蓝”调，至于此蓝非彼蓝，当然不在她的艺术思维逻辑之内了，不过，现在越来越长大的她已经喜欢上了粉红色，于是家里又有那样多粉红的杯子、桌布、窗帘像蘑菇一样冒出来。

色彩语言的慧启只是一个例子，不需要举更多的例子了，理论上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不同方式的存在语言的寻找，形成自己的个体语言，然后真实的沉默，死一样的沉默，宛如进入了非存在一般的沉默——当然，这是一个死亡在词、短语，甚至句子中的悖论，但是真的很美。

于是，作为同时代人持存的可能终于回复到一个“个人”当下的意志主体的活的同时性。这样的一个个人无论道说的是怎样的语言和言语，只是传达出他本身的时空结构中的丰富性，而感受、思想、慧启，直到冥冥中另一种个体语言本体性的形成和不断壮大、夭亡、新生；这正是作为同时代人以它的持存力量置我们于精神永远的“在场”可能，甚至在我们受到奴役、打击或任何不公正待遇的时候，人性的尊严与精神完全不可能“在场”的时候也是一种“在场”；因为“言语”不在场，“语言”也在场，因为无论遭遇怎样的苦难，作为同时代人已经帮助我们永远地记住持存的可能。

这也许相关某种“借来”的人文精神的支撑，也许不相关外在的精神依靠只相关自己内在精神的唤醒。当我们原地踏步时地球正飞速地绕着太阳旋转四季，地球自己也在另外的运动参照系中梦一般自转着昼夜交替，重要的是一种个人灵魂性发声的语言和言语的在场，并且是既不依赖于外在物质条件的变化、也不忌惮于严酷打压的永恒在场，一如人类精神存在中的暴力结构无论如何也没法子管制大地引力一样，总有异样不可知的，也许是来自于大地甚或是宇宙的神秘力量引导我们自由精神的飞升。

太多词语在互相的比喻中生成自身、修正自身，从而砥砺着我们的人格。太多概念在所指延异的精神空间中自然地互相跳转、映射、奔逸，在帮助我们寻找着崭新语言的星天。

艾略特的“非个性化理论”是有效的，作为感受者的我们有时候正是要抽身而出，让语词与语词自由地交谈，从而寻找到语言本源处自身说话的声音。

好象这又是一种常识的廓清了！当这时代的心灵常常沦为寄居物和存在反光的处境中时，廓清常识真是一个没有尽头的工作……然后，我们重新来谈论这里的“女性”。女性——这根本上也是一个可以引起无限联想的词语，譬如大地母亲、天空的怀抱、黑色虚空一弯如带张开的双臂环抱着光明之境，诸如此类。好象每一个汉语词汇都是这样，好象这实际上本是语言自己的属性，一个意象可以随时勾连起一批意象的群落，面向不可说的说，说不可说的存在。汉语言本身就是诗的，在这种意象派祖师庞德十分倾慕的语言中，几乎我们随手可以拈及的每一个平凡的词，都有着词源学上丰富到使每一个热爱诗性存在的人砰然心动的那种成熟知识的诱惑，比如，“知道”，这是先民关于道说的最初哲思的在一个词深处的完美积淀；“结果”，正是苏轼诗句“结习已空花不住”中的禅意，传达着一种精神修持之后，灵魂如登达彼岸般结出硕果的的一个词；“智慧”，一如秉阴阳二气并生，“智”近阳、“慧”近阴，使用它的千古中华人魂魄，不知在无意识中怎样为“智慧”构塑了体内阴阳小宇宙的发现、发生和发展，尤其形成中国古典知识分子刚柔兼济的身心世界；“和谐”也是如“智慧”这样一个“双性同体”的词语，嘴巴有得吃就是“和”，人人都有自由放言的权力就是“谐”嘛！

在广阔大地上相遇的不仅是性幻想指向的女人，也是艳遇惊魂、情节缱绻，更是梦魂相系的“随风潜入夜”的，不知道是否男性会仅仅满足于“润物细无声”的灵与灵的交谈。

女性，是一个根本的诗歌意象，永在又永出离于诗歌语言的能指域，本质上与自然、天性一样是不可定义的定义；女性，是在讨论过自然、天性与语言的关系之后，第一个所指相对明确一些，也较为纯粹一些的诗歌意象。甚至，直接使用“女性”一词，就可以是一个永远降落下无限崭新词语意象的“元价值词”，不妨幽默一点，诗人们其实可以直接使用“女性”这样一个词，让它自然爆破在诗歌的字里行间，为诗人重归代言个人、个性、天性直到民族喉舌、时代先知的身份，创造出崭新意象卫星群的精神磁场。

是的，汉语言秘密隐藏的存在热膨胀、灵内敛百宝箱里，当然是有着双性同构的不断原创世界的基因在焉，于是它必然相关阴性气质的“女性”；“女性”并不关涉爱情，关涉的是爱情之外的东西。“女性”与语言的关系是语言与它本身的关系，在语言的历史记忆中，葆存着个人记忆的花朵；在个人记忆的百宝箱中，则封存着历史记忆的坟墓，诗人的责任就是要用诗歌帮助主体和族类进行深沉的精神回忆，达到用语言的精神建筑形式——诗歌——唤起语言历史记忆的尊严和语言本身的尊严。

或者，也可以说“女性”正如一个可以繁衍一切与一切繁衍的词语，我们为什么不能说：“女性的桌子”、“女性的空气”、“女性透过一片翠绿柠檬片剥开夕照的面纱”、“打开女性的身体摸到坦克的体温”……

诸如此类的句子可以随意组接，那都是宇宙自然之手通过我们的手自然写出的诗句。当然，此文书写至此，已经显出过于主观了，或者，作为更合理的体现作为同时代人的持存可能的意义，很多诗者可以有其他语词意象的所指；或者，每一个倾心接近诗歌的人总会在一定的时刻遇到属于自己的精神持存意义上的词。祝福每一个人都能找到他命中荫庇其中的词，甚至，不止只是诗人，这，也许正是诗歌需要传达给每一个具体的人的祝福。

内在祝福的声音，正是要为我们的心重获水晶的光彩。

中国20年来风靡至今的诗歌解构风潮留下的精神成果，必得由一个个具体、鲜活、自“在”的个人享受其绝对果实的自由——诗歌面对的永远是个别的、独特的、精神的语言的告诉，虽然它常常也要参与到廓清公共常识的工作中来。在此意义上，又一次想起博尔赫斯这样的感叹是确然的，“人群是一个幻觉……我是在跟你们个别交谈”。解构之后的精神创建，那首先是属于博物馆、教科书、社区教育……属于“群”、属于“类”的工作，诗人的责任是昭示这一点，然后不得不承认，诗歌在精神废墟上的创建，首先是一个个个体将词语重新洗刷后的使用方式，然后是一次又一次精神浴火重生的及于久远的内在的浩大，那首先是一个个具体的个人，同时也是“类”——诗人必得在主体内部经历人类所有丰富性成长的秘密故事。

在这个语言使用普遍戏化、沙化、魔化的时代，任何建树的工作都将可能马上成为风中的烛花只能有刹那的闪亮，因此作为同时代人仍不倾向于建筑体系，正如意象之诗、个体语言没法子体系但它们好像每一瞬间都有体系一样；作为同时代人只是倾向于将词语的魔力归返到其本身，使它自然勾连起每一个个人通过语词的美学之镜——哪怕只是诗人倾力挽救也难于挽救的几个词如正义、公理、常识……——观照自身丑陋或残酷或呆板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那样一种美或者哀伤。

归根结底，诗人关于词语的重新创建工作归于镜花水月的语言幻象，但除了写诗诗人们又能做什么呢？正如卡夫卡的判断：“除了一个精神世界之外没有其他世界”，身体既然在场，总要做点什么吧！既然所有的行为，无论是语言的还是非语言的，总要关涉精神性灵魂的构建（当它不得不以种种甚至是惨酷的方式表象出来时则是一种悲哀），那么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在人类精神存在之根几乎已经被连根拔起的全球后极权暴力与科技理性肆虐的时代，构建一座多少能提供给我们一点作为同时代人持存的可能的语言的沙上的城堡吧！

最后还有几句：“女性”实则只是人类永远的“另一半”，是男性追求的那个理想异性背后无穷异性形象的幻影，是女性追求的那个理想异性背后的无穷异性形象挥舞的手臂及坚强造型，在同样温暖、甜美和神奇的包容中，也许，终极的感觉将定格在一个女性的身上；如果上帝存在或者说上帝的持存存在，也跟很多人一样倾向于认定那是一个绝对女性创生万物的形象。虽然是画家却是生命诗人的梵高曾在一次说过：“给我个女人，否则我要冻僵了。”但是可以打赌他没有法子得到一个“女人”，因为这样的一个女人根本不意味着作为存在者的普通意义上的女人，而是存在论上深沉的人类的“另一半”，尤其是，如果他实际上说的女人根本上是指的“爱”的无限转喻的话。

事实上，当一个人用手指指向月亮，他不能只看到手指，也不能只看到月亮，其实他（她）所有能看到的就是存在，是那个永恒女性的无所不在的孕育一切的形象。事实上，在文学中而且首先是在作为文化、话语先锋的诗歌中，薪尽火传的从来就不是骈驷骊六，而是汉魏风骨，澡雪精神，而这一切，都归结于一个为老子赞颂过的“牝常以静胜牡”的女性形象。然后，在极限体验之后还有一个也许是命中等待在那里的虚无：“女人并不存在”（拉康名句，它表明在人类潜意识中“女性”没有能指，男性在追求永恒女性的路途上，终归会遇到阳具符号指称系统的面具伪装，所以不存在如歌德所追求的“永恒女性”），那么，在干掉“女性”这个词所有的所指之后，男性会怎样面对我们所处的这个符号隐喻世界呢？自由尽管是如此的可爱和值得追求，但当抵达体验的极峰之后自由真的来临之后，当一切的一切如同莫里哀虚悬现实于语言镜像的小说《名利场》到达终曲时，毕竟发出“万事皆虚空”之后的慨叹之后，却又发觉自由是那样的难于承受。

虚无的可以随时变形的不可见的精神物化入了存在的“空”的体验，可以使这个“空”如同凝固的音乐般等待诗人随时伸出冰冻的，然而内在柔软到难于想象的手指奏鸣。

或者，体察非存在的“道”才是“女性与语言”最后关系的结果，言说这个“道”一如海德格尔道说存在的体验，“对话的语言不断地破坏着我们对所讨论的事情的道说的可能性”，何况，“一个人如何能够命名他还在寻找的东西呢？”（《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幽默一句，言语道断的尽头，是不会有“女性”可以挽救我们的了。说来说去只是绕着“女性”这个词在打转，仿佛没有谈到什么“女性与语言”，然而这样的谈论始终是围绕着一种诗化的存在哲学进行的，如果说上面“1、（1）自然与语言”探讨的是“自然就是语言”，随即“1、（2）天性与语言”又在个体语言尺度下探讨了“‘天性的语言’、‘语言的天性’”，那么，这里的“1、（3）女性与语言”实则探讨的是“非存在与语言”，由此可见人类的自由想象，或者说当词开始构成短语之后带给人类的美丽误读的歧义，是——多么的伟大了！也可以确证在如前所述的“个体语言”中，言语与存在之间还在不断的延异（差异、延宕、歧义、撒播，甚至颠覆了当下的在场……）中有着多么浩瀚的距离。由“自然”到“非存在”，也是由东方风度的呈现于语言的“艺术”到非存在的“道”，这篇《论作为同时代人的持存可能》中完成了一次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然后准备重新出发的循环。仿佛“一切都是一次成型的、浑然天定的，都通向无尽的意义和优美”（博尔赫斯）“多么好啊！经过那么多年的深思/终得以放眼远眺大海的宁静”（《海滨墓园》——瓦雷里）。

所引的这两位诗人的言语和诗句，传达的都是一种经历过宇宙时间循环洗礼的况味体察，前者的胸襟无所不包、后者的水晶玄学气质，都使人钦慕。作为同时代人，每一个与诗有缘的人都能通过语言的发现、形成和运用，从存在的深渊中结晶坚刚精神的诗歌品质，通过作为同时代人砥砺、升华人格……

类似的似乎已近随笔的议论还可以很多，一股脑儿倒出来要为人接受，这无疑需要一种独特的接受美学，无法一一为之正名、正义，甚至正声，甚至发展到正韵？……然后跌入主体和他者话语辩难的漩涡中一往不复，这简直无异于掉入一个人的“酱缸文化”中了——即集体文化在注解中构成的时间内循环冲动（本质上，一个人就是一个多维潜意识构成的集体，首先是一个人类精神存在同构于“一”的集体）；我们不必纠缠于这样的作为，只需要表述而已，并深深从主体所能触及的内在深渊或曰星云世界中大声宣告，存在如是存在，不需要任何解释，只需要崭新语言秩序的确立和道通有无之间的言语刷新时代精神的标高；这正如千古以来多少中华古圣先贤们太多的断语式有关存在的基本判断，除了仅仅代言个性直逼言说天命的自然道说，并没有多少推论过程一样——哪怕是想象逻辑、艺术逻辑的推论过程——如此这般地言说了存在，并希望这样的言说真正逼近着存在，不多论证、如此信然。“语言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如此语言的性别，当它以其纯粹、博大和包容进驻存在的精神时，可以将它感受为作为异性的女性；但实际上，它并没有性别，仿佛太极图中黑中孕白的那个白、白中孕黑的那个黑，它虚无到仿佛不存在又到处都在，它是黑与白作为想象模型的存在或者说不存在，有时候就是——神！

算是补充：对于表面上看来同样是并列结构的小标题“女性与语言”，我们再一次的探讨得到的是，“非存在与语言”的短语到短语的转喻，于是，得到一种新的存在论意义上的语法表达。也许有人认为，“是否有点自说自话呢？”

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就从来没有系统阅读过任何哲学经典，他在《逻辑哲学论》中对传统哲学完全立足于对“我们语言的逻辑”的反动，跟从罗素和弗雷格的脚步，他论证说：“每一个有意义的语句必须有一个精确的逻辑结构。但那个结构是隐含在语句的表面语法之下的，因此需要靠仔细的分析才能揭示出来。”在整本《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的主要目的也就是借助于他的图像理论来阐明语言和世界的逻辑结构。然而，他通过这种分析，对哲学本身所达到的否定性结论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他论证说，一切语句，如果不是一系列对象或事态的原子图像，或者如果不是那些图像的真值函项的组合，那么就是无意义的。所以，对维特根斯坦来说，伦理学和美学的一切命题，关系到生活之意义的一切命题，一切逻辑命题，甚至一切哲学命题，严格来说，都是无意义的，唯一有意义的命题就是自然科学的命题。

然而，对于目前普遍短视、异化、自满的自然科学来说，既然它们无法真正触及人类、个人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事情，那些东西就只能化入一个个“个人”的沉思：“对于不能言说的事物，我们必须保持沉默。”何况早就有黑格尔、狄尔泰、胡塞尔等西哲用太多自然科学的方法论研究精神科学的存在，结果导致某些不幸的哲学、文化后果，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也认为，“科学既不适合处理价值观念，也无法回答个人生存意义问题”（见韦伯论文《科学作为一种科学》，英译本，Science as a Vocation，载Girth&Mills编《韦伯社会学文集》，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牛津大学出版社，1956年，130页）那么，就让这个“补充”终于成其为面对生命哲学根基上的——相关作为同时代人的喧嚣的沉默吧！

唯有存在的诗歌，可以少一点喧嚣，可以是最接近本真沉默的沉默。事实上，语言的清楚明晰并不在于井然有序，也不在于使用专门的技术词汇。它的目的在于澄清纠缠不清的各种关系。惟有通过清晰的言语，通过表达式的那种直达意义深处（作为一个终究不可言说的背景）的力量，才能获得简洁明了。语言从那种沉默示意的背景出发，穿越在无休无止、令人困惑的事件历程中，并通过无数的途径得以重新组合，使自己变得清晰纯净。以物观物、以人观人的诗句，只是澄明着物理、精神空间之在的诗性意味，而阅读者自然将懂得于敞开的文辞中镜照自身，觅到他心灵的伊甸园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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