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宗仁发：认识是小说的唯一道德

来源：吉林日报
作者：宗仁发
2012-09-28 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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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把李发锁的一系列小说命名为时政小说，我觉得这个说法在强调李发锁小说具有鲜明的现实感的同时，也等于是界定了李发锁小说的局限性，似乎李发锁的小说离开作为某种类型小说的角度衡量就缺乏价值和意义了。因此，我更愿意从小说的基本层面上来看待李发锁的小说，尽管这样理解分析的时候，会寻找出一些缺憾和问题，但获得的对作者的艺术发挥的感受也可以说是不打折扣，货真价实。

　　毫无疑问，李发锁的几部长篇小说《触红》、《动迁》、《债主》所触及的题材打上了十分明显的与时政相关的戳记。《触红》关注的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警示下的土地问题，《动迁》涉及的是城市改造过程中底层人的处境和社会携风裹雨前行时不可避免的龃龉。《债主》挖掘的是社会热议的农民工的欠薪问题该如何解决。归结起来看，不难发现，李发锁的小说是具有宏大视野的，作者紧紧抓住的都是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中遭遇到的重大瓶颈问题，而这恰恰是被一些格局逼仄的小说家以种种借口所回避的内容。的确，不能排除这类直面时代风口浪尖的作品是隐含着较大的文学风险的，也十分容易在成为某一时段的话题的同时，又为无情的时间所吞噬。采用贴近现实的最为鲜活的文学材料构筑小说，无异于使用具有挑战性的一柄双刃剑，当然这也会更加考验作家的才份和智慧。

　　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一书中说过：“自现代一开始，小说就时时刻刻忠诚地伴随着人，‘认识的激情’(胡塞尔认为它是欧洲精神的本质)攫住人，使他去探索人的具体的生活，保护它，抵抗‘存在的被遗忘’；把‘生活的世界’置于永恒的光芒下。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很理解和赞同海尔曼·布洛赫的固执的重复：发现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这是小说的存在的唯一理由。没有发现过去始终未知的一部分存在的小说是不道德的。认识是小说的唯一道德。”对生活的认识一般说来，是建立在对生活的了解的基础之上的。作为一个写作者，仅限于了解还是远远不够的，而应当是十分熟悉。翻开《债主》阅读的时候，首先令你佩服的是作者对官场、建筑市场、新闻、司法领域及农民的熟稔。这就为小说中的情节和故事展开夯实了地基。尤其是对开发商、建筑商、包工头之间错综复杂、假象迭生的种种诡异现象，作者也能了如指掌，入木三分。作者对小说中会不会因生活常识性问题造成硬伤格外认真。他说：“何谓硬伤？就是不知晓常识。比如工程发包与转包是什么程序，取得施工许可证需要哪些条件，招投标需要如何组织，施工合同如何签订与鉴证等等。这些说了外行话、错话，就会使业内人发笑，对业外人也是个误导。我认为一部好小说，除了好的人物、情节、事件等要素外，还要通过故事的叙述，准确讲清楚小说涉及到的那些常识。人家看了你的书，就会知道建筑市场是怎么回事。要怀着忐忑的心情，战战兢兢地下笔，像画图纸一样，绘好每一笔，写准每一个程序与数据。这对于只了解建筑市场管理大致情况，而不了解建筑市场法规、运作程序、管理方式的人说来，重新学习和了解这些知识几乎等于新上建工管理专业的学生，难度可想而知。在这方面没有人可以帮你，只有点灯熬油去恶补。”作者的功夫下得值得，掌握常识是写好小说的最朴素的真理。托尔斯泰在1903年写小说《哈吉·穆拉特》时也有过这样的情形，为小说中需要的常识性问题，托尔斯泰致信纳卡希德杰说：“我还有个请求。您已经读过了我的小说(《哈吉·穆拉特》)的开头部分。想必您还记得，小说里写了几个士兵呆在由沃兹德维仁斯基堡派出的暗哨之内，他们接待了哈吉·穆拉特派来的探子。这样写，据我回忆是不真实的。为了改掉这不真实之处，我需要有人对下列问题作出回答：

　　1.从堡垒里是否派出了暗哨？

　　2.如果不曾派出，那么保卫堡垒免遭突然袭击的执勤哨兵站立何处？

　　3.哨兵怎样接待前来的探子？怎样将他们送交长官？

　　凡是1852年服役于高加索的任何一个步兵长官都理应知道上述情况，尤其是服役于驻扎在沃兹德维仁斯基堡垒内的库林斯基团的军官当更清楚。不言而喻，回答越详细越好。”由这封信可以看出常识在一部小说中是十分的重要，而即便是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在常识性问题面前也必须老老实实地求教。帕慕克在写小说《雪》的时候，曾有这样的经历。“由于不想在描写卡在法兰克福的生活时犯下太多错误，2000年我造访了法兰克福。”“我仍然记得当初所做的那些不必要的冗长的笔记，仿佛自己是个初学者，我为每一处细节而痛苦，并且问自己：上世纪80年代电车真的会穿过这个角落吗？事实上，每写一部小说前，我都会进行这样的研究，我会造访那些地方，阅读大量书籍。尽管实际上最后99%的研究结果并不会进入我的小说，我仍然会进行这样的研究。”海明威也说过：“小说中的人物，不是靠技巧编造出来的性格，必须出自作者自己经过溶化了的经验。出自他的知识，出自他的头脑，出自他的内心，出自一切他身上的东西。”在李发锁的小说《债主》中写到山城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二科的科长张大逵接到小农民工王欣欣的投诉后，要带人去市里重点保护的明星企业宏大制衣公司去办案，在办事员小王送到科长张大逵的《劳动保障监察立案审批表》时，张大逵提笔签下了意见。小说在此处卖了个关子，只用大李子的一句模仿电影中的台词开个玩笑带过。后来因办理此案引发了上级单位的调查时，才知道张大逵签下的意见是有讲究的，他不是像对待一般的案子签的“同意调查”，而是留有余地地签的“同意调研”。这个小小的情节的处理对人物的塑造和故事的演进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也不允许在这里出现常识性错误。

　　《债主》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其最大的亮点就是主人公张大逵这个人物的成功塑造。当看到这个呼之欲出的张大逵出现的时候，我相信细心的读者都会有不亚于看到《亮剑》的李云龙一样的兴奋。从张大逵这个人物身上可以折射出历史行进的踟蹰和纠结。张大逵的所作所为无处不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芒，同时这样的人也在一场又一场与各种阻碍的博弈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张大逵的执著其来源说起来也够朴素，就是他的心里真的有那些要不出工钱只能无奈地往墙上印脚印的农民工，他与他们之间似乎天然的就有一种血肉相连、息息相通的关系。这其实也理应是公务人员和公民之间的一种伦理关系，但由于各种私欲作祟，这种合乎伦理的运行常常会遭遇到莫名其妙的掣肘。如果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的话，那么这些隐秘的成分正是小说要揪住不放的。作者尽管在张大逵这个人物形象上赋予了足够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并没有让人感到有丝毫的生硬和虚假。张大逵是在骨子里为民办事，而且办不成誓不罢休。这是他的精神力量的本源。而当解决每一个具体难题时，他又绝不墨守陈规，他太清楚由所谓的潜规则造成的社会病症，仅仅靠理论上的正确方法去面对就等于是走过场。在帮助邰卫东追讨工钱时，局领导受人之托传下话来，让具体办案的张大逵先放一放。张大逵知道这放一放意味着什么，只好打探好时机，暗中怂恿邰卫东带人找局领导去闹，可邰卫东是个性格窝窝囊囊的人，被人几句话就吓跑了。张大逵又设计让邰卫东中午到局食堂当着张直局长的面捡剩饭，可这一计也不成。没等进到食堂里去，就被保安给轰得躲到墙根下蹲着了。过了些天，已无计可施的张大逵听说了邰卫东的老婆是个厉害的“大喇叭”，便去发动邰卫东和老婆一起来到局办公楼的楼顶上演出了一场“跳楼戏”，才使这个受到干扰的案子又回到能够追究的轨道上来。对于重视脸面的山城市建设集团的老总刘大山，张大逵和他的“死党”一起想出的招术是搞一次全市重合同守信用的评比，把既不拖欠工程款，又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建筑企业列为红榜，而有问题的列入白榜。这一招就算是拉开了从拖欠农民工资链条的总根子上解决问题的序幕。最为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把张大逵写成无所不能的英雄，而是尽可能地将其还原在生活的混沌之中。小说的结尾非但没有写成一片光明，而是张大逵又遭到石榴花、石榴子姐弟二人的诬告，包括包工头周红艳也给他凑上了十大罪状。尽管这些都是恶意陷害，可以洗清，但还有他的顶头上司句队的小盘算从中作祟，终了还是以私设小金库的问题，将其停职检查。显然作者是十分清醒的，张大逵在为农民工讨薪的过程中，虽然始终得到了“三剑客”之间的一致配合，得到了张直局长的支持，但这些力量还是不足以完全抵御那些污泥浊水的冲击。这也就意味着这个时代中，如果不能把更多的人心灵的污垢清除掉，社会的良知、伦理就很难畅行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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