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霞艳：小说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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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文学职业工作者，如果说自己一天到晚只读小说似乎是件不大体面的事情。在最近一次阅读书目推荐中，我一本小说也没列。这种隐约的羞涩感究竟从何而来？为什么小说让人产生缥缈无力之感，而“非虚构”(《人民文学》2010年新开辟栏目)却让人振奋？是小说的想象力出了问题还是现实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力呢？在中国文学史叙述中，我们曾一度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先锋实验小说的形式感奔走相告，短短的二十年过去，形式实验已让我们如此疲惫，这也是我在阅读过程中深深的困惑。 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被《人民文学》2010年第10期刊用，引起极大的反响。有一位纯文学作家专门为此给我发了一封长邮件大谈阅读此文本的兴奋，在信中，他称慕容雪村为网络作家。此前，慕容写过《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和《原谅我红尘颠倒》等畅销小说，在网络上极具号召力。我并不单纯地将此归结为网络的传播能力，我以为他的写作始终具有强烈的现实指涉。《中国，少了一味药》出示自己二十多天到上饶传销团伙当卧底的经验与具体的感受。作者除了叙述那种极度的物质上的艰苦之外，更着重于突出参与者的盲目迷信，他们对口号的迷狂，对待那些所谓的规章制度、学习资料和当年民众对待红宝书的态度毫无二致。禁欲与信仰之间真的有必然的关联吗？是禁欲产生信仰还是信仰要求禁欲？迷信与信仰的界限在哪里？ 如果传销只是特定时期少数没有文化的人的愚蠢行为，那也许不值得文学为此大动干戈。问题是在中国传销不过是无数狂热潮中的一种，我以为这背后是同样的思维方式：人多力量大，有当一起上！慕容一面指出这些传销者们的可笑，另一面也同情于他们的可悲，更可贵的是他没有置身事外高高挂起，他写到自己的歉疚与无力，写到转变身份后前往旧地时警察制服给他带来的力量，并写到自己对小琳产生的不正常的依赖感，“我之所以对小琳产生好感，并不是因为她身上具有某种打动我的品质，而是因为奴役本身。”这是深刻之笔。一名满怀雄心远道而来的卧底者也会对奴役者产生依恋，可见鲁迅批判的奴性是个多么根深蒂固的玩意儿。雨果曾将人区分为光明中的和黑暗中的，其实每个人都还有停留在黑暗中的部分。 鲁迅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发表了寓意深远的一篇小说《药》，革命者夏瑜的鲜血变成了人血馒头——“药”，这一笔既是对传统中医的巨大讽刺，也是对国民灵魂之麻木的揭示。慕容雪村的叙事告诉我们，尽管时光已经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流逝了将近一个世纪，国民的麻木依然没有根本的变化。启蒙还是未竟的事业，自由仍然遥远。康德告诉我们自由就是公开使用理性，而对于传销者而言，加入其中就是“做稳了奴隶”，连私下使用理性也是一件不敢设想的事情，他们依然深陷在“未成年”状态中，而常识恰恰是常常不识。 季栋梁的《挣扎》(《时代文学》2010年第9期)道出了今天城市与乡村的复杂关系。最近三十年，我国发展有了一个重大的位移，那就是农民大规模向城市迁徙。在这个“挣扎”的过程中，我们到底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从同一个村庄高考到城市来的叙事者“我”和张啸给出了不同的人生答案。“我”离开了自己热爱然而清贫的教师生涯混迹官场，张啸离弃了自己最爱的姑娘投身官场最终身陷囹圄。这就是我们当初苦苦奋斗所追求的结局吗？城市恰恰是一个让欲望膨胀却让人本身迷失方向的所在，而乡村和那白发苍苍的并无多少知识的父母恰恰像一面明镜。然而，贫困诗意的乡村是已经出来的游子回不去的。城乡的两难处境也是今天我们最严重的心结。 弋铧的《葛仙米》(《清明》2010年第4期)是一篇以情动人的作品，在使用以情动人这个老掉牙的词汇时我有点难为情。文学的底牌还是一个“情”字！故事很简单：“我”家收养了一个女儿蒙蒙，她五岁被遗弃，母亲带回家来，对养女更加小心更加用心更加精心，甚至为了让没考上学校的她接班而提前退休。但是故事拐了一下弯，就是蒙蒙的“亲妈妈”把她领走了，故事戛然转向。养育她长大的父母自然很空落，而“我”早已到大洋彼岸生活了。母亲老了得了绝症，意外收到了一包从远方寄来的小小的“葛仙米”，这是养女蒙蒙多年前答应要送给妈妈的，这是她的报恩方式。在蒙蒙住过的小小卧室的书桌底下，“我”看到了刀刻的“离开”、“一定要走”的字眼，插曲中的“亲妈”不过是个托儿。在一个无力报恩的女孩心里，离开是惟一的选择。这就是养女与生女的不同命运。对于养女，恩情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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