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的私心与野心：由修白的小说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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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的私心与野心 何同彬 当今的小说家必须要有一颗顽固的“私心”，私是私人、私语，有时甚至是私欲、是自私。因为“私”代表个人性、个体性，从本质上契合现代写作的真正归属，它培植小说家与整个世界的“敌对关系”，经由挫败、伤痛，酝酿时刻不能缺失的孤独感。 孤独，属于小说家，属于小说，读者被隔绝，在“私”的冷漠那里，作品始终意味着一种不可交流性。人不在场，时间不在场，甚至于世界也不在场。因此，孤独、私，冒着取消小说形式乃至小说存在的危险，因此，敢于拥有一颗“私心”的小说家并不多。多数当代小说家的心更像“野心”，但又不是恰当的“野心”。 小说在起源那里显然不是“私”的，但那种街谈巷语的民间性尚且维持一种难得的自由、活泼，一种局部的“私”。当小说参与“革命”了，嵌入历史进程的宏大虚构了，那启蒙、教化、训谕等功能就把小说家的“野心”放置在一个很危险的境地了。实现这一野心的工具就是“写实”，是无所不在的现实主义，这是小说的源起，也是它的原罪。写实的野心让作家面对现实的时候，习惯性地扮演聪明的观察者、清醒的冷眼旁观者，甚至是洞悉一切的智者。 小说家并非不可以有野心，但野心必须建立在私心之上，是私心统摄下呈现的野心，也即小说家在“私”所构筑的个人空间中重构了人与世界的关系，这种重构不是比改造社会、宣传普世价值更具超越性的野心吗？ 我们可以在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卡尔维诺等诸多现代作家那里看到私心和野心的辩证，当然，这一特性在女性写作那里同样适用，甚至于更明显。 女性写作必须有性别意识，有一颗女性特有的私心，但这一意识、这一私心很简单，就是——“我”是女性，仅此而已，过度强化或变成针对社会结构改造的野心，就会很危险。比如女性主义、女权主义，性别意识一旦主义化、进入权力的层面，就会成为战争，徒劳无益的战争。 当然，这并不是要求女性写作的主体“逆来顺受”，她们有自己恰当的野心。 伍尔夫要求女性应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在厨房，或者在半掩的房门背后用吸墨纸盖住未完的手稿，仿佛在风雨飘摇的小舟上歌唱”，这间屋子即便简陋，那也是私人的、私有的，任何其他人不得进入，女性可以在那里歌唱、哭泣、沉思、写作……她们是自由的，同时更感孤独，孤独并不激发回到秩序的冲动，而是构成封闭。 对于女性，对于女性写作者，由私心引发的空间封闭是多么危险，因为它几乎不存在恰当的、适可而止的限度，它几乎总是需要“奋不顾身”。如伍尔夫那严重的忧郁症、杜拉斯的吸毒、张爱玲的与世隔绝、三毛的流浪……当然这种危险是我们乐于看到的，尽管这的确非常“残忍”。而另外一种危险则会损害小说的质地。 封闭的危险还在于私心的过度沉溺，沉溺与野心的过度相反，它往往体现为抒情的不可遏制，一种稍显浅白的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弗罗伊德主义……自我的封闭与社会的封闭类似，妇女解放主义者弗里丹把那些困守家庭的女性特征命名为“女性的奥秘”（Feminine Mystique），那私心过重，或仅仅被私心封闭之后发出的生理的喃喃自语、矫揉造作，不也是另一种待杀的“家庭天使”吗？所以，私心之下的女性写作仍旧需要野心，挣脱空间束缚、避免过分地自我依恋。 对于女性写作者而言，是否只是需要“一间自己的屋子”呢？当然，她们需要走进“一间自己的屋子”，那总比快乐地生活在男权的穹顶下要更具个体性、私人性，但走进那间屋子的“私心”之后，就需要走出屋子了，或者说，那间屋子已经不再重要，甚至于不再存在。私心必须培养自己的、更为广袤的空间意识，在关于性别的“小叙述”（petits recits）中建构内在的新的宇宙关系，重构人的存在形态，以“保护人的具体生活逃脱对存在的遗忘”（米兰·昆德拉）。 这是我阅读修白小说时所想到的，也是我们诸多交流之后的一点似乎过于宽泛的心得和建议。 《红披风》和《缓慢的激情》是她的两篇近作，清晰地反映着修白突破自身写作困境的尝试和努力，在这两篇小说之间还有中篇《老枪》，它的出现就更加显现了修白小说意识蜕变的艰难和“凶险”。 修白也陷于私心和野心如何平衡的普遍性矛盾之中。 那种无所事事、漫无边际的“散漫”已经开始在《红披风》中出现，这些貌似“毒素”的东西，实质上对于修白突破女性写作某一瓶颈的目的来说，无意中成为一剂良药。散漫看似会将小说导向结构的碎裂，但碎裂也有意无意地将一个讲故事的圈套揭穿，在叙事的游移处，写实的野心才会消退，而一个女人那惝恍迷离的私心才有可能显现。 《红披风》之前，诸如长篇《女人你要什么》，中短篇《友贵是上海人》、《产房里的少妇》、《手艺人》、《不想分手》等，修白似乎在努力表现自身描摹世情的精到，而她也的确是一个现实生活、尤其是两性情感生活的敏感者；她习惯于从灵与肉、现实与理想两个极端，窥看人性那些可悲的本性如何相互遭遇、相互碰撞又相互伤害。 为什么说一个女性投身于写作会更加危险，因为她们在区分生活世界和小说世界方面，将遇到来自时代和个人心理的更多的阻碍。修白显然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危险，所以最初的她非常希望从她细腻而投入的生活经验中，窥测世俗生活、世俗男女那些不易把握的秘密、那些危险而琐碎的游戏。但这种写实的欲念，会将她带向现实主义的原罪那里，会将她的小说带向“镜中现实”的危险处境中。 “写小说意味着在人生的呈现中把不可言诠和交流之事推向极致。囿于生活之繁复丰盈而又要呈现这丰盈，小说显示了生命深刻的困惑。”（本雅明）修白的小说，与同时代大多数的小说一样，似乎已经足够“丰盈”，但这些丰盈都太过“轻盈”，以至于在生活的所谓深度探析后面，并没有现代生命那“深刻的困惑”。作者们都显得过于自信，故事那些强烈的画面感、逻辑性试图达到精确再现生活的“野心”，但这些野心往往违背了小说中故事的基本原则，这一基本原则就是本雅明所定义的：讲故事艺术的一半奥妙在于讲述时避免诠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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