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崔道怡：使命教他续“红楼”

来源：中国文化报
作者：崔道怡
2012-09-28 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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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心武续《红楼梦》，众说纷纭中如期面世，作家签名售书同时，《人民文学》四月号头条，刊登了这部书的前一半。主编李敬泽写卷首语指出：“爱经典、维护经典的唯一方法就是读它，不断做出新解，经典生生不已的生命就在于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红楼梦》是曹雪芹的作品，也是两百多年来中国读者和评论者们共同的作品。所以，恐怕不能说，只许这样读，不许那样读，只许这样解，不许那样解。这或许是为了爱经典，但这也是杀经典的最好办法。”

　　诚哉斯言，这便是对续《红楼梦》恰切的诠释。刘心武爱《红楼梦》，满怀使命感，投身续“红楼”。这使我想起三十四年前，《人民文学》推出《班主任》。刘心武写《班主任》，就源于使命感。他愤恨“四人帮”坑害孩子，“要揭示出某些别人尚未予以揭示的真谛，使读者感奋起来”。那时“两个凡是”当政，写小说呼吁“救救孩子”，很可能被批为给现实抹黑。副主编终审时“把握不定”，主编张光年一锤定音，“写矛盾尖锐好”，拉开文学拨乱反正的帷幕。

　　《班主任》获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刘心武受奖时致词表示：“心中升起了使命感”。他心中的使命感，随时代的进展而变迁。早年藏在心底的愿望，多年以后才得以实现。他爱《红楼梦》，爱得“天下情人独我痴”。这痴爱，衍化成使命感，教他把续《红楼梦》奉为责无旁贷、非我莫属的人生使命。明知“吃力不讨好”，也要“敢为天下先”。自以为是在做大功德，后果如何则在所不计。这样心无旁骛、一往无前的使命感，跟写《班主任》是一脉相承的。

　　续“红楼”惹热议，见有论者非议刘心武此举时顺带贬损《班主任》，让我不禁想起该稿被删部分。张老师告诉谢惠敏《牛虻》非黄书后，原有两段——

　　我想不会有那样一种读者，现在来责难张老师何以不在去年十月以前就提醒谢惠敏：张春桥、姚文元的“大作”未必正确，“梁效”“唐晓文”的“论文”实在荒唐。你可以设身处地把自己当做张老师，试想一下，在刚接班不久，团市委的“联络员”已经进校，而“四人帮”在整个中国上空翻腾起浓浊的乌云的情况下，面对谢惠敏这么一个小姑娘，怎么能贸然说出那个话来？说出来又是否能立奏振聋发聩之效？我想，张老师当时没有去说，乃至于他自己也还拿不准、没有形成明朗而准确的认识，都是不但可以理解，而且也无损于他的优秀品质的。

　　那么，“四人帮”被揪出来半年了，张老师为什么还不找谢惠敏好好地谈一谈呢？我告诉你，谈过好几次了。那为什么谢惠敏还在犯糊涂呢？其实也不奇怪，一块浸染衣衫的污迹往往要花费很大力气才能除去，一个遭受“四人帮”毒汁沾染的稚气灵魂，要洗涤干净当然需要更多的耐心的工作和相当的一段时间。

　　这两段，显得直白又隔断文气，我编发时便删了去。现在看似曾预见，敢情至今仍有“责难张老师”那样的论者。请“设身处地把自己当做张老师试想一下”，那时谁曾“揭示出别人尚未揭示的真谛”？《班主任》思想上石破天惊，艺术上也别开生面，率先塑造出了谢惠敏这一个体现时代烙印的典型形象。

　　使命感，是一种纯净的情结，可贵的品性。曹雪芹“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皆出于我之上”，因使命感，写《红楼梦》，“使闺阁昭传”。无论哪一时代的作家，都该有其相应的使命感。当下，作家有使命感，至少可以回避追名逐利，甚而能得令人“换新眼目”。刘心武续《红楼梦》，就可谓别树一帜的创举壮举。“二十年辛苦不寻常，”他说明，“了此心愿，乃我一生中的大快乐。”可见，使命感能教人不寻常，含辛茹苦却心满意足，任说三道四，他自得其乐。

　　至于续得如何，是否因“爱”而“杀”之，则是另外一个话题。李敬泽指出，“续《红楼梦》，也是一种读和解。成败得失，日后自有分晓。现在，且放下成见，做个读者。”若能从续“红楼”引生出新的“红楼”热，启示未曾看原著者开读《红楼梦》，也算是一大功德。不读《红楼梦》，枉为中国人；读过《红楼梦》，不虚度人生。估计读过原著再读续者，大多难以认同。而由此促成读者自己另辟八十回后的蹊径，却能更现《红楼梦》残缺美的魅力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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