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文东:以“第三代诗人”赵野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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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被遗忘的时间形式仍在召唤我们 敬文东
一 无论是在最为隐蔽的意义上还是在最为彰显的角度上,诗歌最重要的主题都应该非时间莫属,其他一切主题——比如死亡、爱情等等——都是时间主题的派生物,就像加谬(Albert Camus)一本正经地说,只有自杀才是唯一值得关注的哲学问题。因为时间,只有时间,才是人类最难以战胜和克服的终极敌手。尽管时间始终在敦促万物生长,但它也在不断催促万物的消逝:“未曾生我谁是我?/ 生我之时我是谁?/ 长大成人方是我,/ 合眼朦胧又是谁?”③这样的说法也许对时间并不公正,因为相对于时间,我们并不拥有公正的能力。在它的场域中生长,在它的场域中消逝,又有什么不合理的呢?但诗歌有能力化解我们对时间的抱怨,也能让时间理解到:我们对它的不公心态其实具有相当大的合理性。同其他所有艺术形式一样,诗歌也是人类追寻消逝之物的工具,是收集消逝之物的器皿,而一切消逝了的,才是我们最不愿意放手的美好事物——这不仅仅是个心理问题,更是一个心理事实。美好的事物之所以会消逝,端在于时间的不可逆转性,端在于我们面对时间油然而生的巨大的无力感;而在时间的怂恿下,一切事物都倾向于消逝殆尽。这就是寄放在人类骨质深处的最大悲哀和最大宿命:我们想要的早已被时光没收,我们不想要的却始终在胁持我们。因此,作为一种昂贵的人造物,“所有的诗篇都必须是关于消逝之物的,所有伟大的诗篇都是对消逝之物的悲壮寻找。”④诗歌之所以被人类器重,仰仗的就是它具有这样的功能。尽管这个功能是人类有意识地赋予给它的,但它确实既能缓解我们对时间的抱怨,也为我们的抱怨收获了难得的合理性。时间因此有义务原谅我们对它的不公正,宽恕我们的忘恩负义。 同古典中国固有的时间形式相比,今天的时间流逝得实在是太快了,远远超过了正常的物理时间和我们对它的心理承受能力;但现代人还在变本加厉地追逐速度,为时间的加速流逝鼓掌、喝彩和叫好,希图从时间更为快速地流逝中,敲诈出更多的利润和利益。面对这种典型的、强行挤压时间按钮的现代疾病,作为诗歌的重大任务,对消逝之物的挽留、对时间的呵斥就显得尤为急迫。但挽留消逝之物并不是让时间坐在椅子上或蹲在地上静止不动,以致于让它的翅膀停息下来;所谓挽留,不过是动用回忆唤醒消逝已久的美好事物。它们全被囚禁在记忆的闸门之内。唤醒它们就是解放它们,这显然是一种善意的举止,但它也趁机安慰了我们:“如今它们都消逝了,那些 / 我们以为不会降落到自己身上的日子已经来临”(They are all gone now,the days / We thought would not come for us are here)⑤。而唤醒过去的最极端、最终极的目标,不过是让今天重返祖先的居住地,重返被祖先不断肯定的、消逝于时间之冥河的美好之物,是要让过于快速的今天回返祖先曾经器重的时间形式,一种源自于泥土的时间形式,以便让它拯救今天过于变态的时间的流逝,进而让祖先朴素的情致、祖传的风度和古旧的氛围以细节为方式,溶解在今天的生活之中,在分子的水平上重新整合我们的生活。尽管这一切只能发生在想象领域,但它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无论现代汉语诗歌的体式、腰围和相貌在未来的岁月里如何千变万化,它最重要的任务在理论上应该永远不会发生任何偏移:按其本意,诗歌总是倾向于“改变工程,但不更动计划”⑥。 伴随着一维的、线性的现代性时间形式而来的,是进步和发展的神话⑦。它有能力诱惑越来越多的人集合在它的麾下,因为自诞生的那一刻起,它就在矢志不渝地向我们许诺:将来会有一个黄金时代、一定会有一个黄金时代。同祖先们信奉的不断轮回的时间形式截然相反,未来代替过去,成为我们获取生活意义的最重要的保证与理由。它是我们生活意义的集散地和发源地。在现实生活中,向祖先的方向回归、对消逝之物的唤醒、朝美好事物的稠密地带返进,有充足的理由被认为是绝对荒谬的事情:在“未来神话”的逼视下,泥土终不免暴露出它腐朽和自我污染的特性。顺应着寄居于现代性时间形式内部的逻辑要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诗歌的本意并没有得到善待,就像在“破四旧”运动中所有古旧的事物没有得到善待一样;在“崽卖爷田不心疼”的众多诗人那里,诗歌的本意被故意扭曲了,以介入现实、书写当下、反刍日常生活为借口,诗歌充当着欢呼时间不断向前滚动之集团军的孱弱组成部分⑧。在对诗歌之本意一无所知的“便条集”诗人、拉罐诗人和卫生巾诗人的眼中,唯有成为集团军的组成部分——哪怕是最孱弱的一部分——汉语诗歌才可能得到人民的重视,语言性的诗歌和诗人才有可能从绝对的边缘之地,走向万众瞩目的、视觉性的电视和广场。这样的异想天开注定要自取其辱,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没有必要在此提及的众多诗歌丑闻,绝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在现代性时间形式劫持了所有人和所有行当拼命奔向未来的情况下,诗歌和其他艺术一道,更应该遵从自己的本意,说服驱使它的人响应自己的号召,向种子的方向大幅度返进,在美好事物的稠密地带采摘已经消逝了的花朵,就像“飞鸟在地上行走也让人感到有翅翼在身”⑨一样。事实上,现代汉语诗歌并不缺乏这样的传统;远在民国年间的事情不必说了,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第三代诗歌运动,已经部分性地给出了例证。 二
我要讲述一件可能已经被人遗忘了的事情,要提及一位差不多快被遗忘的诗人。1982年国庆节,来自成都、四川南充市一些高校的现役大学生,在重庆西南师范大学举行集会,讨论现代汉语诗歌何去何从。美丽的缙云山以它的满山秋风,接纳了这伙热血沸腾的愣头青。在共和国短暂的历史上,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奢侈、豪华的时代;诗歌作为过于市侩的今天一个不值一提的渺小问题,在那时却是关乎灵魂、左右文化路向和格局的大问题⑩。一群少不更事却心比天高的年轻人,裹挟着青春和热情,面对普遍的废墟,自认为已经肩负起了历史的重任,“仿佛一切都是真的,没有怀疑 / 没有犹豫……”(赵野《1982年10月,第三代人》)11在这群人中,就有那位如今快被遗忘的诗人赵野。整整26年后,赵野在自述中,对那场热烈的、狂欢式的讨论有过十分朴实的描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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