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炉》：乡村中国的另类书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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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革”时期乡村人性恶的呈现，作家始终以一种悲悯、客观的态度进行审视。正如小说中指出的：“人的天性本是善良的，因为受气秉所拘，物欲横流，才不明不灵了。”这“气秉”在“文革”时期的古炉村就呈现为乡民日常生活中的“吃”与“革命”，乡民们为其“所拘”，趋之如鹜。他们为了“吃”而“革命”，“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吃”得更多和“吃”得更好，只因为乡民们是那样的贫穷，他们算计着每顿饭的饭量，珍惜着每一粒米，每一棵菜……贫穷使人渴望改变，运动给予人们希望，乡民们的“革命”不为“文化”，不为“阶级”，他们最看重的莫过于争斗后多得到的那片肉、那斗米、那几个工分，莫过于拥有富裕、平等、尊严与希望。是贫穷这个罪魁祸首使他们在那个荒诞的年代变得暴力与凶恶，而人民普遍的贫穷与落后正是导致“文革”出现的深层社会原因。 古炉村的乡民在所谓的“文化”旗号下“革”了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的命。蚕婆沦为受批判的典型，善人则在古柏树燃起的大火中离开这个因失序而混乱的世界；古柏树不仅被砍倒了，甚至连树根也被掘掉了。“文革”打着创建“新文化”的旗号摧毁了一切。善人的去世，标志着以“礼义廉耻”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走向没落。维系民族、社会和国家的内在文化精神被“革”了命，人性恶在极度膨胀中，导致暴力、自私、猜忌的泛滥。“文革”彻底摧毁了传统文化，却没有将新的文化精神根植于思想贫瘠的乡土中国，只剩下乡民们在这片荒原上不断演绎着自己的挣扎与暴力。没有精神维系的民族注定没有根与灵魂，也因此命定了古炉村在“文革”中毁灭的结局。 破坏与毁灭，善良与美好共同构成了“文革”时期古炉村人性的两极。狗尿苔、蚕婆、善人自始至终的善良与美好，在人性恶极端膨胀的年代，显现着乡土中国存在的顽强，宽广、深厚，以及爱与善的强大力量，成为古炉（英文“China”，“中国”之意）这个村庄、这个民族得以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与希望。是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古炉》写的也许不仅是乡土中国的“文革”，更是几千年来中国朝代更迭的活生生历史，从中可以找到你、我、他，谁都在其中，一个都没少。 吴景明（作者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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