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凌越：内省的奇迹

来源：春台
作者：凌越
2012-09-28 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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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德莱尔曾经断言：“一切伟大的诗人最后自然而然地成为批评家。”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出现的一批大诗人，的确如波德莱尔所言几乎都成为自己创作观念最好的阐释者和辩护者，其中最突出的两位无疑是艾略特和瓦雷里，他们的诗歌产量都相对较少，可是他们极为出色的诗歌批评文章从侧面做了有力补充，使他们稳稳地占据着二十世纪大诗人的前列位置，几乎无可动摇。瓦雷里的好友纪德曾说：“尽管瓦雷里大多数诗作都是精品，但可能我更喜欢他的散文。”后来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也流露出相近的意思：“在二十世纪，保尔·瓦雷里有一个关键的位置，这是散文家瓦雷里，他以心灵的秩序对抗世界的复杂性。”

　　艾略特也在自己的著作里表现出对瓦雷里批评文章的激赏，称赞瓦雷里的许多观点是“内省的奇迹”。的确，瓦雷里的诗歌批评文章对于诗歌内部观察的专注度是惊人的，用他自己的话就是：“我总是做诗，同时小心翼翼地观察自己做诗。”数十年间他持续注视着诗人创作中那个冥想的黑洞，直至它们显现出星星点点的亮光，这些神奇的闪光以前从来没有被人这样清晰描述过。艾略特自然也从相似的角度向里张望过，可是除了那个醒目的“非个性化”论他不可能看到更多。当然实事求是的说，艾略特的长处在于他的宽广视野，在于寻找和论证诗歌和社会、道德之间微妙而复杂的联系。而这些在瓦雷里那里是割裂的，他的诗歌批评文章就是在诗歌的小块土地中无限地向下挖掘，对于社会、哲学问题他当然没有放弃，而是在他为自己卷帙浩繁的文章分类时划分的“哲学研究”和“近乎政论”部分加以专门研究。

　　这种割裂对于瓦雷里来说自然而然，因为他是所谓“纯诗”论的最有力倡导者。最初瓦雷里是在为吕西安·法布尔的《认识女人》所写的序言中提出“纯诗”这个概念的，意指象征主义者的理想，后来在《纯诗》一文中瓦雷里对“纯诗理论”做了细致精深的阐述，这既是瓦雷里诗学思想的核心，同时也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诗学概念。这个概念的前提是“言语是一种公共的实践成分，它因此势必是一种粗糙的工具”，被服务于“纯粹实用的目的”，然而诗人的课题是“从这实用的工具中提取出创造出一部全无实用价值的诗作的方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瓦雷里说，纯诗的概念和纯水的概念是相近的。在文章的最后，瓦雷里以极其敏感谨慎的方式给“纯诗”下了定义：“假如诗人能成功地创作出不再出现任何散文作品，诗篇中音乐性的连续不再被打断，意义关系永远与和声关系吻合，思想的相互转化显得比任何思想更重要，外形的作用将包括主题的真实性。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像谈论现存事物一样来谈论纯诗。”因此，瓦雷里对于诗歌社会功用的排斥就变得顺理成章了，那种社会功用是属于散文需要完成的任务，而诗歌是在此基础上的往前进发，犹如由步行过渡到舞蹈，舞蹈的目的并非像步行那样把我们从这里运载到那里，而是“使我更接近自己，更完整地献给自己，在我的面前无用地消耗，再接替我自己，因此，任何事物任何感觉都不再有其他价值”。纯诗理想因而有可能得以实现。

　　在此基础上，瓦雷里特别强调理性的作用，因为诗歌通常所携带的恐惧、绝望、欢欣的情绪与这些情绪的本来面目毕竟不同――前者是被诗人通过词语制造出来的。由此出发，瓦雷里严厉地批评了浪漫主义者所追求的灵感论：“我曾经相信并仍然相信，仅从热情出发来写作，是卑贱的做法。······灵感丝毫不能作为产品价值的保证。灵感在随心所欲的地方爆炸，在傻瓜身上可以看到。”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说：“谁要谈论风格的精确性，他所召唤来的就是梦的对立面。”瓦雷里显然认为理想的诗人创作状态是清晰的、清醒的，带有沉思性质的，因而普通生活的情感作为艺术的主题也遭到厌弃和否定。敏感的读者立刻会觉察到这里正是瓦雷里真正引起艾略特兴趣的地方，的确瓦雷里在此和艾略特在著名的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提出的“非个性化论”不谋而合。艾略特的原话是：“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瓦雷里相关的叙述要更饱满一些：“任何一种把目标放在情感上的东西······罗曼司，缪塞，乞丐，雨果笔下的穷人，冉·阿让，在我内心唤起的不是愤怒就是厌恶。帕斯卡玩弄死神，雨果玩弄穷人，他们虽然手段公正，但是我觉得他们好斗。为了赢得读者的眼泪，使人伤心，用一些太美的或太悲哀的东西来让人激动，他的精心努力的创作却不能使我动情。在我看来，情感是一种不允许采用的手段。使人变虚弱的行为是愚蠢的行为。”在论司汤达的长文中，瓦雷里虽然也不无同情，仍然把他视为破坏真诚的人，而不是相反：“追求自我真诚的愿望是一条弄虚作假的标准。”最后，瓦雷里连（对于）良好的愿望也没有放过：“坏诗都是根据良好愿望写成的。”这句话遥相呼应着英吉利海峡对面另一位智者王尔德的名言：“所有的坏诗都是诚挚的。”瓦雷里和王尔德对于真诚观念的反对，包含着复杂的情绪和内容，他们的意思不只是说最真实的情感可能很乏味，他们显然更加强调真实的情感要转化为一首好诗需要巧妙地处理，而“巧妙地处理”本身就和真诚的观念发生抵触，因为如果真诚是可以用词语去操控的，那么真诚观念本身从根本上就是需要怀疑和警惕的。他们反对的其实是作为某种尺度的“真诚”，这样的“真诚”其实是不存在的，或者是以虚妄的存在方式混淆视听。因此，瓦雷里更愿意从可以掌控的词语的角度去写作，在理想的技巧的眷顾下，诗反倒容易达到更高的高度和更广的内容，也顺便可以把人们草率道出的真诚观念囊括在内。而从真诚出发的道路由于受制于词语的左右，它永远携带着与自身相悖的虚假色彩，反而和写作者的初衷渐行渐远。

　　排除了“真诚”和“美好愿望”这两大干扰，瓦雷里把诗人和词语结为唯一的可靠同盟。“诗人是语词的组合者和排列者。”诗人真正伟大之处是他们能“用他们的语词有力地抓住他们早就获得然而只是在头脑中掠过隐约的感觉的事物。”这个貌似简单的结论并不说明诗人的工作变得简单，而是相反：“诗人就这样被这些词语材料所纠缠，他不得不同时考虑声音和意义两个方面；不但要满足和谐和音乐性，而且要满足不同的智力和美学条件，尚且不论约定俗成的规则。”在《诗与抽象思维》一文中，瓦雷里对于词语和意义间复杂关系的思考几乎达到极致：“在一切艺术之中，也许诗歌艺术需要协调的独立成分或因素最多：声音、意义、真实、想象、逻辑、句法以及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创造······而这一切借助的是普通语言这一本质上是实用性的工具，这一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不断遭到污染，为所有人所使用的工具，我们的任务是从中提取出一个纯粹、完美的声音，它悦耳动听，无损瞬间的诗的世界，它能举重若轻地传达远远高于自我的某个自我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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