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变容
——《幼年文献》一瞥

庞培

庞培，诗人、散文家。1962年冬天生于江苏江阴。1985年发表小说，1987年发表第一首诗。做过媒体、工人、店员、杂志社编辑。作品多样且带探索性。第一本散文集《低语》以強烈南方抒情的风格为自己赢得了全新文字面貌和广大读者；之后有：《少女像》、《数行诗》、《乡村肖像》、《五种回忆》、（旅馆）、《四分之三雨水》、《小城童年》、（尋村記）《忧伤地下读物》等书籍二十余种出版。作品被翻譯成英、法、意、俄、德語等多个語种文本。曾獲1995年首屆劉麗安詩歌獎，1997年第六屆柔剛詩歌獎，2015年第四屆張棗詩歌獎等。现居江阴。

诗歌已经成为稀罕物了，如同灾后现场，人们很难走近它了。如果说1960年代生的中国诗人经历过了“文革”惨酷的地震，是从大的惊骇中饶幸存活下来的话，那么，其后的那批1970年代生长的诗人们，就是在余震不断的灾难现场讨得一口尘霾满面的呼吸罢了。湖北诗人李建春创作笔耕不断，我不觉得那是诗，我只相信那是诗歌文献；而在文献学意义上，他和他独特的时代相仿。他本人既是诗人，又是电脑打字员，更是一名不问世事的文献档案室——他自己是埋着于自我研究的文献管理员，有点像杰出的俄国英雄曼德尔斯坦姆加他的夫人。而在中国，恐怕还得加上诗人的影子，气氛和诗歌学生。庞德在《阅读ABC》中分析了人类语言的“口头、书面”之迥异，但是，这名欧罗巴文明反叛大师继而指出：“……书面语言有两种，一种以声音为基础，另一种以视像为基础。”这一双重乃至多重的书面语言，从《古诗十九首》历经陶渊明、杜甫、韦应物一直到当代例如李建春的写作，会构成一个生动有趣的诗意生产的缩略图形。所谓“余震”不断，就是说苦难，惊怖或直接的死亡，也一直具有反复模仿的功能。死亡也可能在自我重复，在不断地模拟，戏仿自我。悲剧正面越来越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地震现场的人的因素以及其他偶然性，例如：滑稽感、幽默、受惊、自嘲和窃笑。

直到《幼年文献》，在诗人48岁这一年被写出。这种年代之惊骇感才完成其最终的聚焦。

活下来的诗人们必须集小丑、政客、杂技演员、冒牌杀手和专攻《易经》的文盲等数种技能和智商，也许，才能勉强凑齐这一角色所需的镇定自若。

最初的汉字本质上可能都是象形的，因为这些纷繁的字形暗示了这一个个文字所代表的不同世代的幽暗物体的某些物理性质。

诗歌是快要被遗忘的人的话语。有时是恋爱中人的话语。是快要死了的人的心跳声。

《科雷马故事》一书的作者：瓦尔拉姆·沙拉莫夫（1913—1995），被公认为是整个二十世纪俄罗斯遭受磨难摧残最严重的作家（在劳改营过了大半辈子），他一生最为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成就所折服。在晚年，他有一次谈话，说出了他之所以重复喜爱《雨霁》作者的理由：“……普希金和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无法成为人的救命稻草——我指的是真正的、而非苟存的生命。”

而叶甫盖尼娅·金兹堡，《陡峭的路线》的作者，当听到对自己的宣判——不是枪决，而是十年劳改时，几乎抑制不住幸福的泪水，反复默念着那部叙事长诗《施密特中尉》中的诗句：“咬住帽子，千万别哭泣！/涅尔青大道几俄里之外/就是矿井。/苦役，多么美好的恩赐！”

从二十世纪中，许多人得到全新的、宗教的感悟，将生命视为无价的馈赠，因为隐喻真实地应验着；生命被剥夺了——但有时，由于那动人的慈爱，突然又被归还。为了让苦役作为一种恩赐被接受，需要很好地处置俄罗斯民众（在这一方面，苏联政权比沙皇政权走得更远）。二十世纪的苦役犯们之所以喜爱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原因在于他在饱受坎坷和苦痛中度过了奇迹的一生。这种幸福不是一个自爱之人的凯旋，而是突然间获得了赦免的受审者的凯旋。

他的诗之所以奇迹般地成为那根“最后的稻草”，是由于饱满的生命感在每一诗行中都发出被人遗忘的奇幻的闪光：原因之一是，这些诗句并不刻意描绘自然，它们本来就是它的强大富足的延续。所以说，寻求它们之间的逻辑关联就显得煞风景了：它们如急雨，骤然来袭，如枝条，婆娑作响。语言不再是描绘世界的手段，而变成作者重建世界的工具。

“我很幸福，能够道出全部。”这是毫不夸张的自我评价。面对自己时代的诱惑，帕斯捷尔纳克勇敢地与之抗争，并且向众人奉献了他的礼物；他的胜利不在于完美无缺，而在于完整、贴切地表达了他所经历的一切（也在于他不惧怕承担这一切）。我们同他一道为这场凯旋而喜悦。在这样的生命之后，死亡已不再是一副反自然的残酷面容，反而是整个链条上不可或缺的环节。对帕斯捷尔纳克诗歌中的这种死亡旋律，某些同时代人不能理解：最令他们困惑的是《八月》一诗。“纯粹是关于死亡，同时又有多少生命包含其中！”——被震撼的费定说道。而此后不久，在又一场丑陋政治运动中，他就出卖了作者，自己多年的好友。

别了，基督变容节的蓝天
和第二救主节的金辉。
愿女人最后的温存
抚慰我命中的苦痛。

别了！夭亡的岁月。
别了！勇敢的女人，
在耻辱的深渊中抗争，
我正是你的战场。

别了，奋力张开的翅膀，
倔强地向上飞翔，
世界的形象在奇迹中显现，
在词语和艺术中开创。

这是自由与坚忍的绝妙结合。显现于词语之中，仿佛我们读者也身临其境。

在纷繁传奇的辉映下，
白痴、英雄兼知识分子
一边书写，一边印制着
属于自己的落日的颂词。
——帕斯捷尔纳克

那里冰封如镜，车站像
一架管风琴，泛出神秘的光泽，
眼睛合不拢，忍受着悲苦，
因修缮与假期，音乐厅空了，
只好与车站论起那辽阔荒野之美。
——帕斯捷尔纳克

而在《幼年文献》里，类似的觉悟和奉献一样清澈明瞭。需要我一一罗列吗？

文革时期的乡村是平静的，作为震源
在伦理的暴风眼中，生活着
说脏话的大人，说脏话的小孩
这是最后的中国乡村，万古的乡村
万古中，掺杂一些沙子，一些恨
……

令人唏嘘的万古的寂静，重新又回到了这一代丧失幼年幸福的国人的记忆中，回归到其诗歌语汇的日常视野。我手头正好有一本书。书的主人公也恰好是诗人著名的同乡——

1968年元旦到了，我为他做了他爱吃的菜热了又热，直到快坏了，也不见他回来。盼呀盼呀，又快到春节了。只有寒风吹着我住房的窗纱在沙沙作响，却听不到他的笑声在屋内荡漾。我每夜都等他等得很晚，怕他会像我们来时那样，半夜才到。但是，只有风吹电线杆的呜呜声响，却听不到汽车的轰轰声。我失望了，我几乎想大声哭喊出来：“你在哪儿？你在哪儿？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伴囚记》——我和胡风（梅志）

最后，读读安东尼奥尼吧。

请您想象一部叙说一个人生命中两天光阴的电影：他出生的一天，以及——他死去的一天。从开场来看，故事似乎应当按照确知的方向展开，但正如结局所呈示，它转向另一条完全不同的路，跟预定相去甚远。甚至地理位置也很偏远。

请想象一部电影，其中有早晨与黄昏，却没有时间绵延于晨昏之间的紧张感。

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早晨与黄昏》

那么，诗歌已经成了稀罕物了（那又怎样？）
事实上，在任何时代，好的诗歌，都十分、十分稀罕。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