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小平：不能遗忘精神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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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之前，每年的2月5日这一天，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子。54个2月5日，已经在我的生命中平淡地逝去，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然而，2004年2月5日——那个万家灯火的元宵之夜，却第一次让我的人生塌了天！我亲爱的父亲臧克家驾鹤远行了。这是再也无法弥补和填充的人生之失。我的心被撕裂了！它让我记住了2月5日。万万没有想到，整整5年过去，2009年2月5日，我亲爱的妈妈郑曼也在这一天永远地闭上了双眼！那种双亲远离再也无法团聚的痛，是用任何笔墨都描绘不出形容不尽的。况且，大半生的经历让我深知，双亲对我恩重如山。于是，2月5日，就这样以另一种意义，裹挟着双重的巨恸，裹挟着双重的痛失与回忆，镂刻在我的余生中。从此，我有了年年断肠的2月5日。 双亲故去后，我从至今都走不出的悲恸中，细细地回忆和品味着他们一生走过的道路；又从众多的前辈和亲友那里，知道了许多以前不曾知晓的事情。这一切，使我从一个新的高度和多个不同的崭新侧面，了解了我的父母，懂得了他们的人生。 记得父亲在生命最后几年的重病中，写下了“我/一团火/灼人/也将自焚”的诗句，这是他终生不变的性格写照。在“视朋友为生命中大半个天”的99岁人生中，父亲这种热情如火而又诚挚、善良、宽厚的秉性，曾经温暖了多少友人的心。我至今不能忘记，父亲1972年秋，因病从干校回京后的三四年中，发生的一些故事和场景。 父亲在“文革”期间，尤其是1969年11月下放到湖北文化部干校后，非常记挂当时“生死两茫茫”的文坛师友，这种情感，刻骨铭心。因此，从干校归来后，他不顾病患，不避嫌疑，迫不及待地看望了不少久未晤面的前辈和故交。那时，他们大多戴着各种名目的“帽子”，并未走出“文革”噩运。最先去探望的，是茅盾。父亲第一次见到茅盾先生，是在1927年的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那时，还被称为“沈雁冰”的茅盾是教官，父亲是第五期学员。此后，茅盾对初入文坛的父亲大力扶助识拔，尤其是抗战胜利后两家同住上海时，更是交往密切。近半个世纪的交谊，使父亲对茅盾格外挂牵。而这“文革”中的第一次拜望，令他的印象那样深刻。父亲后来回忆说：“在茅盾先生‘门前冷落’的家中，会客室里横一条竹竿，挂满了衣服，住所内也阒然无声。望着眼前的清冷场景，想起过去高朋满座的热闹情形，我心中感慨不已。”当父亲与茅盾的双手紧紧相握时，两人的眼睛都湿润了。父亲感叹：“生离生还，得重见尊重而又亲近的前辈老人安然无恙，这种快慰之情，无法言传了。”父亲走后，茅盾心潮难平，写下了五言诗一首：“惊喜故人来，风霜添劳疾。何以报赤心？亦惟无战栗。”这位老者的欣喜之情，足见一斑。从此，父亲不仅如往昔一样，时常去看望他，而且书信往还频繁。在这些会面和信件中，他们谈生活，谈身体，谈老友们的近况，谈各自新购进和正阅读的书刊，相互交流和评论当时的各种信息。每当父亲有旧体诗问世，或是读到朋友们这方面的佳作，他总是不忘抄录一份寄给先生，交流切磋，鉴赏品评。他们是在品味和分享着眼前一亮的阅读之乐……这一切，给逆境中心境孤寂的茅盾，带去了多少温暖和慰藉。 这段时期，父亲还先后拜望了叶圣陶、胡愈之、阿英等老者，并且非常思念他敬仰、但当时却不能见到的郭沫若先生。这种深情，在他的文章中跃然纸上。 我曾读过冯至的女儿冯姚平在我父亲去世后写的悼文《父亲的老友》。她在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又上老友家去了吧？’我问父亲。这是1973年春天，我的父亲冯至从干校提前回到北京，除了每天上午到学部‘学习’外，什么事也不能干。有时‘学习’完了，他就就近到臧克家伯伯家去坐坐，聊一聊，以解心头郁闷。晚上我回家，一眼就能看出，因为在当时他难得有个好心情。臧伯伯一贯以‘老友’称呼我的父亲，所以在我们家，‘老友’也就成了臧伯伯的代名词。”读着姚平大姐的这段话，当年阴云压城之时，那一个个充溢着友情的日子和情景，又一次亮在我的眼前。尽管那时正值“文革” ，人们往来都要“避嫌” ，但是，在赵堂子胡同15号我家旧居不大的客厅里，却几乎天天故友新朋满座。就连茅盾和叶圣陶，也由工友或亲人陪同，驾临我们的小院。我至今清晰地记得，比我父亲大8岁的曹靖华伯伯，几乎每隔几天，就拄着手杖，肩上斜背一个黑色皮包，步履稳健地跨进我家的大门。有时，他还会送来自己栽培的花卉，“根土犹存”。推心置腹、发泄郁闷之后，老人婉谢了我们陪同搀扶的请求，又一个人向公交车站走去。我忘不了他那慈祥的面容和远去的背影……至于父亲同辈的至交，就更是过从频频。冯至就是其中一位。季羡林是极少出门访友的。他曾在悼念朱光潜的文章中说：“我最不喜欢拜访人。即使是我最尊敬的老师和老友，我也难得一访。我自己知道，这是一怪癖，想改之久矣。但是山难改，性难移，至今没有什么改进。”然而，大约是从1975年开始，“不喜欢拜访人”的季羡林几乎每年春节，都要从西郊北大燕园，先前是去挤他“视为畏途”的公交车，后来改乘小车，穿越大半个北京城，来我家拜年欢聚，吃团圆饭，直到2001年由于年迈而终止。为此，父亲后来动情地说：“羡林不来不是春……” 回想起来，尽管当时人们谨慎小心口有遮拦，人心之间似乎还隔着看不见的樊篱，然而，久别重逢的文坛故旧们都在父亲这儿敞开心扉，一吐心中块垒，痛斥眼中的“逆贼” 。大家打听着友人们的情况，交流着社会上的各种信息，回忆着数十年不变的友谊……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气氛之下，人们为什么愿意不约而同地会聚于我家的小院？细细品来，是父亲以他那厚重真诚的情感和无人能及的热情，在那特殊的岁月里，开辟了一方安全的、友情的净土，吸引着众多的师友，并为他们带去了心头上的一缕阳光和严冬里的温暖。 父亲对待友人，从无身份、地位、年龄、职务之分，一律热情诚挚，关怀爱护，人们对此有口皆碑。有一件小事，我不能不提。张秋蕊从1954年开始就在作协幼儿园做医务保健员，在幼教战线勤勤恳恳工作多年。1969年她与父亲同赴湖北干校。1972年冬，她因长期低烧，回京住进东四隆福医院检查病因。刚返京治病不久的父亲，听到这个消息，马上买了水果，拒绝了从黑龙江兵团回家探亲的我陪同前往的请求，一个人乘公交并转车去看望了张秋蕊。谁知，在返回的24路公共汽车上，父亲由于病体不支，下车时行动略迟缓了一些，头部被车门夹住。待他回到家中，我和正在客厅等他归来的一位老友，见他耳窝中已有一缕鲜血流出，大惊失色，力劝他马上去医院看看。然而，父亲只叫我用酒精棉擦去了耳中的血迹，服下镇静药片略微休息后，又请老友坐到他卧室的床前谈心去了。像这种服药支撑、“舍命陪君子”的事，在父亲身上并不鲜见。当张秋蕊后来知道了这件事，那种感动、内疚之情交集的情感，难于言表。在以后的岁月中，尤其是父亲故去之时，她多次激动地对我说：“像克家同志这样的好人，以后不会再有了。你在文章中，一定要写写这件事，让大家知道他对我们普通百姓的一片心。”今天，我了却了张秋蕊的这桩夙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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