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清泉:叶辛新作《客过亭》阅读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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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是中国20世纪中后期历史上一个最为引人瞩目的阶层,也是相关影响直接或间接波及到其“70后”乃至“80后”后代的一个重要群体。据说,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至70年代中后期,全国各欠发达的、边远的省区,分期分批共接纳了3000万左右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知青作为“文革”十年的特殊产物,他们当初奔赴农村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尽力消除身上存有的小资产阶级骄娇二气,本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革命气概”,去抒写人生的特殊乐章。对所有的亲历者而言,短至三五年、长至十几年几十年的知青生活,改变的不仅仅是人生的命运轨迹,磨练的不单单是精神意志,遭逢的不只是五味杂陈的生活际遇,它更留给了他们许多及至新千年后还难以弥补、难以忘却的情愫和怀想。大略盘点起来,当年“插队落户”的知青,改革开放后面临的人生选择无非有两个:一是通过顶替、考学、招工、参军及调动等实现返城就业;二是继续留守落户当地、与群众打成一片、通过从基层苦干做起,来谋求生活状况的好转。但不管奋斗结局如何,先行插队落户的几届知青,如今早已在城市或农村陆续离退休,即使晚近上山下乡的知青,也已在城市或乡村的工作岗位上进入了即将离退休的年龄。事实上,当我们欲求翻检回顾知青充满浪漫与苦情的乡村生活史时,能够从当年时段看到今天眼前的,能够从感性场景看到精神状态的,可能当首推具有某种写实意味的知青小说。而在知青小说中,又当属现今中国文坛知青小说名家叶辛的作品相对成系列、相对有始有终。叶辛早年的小说《蹉跎岁月》更多地是在记叙抒写知青过往的青春岁月;其《孽债》一二是将过往的青春岁月与改革开放后的时代巨变,进行了符合历史演进的过渡勾连;而叶辛新近推出的长篇新作《客过亭》,作为其第十部知青题材小说,则将叙事的重点明显是放到了今天,它在描述:一批返城知青时逢即将退休或已经退休的当下,如何在实现基本的物质生活改变后,去回溯怀想既往知青生活的美好与浪漫,去弥补抚慰当初男欢女爱留下的残缺与歉疚。显然,《客过亭》似在用平铺直叙的语言、朴素写实的情节及转承自然的结构,不经意间在向无以计数关注知青命运的读者去喻示一些具有微言大义的人生逻辑。 无奈的当事者总得为负疚的精神买单 《客过亭》描写一批当年插队落户贵州农村的上海知青,在已年届六十左右的眼下时节,自发组成知青还乡团,飞赴当初落户的贵州若干个少数民族村寨,旨在完成寻亲念偶、怀旧探故、祭奠好友、还赎旧情、了结夙愿的身心圆梦之旅。小说主要通过六条不同的人物线索的交叉并进,以知青岁月与当下现实的时空交错呈现,揭示了与六条人物线索直接间接相关的十多位上海知青的往今不同人生遭遇。整个小说的总基调,似乎可以概括为:精神救赎。具体说就是——以上海知青为代表的这个特殊阶层,试图在接近人生暮年的当下,来以某种方式实现对自我人生的良心抚慰。这种意图在小说六条线索的排布中,十分清晰地显现了出来:首先是男知青方一飞在身患绝症、临近人生终点的关口,以真情告白感动了夫人钱洁,后者特别托付知青还乡团组织者汪人龙,有心要汪代为寻找告慰方当初在贵州农村热恋的情人蒙香丽;其次是书画商汪人龙携情人——知青好友沈迅宝的妹妹沈迅凤,以深深的亏欠之情,要去祭奠早已故去的好友。在汪人龙的内心深处始终埋藏着这样一些秘密:是自己当年硬拉着沈迅宝去镇上赶集(赶场),才导致后者被文革武斗的流弹击中而不幸殒命;是沈迅宝在离开上海赴贵州插队之前,将其监守自盗、截流私藏下的一批收缴名贵字画文物,告知并托付给自己,才使自己返城后下海经商顺利完成了“第一桶金”的原始积累,而眼下对沈迅凤委以公司重任、支付白领高薪,本意就在借此向沈迅宝进行一种赎罪补偿;第三是新近通过拆迁补偿发迹的知青季文进,有意利用本次返乡之行,要找到自己的初恋情人雷惠妹及两人生下的儿子,并用自己从几百万拆迁款中私存下的十五万来补偿和安抚情人和儿子;第四是瘫痪知青安康青携知青夫人邱维维,带着愧疚之情,去寻访慰藉安康青曾经热恋却又被邱维维当年夺爱诬陷、导致“焚烧毙命”的“麻风病”情人羊冬梅之“在天”英魂;第五是小说中未曾露面的知青何强,委托自己当年的知青情人罗幼杏,欲借还乡之旅找回两个人当年忍痛送给放鸭人的亲生儿子;第六是缉毒大队长应力民,希望通过此行破解早已病入膏肓的知青岑达成“到底是不是谋杀”自己暗恋的知青花魁徐眉之凶手这一陈年疑案,从而弥补自己从警以来未能使本案水落石出这一“人生缺憾”。对由此六条线索牵出的小说人物而言,知青情结成为了纠结他们一生、始终难以忘怀、无法舍得放下的精神梦苑。及至人生的暮年,一种难以言说的紧迫感,一种潜在的无形力量,似乎在催逼着他们要去完成这些未了心愿。这让人很容易联想到2011年初柏林电影节参赛美国影片《大地惊雷》的片首旁白——“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并付出代价,除了上帝和上苍的恩泽除外!”这难道就是人生的前定宿命?看来实在不好说。小说《客过亭》并没有直白地给出类似的答案。不过读者可以从小说故事情节的曲折演绎、小说主人公的命运多舛中或明或暗地感受到一种喻示,那就是:人生无法从头再来过!生活中那些刻骨铭心的甜蜜记忆或创痛经历,总会以某种心理暗示的方式,适时在已经不为温饱苦苦挣扎的当事者精神梦苑中徘徊游走、魂牵梦绕。当事者必须为此而给出说法或决断,甚至必须要为人为负疚的精神缺欠而付费买单。至于到底怎样“付费买单”就又需另当别论了。从小说中提到的知青还乡团大多数成员来看,均属于具有基本的财力物力的一族,起码付得起贵州之行的双飞机票,而像方一飞、岑达成这种时日不多的重病患者,离彼岸来世越近、心气越加清醒、对恃财办事全然没有感觉,这似乎也在情理之中。显然,更多返城后仍然在为下脚容身的只屋片瓦发愁、为自己和子女的落户就业操心甚至为一日三餐的柴米油盐而奔波的同代知青们,确乎不在此例,可以想见——严酷的生活现实,早已压得他们无心旁顾既往知青生活留下的情感“孽债”和人生缺欠。这种情形无疑很符合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阐明的道理,即在人的安全需求、生存需求尚未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讲究实际的人是根本无法顾及精神抚慰、良心救赎等奢望型人类需求的。 以物质补偿去抚慰精神之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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