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从周：赵野的诗学传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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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剩山》的主题或许是赵野与艺术家关晶晶的相互激发，也或许是隐藏在这一对伉俪内心中的“志”。所谓“志”，即士心也。澹泊明志，而志本身即是澹泊。志当存高远，而高远本身即是志。士心，具有一种勿忘勿助、或显或隐的形态。它既没有具体目标，也不是文化的虚无主义。凡有目标，皆成欲望，则远离“志”了。 诗人，请言志。 赵野在第三首诗中，这样讲述他心目中的剩山。那是一个文化道统的残留物，桃花源一样的大同世界。如同孔子问曾点他的志向一样，曾点言，春服既成，偕五六子郊游。“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是儒史上也是诗史上的“曾点精神”，天清地明、礼乐兼行。 “那是我梦寐的清明厚土／日月山川仿佛醇酒”。这首诗不太好分节，它似乎具有一种天然的不可分割的纹理。作者在这里完全隐去了“机心”。任由伟大的抒情传统作一华美的铺陈，任由想像力倾泻和情感奔腾。这种带有南方文学《楚辞》特征的华美，将节制当作丰腴来吟哦。“梦寐”一词后来在接下来的诗篇中反复盘旋出现，其目的是诗人要增加它的质量，像一个不断被弹奏的元音，它是《诗经》首篇《关睢》中的“梦寐”，是君子好逑、辗转反侧的“梦寐”。“梦寐”二字，介于半梦半醒之间，其瑰丽想像，既有上天神授的力，也有个人主观愿想的推动。如此之梦寐，才具备“人”与“天”的交融、通感。 “清明厚土”，则正是一幅“剩山”的抽象景象。清明时节，路上行人，借问酒家，杏花之村。又是对典故的重新发明，梦寐的诗人和断魂的诗人在一首重新被激发出来的诗中相遇了。清明厚土、日月山川全带有醇厚的陈酿之气。山川令人陶醉，传统令人陶醉。这是诗人醉生梦死的文化原乡，这才是诗人的窈窕淑女和香草美人。 接下来他写道：“君子知耻，花开在节气／玄学被放逐，另一种气候”。这一层穿越历史的眼光，已经从孔子删订《诗经》、问答曾点的年代，进入到魏晋时期了。君子知耻的代表性人物是竹林七贤，他们将中国文化的“士格”推入到一个崭新的高度。他们也将道家文化引入到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中来，行事不拘礼节，举止怪异，言辞玄奥，服丹纵酒，充满禅机。既便在有杀身之祸的当口，也能从容弹奏一曲广陵散的绝学。这是中国文化的灿烂之花，“花开在节气”。赵野的抒情，暗藏着一种对锦绣历史的隐性叙事。这一层，已是一读而过的读者不可考的了。 “湿润，明朗，带转世之美／素颜的知识成为人间法”。诗人在这里引入了一个人人都能明了的佛学概念：转世。包括“人间法”也是。但显然作者并非是要将人引到“空”、“不二”的华严境地，他只是作一个形式上的借用。因为诗人在佛学方面并未有过多的研究与心得。但就其朴素的思想萌动而言，他已经在想“生死大事”。在五十知天命的心境中，他必然要追究生命的实相、那不同于思维和逻辑的人间本质。此处亦是在承接上段，将“清明厚土”的景象作进一步的涂抹和抒情。他有意识地深入描写，让这一节的气韵变得更加具体和生动。同时他又将这种生动，演变为从景象、抒情、叙事到哲理的全方位迭代。这是一条文化的夺命索。只有浸淫在这样的文化中日久，才能发现诗人的多义性和丰富性，那绞合在一起的优美的气息，是招魂，也是通灵。 “松风传来击壤歌，噫吁嚱／桃花流水悠悠，吾从周”。末了这两句，气魄之大、情之深意之厚，笔法之孤绝高妙，令人一吟三叹。尤其是读到“吾从周”三字时，直若是从作者胸臆间沽沽流出，毫无涩滞。反正我是读到“吾从周”时，忍不住泪水盈眶。此三字，让我想起孔子、想起陶渊明、想起杜甫，想起那些伟大先辈诗人圣贤的苦心孤诣。貌似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充分说明了汉语的概括能力，既能看到诗人的眼界、学识、报负，又能看到他将千言万语抽象成三个字的背后功夫。那是多少个良夜的浅吟低徊，欲说还休。那是无数个百感交集的酝酿过程，最后捧出的一坛祭酒：吾从周。 “击壤歌”亦是用典，相传是夏商周时期的一位老者所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天下和乐，无忧无虑，全无挂碍，先民和始祖的智慧，如今或许已失传了。“松风”和”桃花“也是唐诗宋词使用过千遍的符号，如今在赵野笔下，竟也服服帖帖，妥妥善善，推陈出新的意境。这是新古典主义诗歌的一大收获。了了几个字、词的用法，竟然能翻出新意，生出厚度。仿佛是春天的一道犁，在历代劫毁中播下新的种子，开出新的气象，开出新的田园山色。“桃花流水悠悠，吾从周”。这句式多么地古典，又多么地当代。这会是个名垂千古的句子。 “噫吁嚱”则是李白名作《蜀道难》中的叹词，亦有民歌之风，可看作是感慨或号子。此诗必得有“击壤歌”，必得有“噫吁嚱”，方能有“吾从周”。此诗必得有“清明厚土”、“仿佛醇酒”、“另一种气候”的韵律，才能演进至“桃花流水悠悠”、“吾从周”。历史笔意，自古至今的流淌，终至赵野，于当代形成一诗学的道统正嗣、传承硕果。无疑，这是新古典主义诗歌集大成式的一次写作。 试读：
那是我梦寐的清明厚土 五 “吾从周”的“周”不仅仅是一件实指，其实指向孔子所服膺、代表的周礼传统。孔子经常梦见“周公”，并且把“周礼”作为他倡导的礼乐精神、人间人伦和社会秩序。而孔子自己所处的“轴心时代”，他认为已经礼崩乐坏了。事实证明的确如此，风起于漂萍之末，随后而起的战国时代，使得百家杂出、天下大乱。“形而上”的忧思每每成为“形而下”的安身立命、纵横权谋。此时，反而是“道统不堪故园的重负”。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已经指出，所谓“周礼”上承的其实是“殷商之礼”，是中国礼乐精神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却以“青铜器”的铭制而闻名，安阳甲骨文的出土又将先民的文化再往前回溯了一大步。比“韦编三绝”更早的是，先民在甲骨上占卜记事，走出了“结绳记事”的石器时代。 而在孔子所推重的尧舜时期，这个带有“理想国”色彩和被后人神话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寄托了一代代社会管理者与知识分子的“梦寐”。相传舜禹所传下的十六字心法意味着儒家心性最高的学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厥执中”。在汉语母国的政治理想当中，无一不是把人格的修身、律己作为最初的出发点和最后的归途。因为“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除”，以此来区分“君子”、“大人”、“圣贤”和“小人”、“百姓”、“不肖”。 赵野的“吾从周”一句是为孔子而道破的，他说出了孔子的潜台词，也说出了千百年来知识分子的极高理想和道统意识。但正如我所说的“周”不仅仅是一件实指一样，它已经演变成了一种精神符号，这个符号是经历时间的流淌而打磨、抽象出来的一个“元码”。“周”意味着“天下忧”的结果，“这片云有我的天下忧”是提出问题，而“桃花流水悠悠，吾从周”则意味着，诗人找到了他命定的答案。命运的激流、诗人的使命自此有一个妥贴的安放，一切都找到了“心性自然主义”的某种印证，诗人心中的“块垒”在这个句子上得到全然而然的“桶底脱落”。 赵野在最近的一次交流中说，在写作这组诗之前的一年，他即有了“桃花流水悠悠，吾从周”这个句子。而当写出“松风传来击壤歌”时，他亦觉得如有神助，“吾从周”的句子似乎像一支伏兵，就等着诗人的一声令下。赵野从手机上发来说：“好诗的最后一个要素是运气，感谢命运。”除此之外，诗人必得如胡兰成言“作文是兵家事”，方能有此种莫测出现。 在接下来的第四首中，赵野对他抱定的“心性自然主义”哲学观有所发露。“自然有方法论，朔鸟啾啾／应和着庙堂上礼乐一片”。礼乐风景，礼乐即风景。自然和人伦，宇宙秩序和人类秩序是一应物事，而非二元对立。“逆天者”、“逆道者”必然会在“因果律”的作用下遭至自食其果。“朔鸟啾啾”，廿四节气有廿四节气的样子。“自然的方法论”很容易被误解为“方法论”，误认为是方法和手段。方法论在“道、法、术、器”的四个维度上，是“道法”，而不是“术法”。自然的方法论即“自然之道”。如果将其理解为通过掌握自然规律而又应用于人类的膨胀上面，变成“墒增”，则谬误大矣。 “飞矢射隐喻，春风秋雨／让说不出的东西失去勾连”。此处的“春风秋雨”，即是自然风景的春风秋雨，但在诗人的的多义性看来，词语又拓片出新的重量，“春秋”二字又是孔子著《春秋》的春秋。春风秋雨，润物无声。同时，“春秋”又是传统和历史的代名词。故时间的“飞矢”穿越历史的“隐喻”而来，说不出的东西失去勾连，进入“停杯举箸不能食，拨剑四顾心茫然”的“混沌”境地。 但这个境地很快又到“澄明”的彻境中来，诗人在一片混沌中生出“天地初开”的“独头意识”：“教条皆歧义，我孤诣苦心／誓要词与物彼此唤醒”。诗人“删繁就简三秋树”，了悟“教条皆歧义”，凡所说法，皆是非法。而“词”与“物”的彼此唤醒与“我”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呢？此“词与物”是东方式的，非福柯式的《词与物》。此“词与物”能否一一唤醒，一一映射，尚不可知，但诗人表达出他的“人”与“天”同构的思想，在这个人天同构的宇宙间，个体生命的微茫与短逝，而“心性”的闪亮与长久，形成一种精神与身体的矛盾关系，这个关系，只有在东方的哲思下才能调和、服顿。“天下忧”导致的“孤诣苦心”是否就能因之而“明心”而“见性”呢？诗人将读者领入到一种悟入的当口，他期待有相契者出现。 “深入一种暧昧，酸性的／阴与阳之间的氤氲”。此首诗的最后一节，与宋明理学中有名的“理学”（程朱）、“心学”（陆王）、“气学”（张载）之争有关。学者们从自己的法门悟入，言“心即理”（陆王学派）、“性即理”（程朱学派）、“太虚即气”（张载）。 此诗可谓是从“心性自然主义”出发，落脚到“气学”，赵野和那个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张载之间有何“说不出的勾连”吗？这要考察赵野对心性自然主义的认识。赵野在“心性自然”的提出中，并未作过多的阐释，而是通过评论家夏可君之笔，对此作了与艺术相关的若干论议。其中说道：“心性自然主义，乃是面对全球化的危机，以及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方向而萌发的，也是传统文人如何自我更新的机会。”“进入那个面对自然与内在心性的书写，历史的烟云可以再次悠荡在笔下，并且赋予其新的意韵，以抵御当前网络与意识形态暴力语言的侵袭。”“张载思考‘气本’与‘神化’”，“宋明儒学受到佛教以及禅宗的激发，重新回到孔孟的心性之学上，并且激活‘尽心’与‘养气’的修身潜能，开始转向内在心性的修炼”。 或许，赵野的“心性自然”论并未逃脱“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传统框架，在“性”、“天”的学达过程中，这种朴真意识的萌发、生长，必然会带来一种新的生命契机。此一契机，也必然会在气机流变、周行不息的宇宙循环过程中，发生新的量变。赵野的“氤氲”之气，在“词与物”的一一唤醒的旅途中，有如炼金术士的魔力，点石成金，化腐朽成神奇，只因为他打开了那不同凡响的智慧之眼。 此首诗的韵律也有着可以盘亘的特点。首句和三句的韵有“啾”、“喻”、“雨”；二句和四句的韵有“片”、“连”。五六句和八句则有“心”、“醒”、“氲”。现代诗的韵律虽非刻意求工，却有着自然而然的辙韵意识，其不再是“韵脚”，而是“韵中”。甚至在词与词之间也有韵律出现，以此形成抑扬顿挫的沉郁悠长之风。从某种意义而言，现代诗遵循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韵文传统，而是散文传统。因为其长短句的出现，整齐的“格”消失了，而内在的“律”还在。于是，现代诗越来越偏向中国的《小石潭记》、《爱莲说》、《桃花源记》等散文传统。只是，此散文传统中，已包含有韵文的内在系统了，散中有骈、白中有格、淡中有律，这个系统更为精妙复杂。这是读者要自明以达的，不再对当代诗作一非议之论。 试读：
自然有方法论，朔鸟啾啾 六 这几日阅读并解读赵野的《剩山》，心下少见地宁静，也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新年开端。春节时，电话少，世界似乎停止了摆荡，我可以在他的诗歌里找到一种“感通”。此种“感通”，是《易经》所言：“寂然不动，感而遂通”。 中国是“急之国”，人们感叹“时间都去哪儿了”。媒体则热衷于挖掘由好奇心带来的八卦或传奇，一个静静写诗的女诗人余秀华也被“过度消费”。赵野注定与这样的时代是无缘的，他的经历乏善可陈，他从来是以“在野”的心态，打望着这个社会，并与之握手和解。这是他处世智慧的那一面。赵野曾说：“我知道这个世界是以加速度变化着，我们所有的经验和价值观都缘于我们农业时代的趣味和标准，这眼花缭乱的一切，与我们根本没有关系。好多东西都一去不复返了——童年时清澈的天空和河流，年轻时纯粹的友谊和情怀，也包括那些优雅理想和伟大志向。每个年代都有自己的疯狂和想象力，我应该谦卑地与生活达成和解。” 他还有一段言论也必须纪录下来：“我能跳出这个时代的加速器吗？我会看着它呈螺旋状上升着，越来越快，让人目眩。我对这一切已没有好奇心，只想置身事外，懒懒地晒晒太阳，吹吹风，读一些闲书……如普希金所说，我不再期望激情和幸福，但求享有平静和自由。” 既便出现在肖全《我们这一代》的摄影集里，他也是以一个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姿态出现。比起时代英雄、登高一呼的明星，赵野一直在卸掉自己身上的那份力。有时媒体发掘他，将他列为什么“影响当代100人”的行列里时，他也会不无得意地笑两下，现出某种纯真和可爱。 事实上，他一直在时代的列车上，默默地做一些推动。他写《一些云烟，一些树》的回忆散文，第一次系统介绍他的精神自传与诗歌经历。他回忆说八十年代那时“我知道我要写作另一种诗歌了，那是要真正表现出汉语之美的诗歌，古代的人物和事件，都隐喻般的充满了当代性。而那些古老的意象和词藻，则可以在现代汉语中找到他们合适的位置，并和我们的现代经验融为一体。”三十多年（三十年为一世）的抱负如今终于开花结果。从《字的研究》、《春秋来信》到而今的《剩山》，中间是一脉相承的。 他还用长文写他的朋友野夫，从一个更深入的层面介绍这个墨家的门徒。最新的一次，则是他推介钟鸣与他创刊的《象罔》再一次拥抱新媒体介质，将这个刊物变成电子化。 “文运”在依次降临他的那些朋友之后，似乎开始降临到他头上了。我不止一次开玩笑说，赵野，你的文运要来了。他说，借你吉言，酒杯伸过来，碰了一下。这大约是在大董的某次聚会，赵野的诗酒生涯，一直是和朋友们交相杂处的。我有时会问他，在人群中，你安静的力量是什么。他说，随意就好。他居京的很多时候是要陪朋友的，而去了大理，则更加热闹欢腾。他能把时间分配好，互相汲取养份，且不以耗时焦虑，这在我，是份外羡慕的。 但他写出了安静的诗歌，从内心里涌上来，有“月涌大江流”的美感。在《剩山》组诗第五首中，他继续沉入历史、传统和山河的纯粹忧伤中。“文明会选择托命之子／谁是那仗剑佩玉的人”。那仗剑佩玉的人，或许是投江的屈原吧。近一百年中，“托命之子”是否还有王国维、老舍，以及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呢？“剑”和“玉”在读书人的心目中，“玉”是个人品质的象征，当一个人进入纯粹境地和形而上的精神世界时，他的理想人格就变成了玉的代名词；而“剑”则是安天下的象征，大道不行，剑既是侠义精神，荡魔权柄，也是力量和勇气的表征。“托命之子”也是以命殉道的人，一代代的殉道者，具有中国式圣徒的气息，他们不是为了宗教，而是为了“天下忧”。在这里，赵野从来不排拒他的自负，他一直在自负为“托命之子”。此命，既是生命，身体供奉者；也是性命，意识觉醒者；同时还是使命，天命所归者。三命合一，身体、灵魂、行为合一；法身、报身、化身合一。王阳明将此称为“知行合一”。五十知天命，就是要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上天对你下达的命令是什么。命者，口令二字也，老天给你安排的程序，要你完成的任务。可能，赵野在他知天命之年，找到了他的使命。一定，他是找到了。在阅读体验中你会察觉到，他层层递进层层设问。无怪乎在《剩山》最终他以此句为收尾：“我原是一个词语造就的人”。 暂时先展开在赵野的内心体验和历险之中的诗句，他像一个禅者，要将自己逼直紧要关头，以期顿悟。“受惠于一次秘密的邂逅／他登高必赋，代天立言／凤凰三月至，他九月出走／留众生无数流言与传说”。他说的仍是“托命之子”，因“秘密邂逅”而了悟天机、洞悉使命。这一次“秘密的邂逅之花”开放，他获得了天启，得到了神授，他是“素王”（西方称之为“哲人王”），因之而“登高必赋”，如同那个“遥知兄弟登高处”的诗佛王维，如同那个“百年多病独登台”的诗圣杜甫，如同那个“鼎湖飞龙安可乘”的诗仙李白。亦如同那个“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的逸品陶渊明；亦如同那个“试登绝顶望乡国”的大才苏东坡。 “代天立言”接上首张载的“气宗”，也被士子认为是横渠的“四句教”。凤凰三月至，至的是“三月三”的道教传统，王母娘娘的蟠桃会，后演变成诗歌里的一个传统（民间三月三亦成为各种名目的民俗节日），如同“登高”传统一样，成为“游仙”传统。游仙即在三月三，而登高在九月九。故诗人言“凤凰三月至，他九月出走”，实际上代指的是中国传统诗歌中浓墨重彩的两大序列：游仙诗和登高诗。无论是“游仙”还是“登高”，都是地球人要接“天气”，期待神灵指引，从巫师演变而来的远古传统。这也是古老的“天人合一”的道统。故王小波言之：“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一个诗意的世界。” “薄雾清晨修来封远书／山水迢递，泛月亮的青色”。末了两句，赵野的神魂进入到“游仙”的境地了。超凡入圣、位列仙班的“托命之子”留下“无数流言和传说”之后，又“修来封远书”，此时，“清雾修远书，山水迢青月”。这种古典意境，美得泛清，也美得泛青。湿润、清渺，淡然，直若一幅勾勒写意而出的“剩山”形制。“清”和“青”的词形学联用，“远书”和“迢递”的空间距离上的对应，都是诗人多年炼字的功夫所至。 一幅《剩山》登高游仙图就这样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托命之子在天地间吐纳呼吸，宛如清仙。 试读：
文明会选择托命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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