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马原：一场大病把我变成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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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昔日先锋今何在？先锋文学、先锋小说，这些词汇到现在依然熠熠生光。马原，当年的先锋文学作家，从执着于形而上的创作，到现在转到了形而下，为什么会这样？是否先锋已经不在？他的最新长篇小说《黄棠一家》，引发了很多让人感兴趣的话题……
近日，马原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来访的机会，我们借机采访了他。 作家对谈实录 写一辈子很虚无、很遥远的方向，能不能把自己搬回到当下来 人文社：咱们首先从这个书名开始聊吧，为什么起名叫《黄棠一家》？ 马原：主人公叫黄棠，其实给这个人物起名的时候，本身就是来源于我最初的一个系列想法，就是我想写形而下三部曲，那么第一部叫《纠缠》，第二部叫《荒唐》，第三步叫《搞笑》，那么荒唐谐音就是黄棠，我给主人公起名字的时候，他就叫黄棠，讨论之后确定叫《黄棠一家》。 人文社：您说是叫形而下三部曲，那是不是您之前的作品，都是形而上的？ 马原：肯定是这样，因为我一辈子我关心的还是形而上的方向，比如说人在自然当中的关系，人在特殊境境遇之下的那种挣扎或者是反抗或者是，更多的可能我关心的还是人在不同境遇下的这个状态，所以一直没写过所谓现实主义作品。我一直以来，甚至可以说一生，在中国都是一个边缘作家，从来不是主流作家。 人文社：那您为什么要下定决心从形而上，或者不能叫下定决心吧，就是在写作上从形而上走向形而下？ 马原：其实就生活本身你还是活在当下，具体而微的生活其实都是形而下的，但是我的个人兴趣一直在偏形而上的这个领域：人和神的关系、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人和鬼之间的关系等。一辈子关注都在这些方向。我其实既没跟上帝，也没跟神，也没跟鬼一块吃过饭，一块聊过天。我聊天都是人。那么形而下才是我生活本来的状态，我跟大家一样。那么我就想，我写了一辈子很虚无、很遥远的方向，能不能把自己搬回到当下来。于是我就尝试着把我这些年，就是具体而微的生活里面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写一写。 通过一个家庭来折射一段历史 人文社：马老师，您能不能向读者大致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内容，《黄棠一家》主要写的是什么故事？ 马原：我这本书就是想通过一个家庭来折射一段历史。那么这家庭里边我开始设定的人物是一个当今社会的主流，就是你比如说他首先是一个官员家庭。一些人不知道开发区这个概念，开发区一直是最近二三十年里，中国市民们热议的一个话题，我选了一个开发区主任，然后选了他老婆是一个大公司的总经理，有很强的策划能力。他女儿有的有国外背景，有的有艺术背景，小儿子则是典型的官二代，这是一个在中国社会可以摆平一切事情，无所不能，为所欲为，就是这么一个家庭。然后我也愿意把我的生活里遇到的很多很知近的朋友的故事，或者说遇到的，我觉得特别荒谬的事情都放到这里边来。你比如说我是一个老铁路，我父母就是铁路，我们是铁路世家，东北人嘛，就是很早就有关于建筑的概念，我跟你说铁路的建筑真是不得了，铁路的一个涵洞，就是到今天八十年、一百年，就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建筑的那些涵洞，今天都特别结实，铁路的桥、铁路的房子特别棒。我特别感慨，到了当下的时代，我们所有的路几年就要翻修一次，所有的桥说塌就塌，你愿意发现的话，中国不说每天都有某个地方都有桥塌，桥也能塌，在我们原来的概念里边，这个桥几乎就像日月一样，这几乎是永恒的，它是不会塌。就是这个东西都有悖于我作为一个六十多岁的人，有悖于我年轻的时候或者是童年的时候，建立的那些社会的基本概念。比如说诚实，比如说正义、正义感，比如说公理，比如说公平，比如说对和错，全部都见到，所以我说这个心里边这个落差特别大。小说里边不过是借故事去说你发现这个生活逐渐变了，整个人群、价值观，都跟你最初建立的模样大相径庭，甚至相反了。这个可能是我写《黄棠一家》这本书，最深切的心理原因。 人文社：在读这个小说的时候，可能会看到很多现实中的新闻事件，包括那个主人公抽软中华烟，让我们想起南京的天价烟事件，包括比如也出现李天一，包括里头出现很多真人的这个名字，您是怎么来处理真实和虚构之间的关系？ 马原：《黄棠一家》是一个写实小说，你刚才说到公众人物，他们就是我们当下生活的一些符号，当下生活大家随口就能说起这些人，他们已经不再是“个人”，已经变成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些日常的话题或者是符号，说到他们的时候，至少我想会让读这个故事的人觉得眼下这个故事、这本书，这本书里的故事离当下的生活不远，这确实是我一个初衷。我是希望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正在生活的这个世界。 现在状态特别好，一直会有小说出来 人文社：就马老师您就是有一段时间，好像有点淡出文坛了，有超过20年左右的时间。 马原：对，没写小说。 人文社：为什么呢？ 马原：那个时候开始停笔，是因为当时人们突然不再关心小说了，而小说是我当命做的一件事，就做小说就是我的生命方式，我全力以赴去做的事情。社会不需要了，没人读小说了，那么这个就是我写不下去小说，也不愿意再写小说的基本的原因。但是，在大概七年之前，我突然生病了，一场病让我又回到小说，我突然发现我离开小说二十年光景，这个好像是我人生的一个空白期缺失。就像您刚才问的，其实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停下小说那个时间里面，我特别为写不出来焦灼，经常是签了出版合同，然后爽约，几次对不起编辑朋友。其实我自己是苦恼的，你这一辈子最擅长的事情就是小说，然后又写不出来，就是签了合同——其实我是想用合同压迫自己，但是都失败了。那个时代，就是那一段时间，全社会对小说几乎都是很排斥，大家可能觉得现实生活比小说更激烈、更残酷、更有实感。大家不读，我也写不出来，所以就等于逼着自己转向。 在那段时间里其实我是写了很多别的，刚才我就说，我讲阅读，前后就出了九本书，就是在大学里讲课的这个阅读内容，出了九本书，我其实在那个时代里自觉不自觉地让自己有一个“变身”，有一点像前辈。比如说钱钟书，小说不写了，去做学者。像沈从文，小说不写了，去做一个研究者。这两个前辈特别像我恢复写小说之前的状况，我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就是解读方面的一个学者吧，就是在解读上我走的很长，时间也很久，量也很大，就像沈从文去研究古代服饰一样，我就把阅读、把读书这件事，解读做成我二十年里边一个主要的生命方向。那么就是我说我运气特别好，就是我都不知道我快六十岁了，我又回到小说，这个我自己都很吃惊，而且我现在状态特别好，一直会有小说出来，“重出江湖”之后，我差不多快有十本书了。 这场大病已经把我变成思想家 人文社：可不可以谈谈生病让您就想到了什么事情？对您的创作为什么会起到这样一个巨大的刺激作用？ 马原：一个是时间的压迫，你突然觉得你的时间也许不多了。但是也许不多了，时间的压迫，那么你还是有一点使命感，就是你还是觉得在你生命这个过程里边，有一种力量给你下达一些任务，这些任务就是你的使命。我觉得我有些书没写完。 第二个原因是，我总说这是上帝最好的馈赠，我特别感谢上帝给我一场大病，让我面对生和死，就是原来觉得死离你很遥远，现在近在咫尺。你得的是治不好的病，你随时可能殒命，你随时可能见上帝去，所以你面对生死了，你其实上帝已经把你变成一个哲学家了，就是让你不只是思考，让你思想。思考经常是主动的，跟你说我的体会，思想是被动的，我没想思想，我从来没想过我的人生会跟思想什么关系，但是比较有趣，就是我在过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每天没有任何惊喜、没有任何期待，每天太阳都是旧的，生活是一成不变的，在这么一种情形下，我突然某一天，很久以后，某一天突然意识到，其实这场大病已经把我变成一个思想家，让我对一成不变的世界充满了热情，没完没了地去回味，没完没了地去观察，把所有的小事都放大。就像局外人里面有个人物 ，他被投进监狱以后，他突然发现自己短短的生命里边，有那么多事情自己从来没细想过，就是没完没了的去想很多小事、细节，放大了的细节，就是没完没了地去想。 所以我说这个可能是一个小说家的幸运，就是给你一场大病，让你面对生死，让你越来越过一种思想者的生活。这个过程中你就会有特别好的想象力，特别好的对世界的复原的这种热情，尤其是对虚拟世界复原的这个热情。所以你看，我说我有十本书，我有三本是童话，比重占到这么大，因为你就在童话世界里生活，我现在的生活完全是童话，每天鸡犬之声，我有自己的钟楼，我有自己的泉池，我就说你们北京有一个钟楼，我马原家里有一个钟楼，就是每天我都可以敲敲钟，就是这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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