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晨：我认识的钱锺书先生 | 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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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钱锺书先生逝世二十周年
1910年钱锺书先生出生于江苏无锡，诗读世家祖传的家训、家风是“子孙虽愚，诗书需读”，钱锺书的父亲，儒学大家钱基博16岁即写出4万余言的《中国舆地大势论》刊载于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上。全面抗战时期，一家人在上海孤岛避难时，每天晚饭后，大家也还是会“坐在一起，各人看各人的书”。除了钱锺书外，无锡钱氏还走出了国学大师钱穆、科学家钱伟长、经济学家钱俊瑞、画家钱瘦铁……仅两院院士和学部委员就有10人，而钱锺书无疑是其中最特别的一个，痴如小儿，又狷介不羁，才高八斗，学贯中西，又能存心一念，高洁忘我；是最狂的士，也是最真的人。 有这样的钱锺书，就有那样的《管锥编》《谈艺录》《人兽鬼》和不朽的《围城》。杨绛先生曾说，《围城》是钱先生以“日写500字”的“锱铢累积”写出来的。这“慢”与“韧”的“散淡”中，存留的是一代名士骨子里的慧黠与通透。“爱熄灭了灯，心围一座城”，一部《围城》道尽世间无奈与人生况味，也为后人留下了无尽的阐说与回味，以及绵长无尽的怀念与纪念。（文/路斐斐）
（节 选） 文|陈丹晨
我以为钱先生是一位纯粹的读书人。“读书人”是中国对“士”的传统的日常称呼。虽不能完全等同但基本上是与今天的“知识分子”相对应的。过去读书人的出路就是做官，我多次听到钱先生对当今学人仍还奉行“学而优则仕”的厌恶和不满。那些所谓“致君尧舜上”、“货与帝王家”等等滥俗的思想是钱先生最看不起的。有人有政治抱负，致力于改造社会、服务社会，当然是很值得钦佩和赞扬的；那与挂着专家学者身份亦官亦学谋取个人私利是不一样的。钱先生有他自己的想法：绝不介入政治，绝不与政治沾边。这也只是他个人性情。他对自己定位仅仅是“读书人”，如钱先生说他自己：“志气不大，但愿竭毕生精力，做做学问。”（《杨绛全集》第2卷第314页）还说：“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批评和介绍。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地浏览。每到有什么意见，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写在人生边上·序》）杨先生更是多次说他“从小立志贡献一生做学问，生平最大的乐趣是读书，可谓‘嗜书如命’。不论处何等境遇，无时无刻不抓紧时间读书，乐在其中。”（杨绛：《坐在人生边上》，《杨绛全集》第4卷第348页）杨先生说她自己，也包括钱先生，从来就是“迷恋读书”，三天不读书就感到“不好过”，一星期不读书“都白活了”。邓绍基先生是钱先生文研所的同事，他回忆说：有一次谈及抗战期间钱先生曾备尝旅途颠沛流离的艰辛，钱先生却说“艰苦是艰苦，但手中拿本书的话，就不艰苦了！”（《钱先生的为人》，转引自《钱锺书评说七十年》第38页）凡此种种，都是因为他们读书早已脱离和超越了功利的目的，完全是沉浸在智慧的对话、心灵的交流、精神的愉悦和享受中。即使到了“文革”期间，或下干校时，哪怕手里只有一本字典，他也能读得津津有味。连在海外的余英时先生与他不多的接触交往后也认为“他是一个纯净的读书人，不但半点也没有在政治上‘向上爬’的雅兴，而且避之唯恐不及。”（《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同前第56页）因此他也不在意别人对他的读书和学问的评价。那些把他说成是“文化昆仑”等等一些大而无当的煌煌冠冕实属谀媚无聊之词，另一种说他“把自己塑造成似神的人格”、“是狂妄到极致”、“一种生存策略”等等更属荒谬的欲加之罪。这一切褒贬都是毫不相干地硬加到他头上，于钱先生固然厌之避之以至哭笑不得，却是显出今日文化学术界的轻薄、庸俗和悲哀。 作为一个纯净的读书人，其实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支，与“学而优则仕”恰恰相反。春秋战国时期，那些“士”们都忙忙碌碌奔走游说在各国诸侯门下、期望拜相封爵的时候，却有一个颜斶竟断然拒绝齐王的邀请和各种物质享受的诱惑，认为“士”比王更“贵”重，宁可远离权力中心，生活于鄙野，说他“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净贞正以自虞”。作者点赞说：“斶知足矣！归真返璞，则终身不辱。”（《战国策》）也就是说，能保持自己人格的自由和尊严，才是最重要的。这正是从老庄以至魏晋士林等形成的另一支中国传统文化，其遗风流韵为钱先生们所奉行。 近些年，陈寅恪先生的高风亮节多被人们推崇。窃以为钱先生在内心和骨子里是和陈寅恪殊途同归的。不同的是：陈寅恪从一开始敢于直截了当坦言自己的不同意见，谢绝到京当“官”。后来二十年也是保持沉默，坚持不认同不合作。钱先生则把自己的思想深藏于心，做一个“安分守己、奉公守法的良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杨绛：《我们仨》第122、124页）而已。两者其实没有什么两样。 我们可以从几十年来众声喧哗的历史环境，来考察钱先生走过来的路径：他没有像许多文化名人公开发表过自辱自贱的文字，他也没有在墙倒众人推、群起挞伐胡风胡适“反右”等等政治运动中被裹挟其中批判他人，更没有在长达十年“文革”中随声附和唱赞歌或落井下石扔石子。就如顾准在“文革”期间关在牛棚劳改时，曾对老友孙冶方坦然说“我的手上没有血”，指的是他没有整过人害过人（《顾准全传》第572页）。像法国萨特的剧作《肮脏的手》中描写的那样，那些参与政治活动的人勾心斗角、互相陷害，他们的手是肮脏的。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几乎很少敢说自己没有弄脏手。但是，钱先生的手是干净的：他虽没有能拯救别人的灵魂，但他拯救了自己的灵魂。虽然这是做人的最低要求，但在中国当代历史中是很难得的了。记得他在说到那些在政治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不断翻筋斗的人时，几乎是咬牙切齿抑扬顿挫地举着手演示着说，脸上的表情极为鄙夷厌恶痛恨！他是清浊分明、爱憎鲜明的。 钱锺书先生一生不喜欢也不介入政治，更不参加任何党派。当年他不沾国民党官场的边，后来也一样不问革命政治。他只是埋首教书，从事研究，读书写作。但他热爱祖国，热爱自己的乡土，热爱自己的文化，即使环境不如人意，不被人理解，也照样坚持这样的信念。这是他的洁癖。我们应该尊重钱先生那种“有所不为”的选择权利。我们不能像过去年代那样：要求每个人都必须首先是“革命者”；作为作家诗人，首先应该是战士；从幼儿开始就要唱着爱党爱领袖的歌成长。那种“全民皆兵”强制式政治是荒谬的不现实的。但在今天，因为“沉默”而被痛斥为“一种巧妙的无耻——一种生存策略”，视作“终南捷径”、“待价而沽”，未免有点构陷之嫌了！ 不能把他人强加的不当吹捧当作靶子来批判钱先生，也不能把自己过高的苛求当标准来责备钱先生。但从钱先生本人来说，他可以自省反思，从道德伦理、人文精神层面检视自己的得失是非。他并不是对社会变革、善恶正邪无动于衷的冷漠的人，相反甚至可以说他也是“风雨鸡鸣，忧世伤生”的一员。以我极少的了解，就从他对吴祖光的无声支持，他曾签名赞扬学生的正义之举等等，虽然都是不足道的细事，但证明他是有正义感的。值得敬重的是他承认自己的弱点，是“懦怯鬼”，没有敢于坚持正义大声说出真话。杨绛先生写了《干校六记》备受好评，但只是把干校生活写成物质条件比较艰困外，相对来说多了一些闲适平和的记事，如有人说是怨而不怒。当时中央机关在各地都设干校，搞整人的政治运动，最后似乎一个敌人也没有落实。我本人在外文局的河南农村干校三年，亲身经历了那场残酷恐怖的血腥斗争，有的人还被迫害致死。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了。所以钱先生对此作《小引》及时指出：“学部（社科院前身）在干校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搞运动，清查‘五一六分子’。干校两年多的生活是在这个批判斗争的气氛中度过的……”而杨先生的作品中几乎没有涉及，因此钱先生带着沉重的语气写道：“我觉得她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不很积极参加……”这是钱先生的坦率自责，也是与杨先生不同处，即使仅毫厘之差。事实上，在当时情况下，要求出现伏尔泰、雨果、左拉那样的故事也是不现实的。 …… 本文（节选）“上海文学”微信公号 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学》2018年第1期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一个人，到了20岁还不狂，这个人是没出息的；到了30岁还狂，也是没出息的。”……上世纪8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围城》，一时洛阳纸贵，成为最受读者喜爱的书，10年后的1990年，根据该书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一经诞生便引起轰动，电视剧的热播使得《围城》中的经典话语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形成了一种“围城现象”。 时至今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围城》总印数已超过1000万册，每年发行量过百万册。除了各种单行本外，还被收录到各种形式的经典丛书和“必读书目”中。书中作者对一个时代人生的评判，至今仍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与极高的艺术价值。 201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围城》电子书，作品甫一上线，阅读量即达百万人次，显示出了电子阅读时代读者多样化的阅读需求。2018年适逢钱锺书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特推出了《围城》有声音频版，有声作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官方微信公众号，“人文读书声”店铺可以购买，各大互联网听书渠道也将陆续上线，为一部经典的重读打开了新的阅读方式。 回忆《围城》的诞生，杨绛先生曾说，这是钱先生以“日写500字”的方式‘锱铢累积’写出来的。从1946年小说完稿，到1947年正式出版，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一次重新出版，至今，一部《围城》已从新中国几代读者的生命中走过，钱先生的幽默与丰富，精细与深邃，总是能给人以常看常新，回味无穷的阅读况味。在《围城》有声音频的发布会上，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谈到，《围城》写出了众生的无奈与人的精神困境，围城里面没有绝对的好人与彻底的坏人，无论是“好人”身上的善，还是“恶人”身上的小机灵小算计，钱先生都能站在一种大智慧与大爱的高度，写出了人的可爱、复杂与深刻，而这也许就是我们不断地想要重读经典的原因。（文/路斐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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