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站在城市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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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文学奖揭晓的前一天，毕飞宇去了国外，参加一个为期10天的艺术节。在此之前，他刚刚参加了上海书展，与勒克莱齐奥做了对话，还与骆以军、董启章一起代表两岸三地的作家探讨了“华语文学写作的未来”。他不相信自己能够拿到茅盾文学奖。因此，当他以《推拿》获奖时，媒体的记者根本找不到他，他家的电话一直没有人接，而他也从来不用手机。 近几年来，毕飞宇的新闻不是获奖就是拒奖，他的名字几乎都与各大文学奖项紧密相连。今年3月，他已经凭借英文版《玉米》获得了第四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而现在，他的《推拿》终于拿下了中国文学界最权威、影响力最大的茅盾文学奖。 读过《推拿》的盲人读者很激动，因为他们终于看到一本讲述他们真实生活的书了。而对那些健全的读者来说，《推拿》打开了一个沉默、封闭的黑暗世界，他们看到了盲人的快乐和忧伤，爱情的美好和残酷，生命里的虚无和颓废，人性里的丑陋与光明。 乌力斯：还记得你刚毕业到学校当老师的状态吗？ 毕飞宇：我们的学校是特殊教育师范学校，但我带的学生都是健全人。他们毕业以后都要去当老师的，教那些残疾学生。我当时带的是盲班和聋班，公共课包括文艺美学、大学语文。学校现在是大专，我去的时候1987年，当时还是个中专学校。 乌力斯：《推拿》和你在的特殊教育师范学校的这段经历有关系吗？ 毕飞宇：《推拿》与我当教师的经历没有太直接的关系。2000年以后，南京的小街上开始出现盲人推拿，我家附近有个推拿中心，我写作累了或者体育锻炼结束以后，我会去推拿中心按摩一个小时，放松一下肌肉。这个店的生意不是很好，我没事的时候和他们一起玩，坐在门口和他们聊天，与他们相处得特别好。因为我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许许多多的盲人就是我学生的学生。 后来我在美国的时候，决定写《推拿》。这个长篇小说和其他小说不一样，我一点都没有想过小说的修辞问题，也没想过我要达到什么美学目的。这完全是一部没有文学野心的作品，我只想写出我看见的、了解到的、想到的他们那个封闭的世界。 乌力斯：从农村到城市这段经历，对你成为作家有帮助吗？ 毕飞宇：当然，我记得，杨家庄当年像原始部落一样，墙是泥做的，房顶草做的，做饭生火烧的是草，当年也没有电，没有任何机器。我父亲是兴化县城机关干部，他被打成右派，分配到那里，完全是个异乡人，与当地居民格格不入。 从出生到童年，我都是在农村度过的。我父亲是教师，我跟随父亲是城镇户口。我是个地道的乡下人，但乡亲们却不认我，他们认为我是“城里人”，我又长期生活在农村，对城市也没有什么感觉。所以，我一只脚踩在农村，一只脚踩在想象中的“城市”。这样的成长经历让我自豪又自卑，两头都落不到实处，只觉得处处和别人不一样。 乌力斯：报社记者对作家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作，海明威等很多人都曾经是记者，他们也成为非常好的作家。 毕飞宇：我到《南京日报》是很戏剧性的，当时我在新街口邮局里面，买了份《南京日报》，报纸上面有招聘广告，交两块钱就可以去报名。南京日报社刚好就在邮局对面，我身上只有3块钱，花了两块去报名，通过7轮考试我就进去了，完全是个意外。 我很快认识到我不是干新闻的料子，新闻和文学完全是两码事。这一点，尽管那时我在理性上也有点知道，但只是到了实际工作中才发现，走错了，根本就不能去的。所以1998年我到了省作协的《雨花》杂志编辑部。 乌力斯：作为专业作家，你每天的工作节奏和生活节奏是怎么样的？ 毕飞宇：一般来说，我会在9点左右起床，然后读书，吃饭，做咖啡或者泡茶，抽烟，感觉好了，就开工写，一口气写到下午三四点，吃完饭翻翻书，我老婆回家了，孩子放学回来了，晚上再去出版社的健身中心，和朋友们打乒乓球，出一身臭汗。生活规律、简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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