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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小予:质疑中国文青的“后现代”生活

“媒女作家”马小予叫板卫慧

质疑中国文青的“后现代”生活

大乔小文是后理想主义的一代人

   浙江籍“媒女作家”马小予的长篇小说《女记者》一书今年(2011年)1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该长篇《女记者》由王跃文、谢有顺、陈希我联合推荐,原名《小报记者》,曾发表于2009年12月的《作家》杂志长篇号。它被著名评论家谢有顺认为是七零后描写八零后生活最为精准的现实主义题材的小说,文化艺术出版社以“最具‘新闻价值”的文学作品、最有文学意味的记者小说、新闻系女生最生动的枕边教材,美女作家扛鼎之作”重磅推出此书。

  马小予原名马伊,曾被列为文作刊物《青年文学》21世纪第一期封面作家,2001年个人文集《淋湿》一书由团结出版社与中国妇女出版社联合推出,获得过赵超构新闻奖一等奖和几次全国晚报文化好新闻一等奖等,现为浙江某媒体财经记者。

  问:你怎么理解杨小文、郑家乔这代人以及他们的父母这一代?

  答:如将八十年代的青年称为理想主义的年轻人,似乎现在的大多数年轻人更可用“后理想主义”来概括。

  我以为杨小文与大乔这些八零后,便是处在后理想主义时代的人物。他们是好学生,是好孩子,好员工,受过还算不坏教育,追求美好的生活,热爱艺术,向往远方,他们有自己的乌托邦,常将艺术等同于电影、拍人体照、国外文化名人情爱逸事等,生活四处受金钱的压迫,即想逃离生活,又迫于生计压力,精于算计,甚至对于他们的爱情也是极为现实,他们其实是很容易接受现实的一代人,不像欧美的“后现代”那么颓废,这些青年不是从主观上“跨掉”,而只能是被动地跨掉。网上有一句话:奶粉灭掉00后,考试灭掉90后,房价灭掉80后,失业灭掉70后……尽管是偏激的,但却也可反映出一部分现实。

  后现代主义者以放逐理想为己任,把所有的理想都等同于空洞的东西,毫不留情地踩在脚下。在后现代主义的视野中,所有的理想都不过是虚妄之物,没有什么理想值得人们苦苦追求。我一直怀疑,“后现代”在现在的具有一定学历的中国青年中是否大量存在,我更愿意将见过的一些 “后现代”称为“伪后现代”,在平常接触与采访过程中,我见到的一些“后现代”在生活中,即上进又努力,尽管他们心里确实是在思考着生活的空虚。受儒教文化传统影响深远的中国,经历了内战、“文革”,不可能像西欧积累大累财富,开始有败家的资本的“后现代”青年,中国的“文化败家子”只能是很少的,但这就像新闻一样,虽然不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但它吸引眼球,因而上了头版,我以为,中国只会出现大量拿着“后现代”时尚标签的伪后现代青年。卫慧曾描写过生活在夜店、酒吧里的一小群年轻人的生活,并充当伪造大家想像中的这一代跨掉的“后现代青年”的推手,而更为大众的、真实的、有质感的“后理想主义”青年的生活,却被隐蔽了。不过,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本推出之初一定是具有它自身的艺术价值的,艺术本身也可以虚构,人们并不可能只描写真实的生活,他们可以描写意愿。比如周星驰的无厘头搞怪便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消解意义已经潜移默化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段时间所有的报纸杂志都以为这是时尚的艺术文本并作滥用,但是现在,它已经没有多少艺术创新,一个文字书写者,采用更为端庄、文雅、温暖的语言,反而更能让人耳目一新,复古也是一种创新。

  经济现象能反射在文化中,文学也是生活的镜相,中国还有1.5亿人活在贫困线以下,现在的大学毕业生拿着两三千工资,基本上没资格颓废。八零后的父母一部分为文革的受害者,并不曾受过好的教育,也没有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比如杨小文的父母;一部分成了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比如施林琳的父亲、女会长等人。社会上虽然富人占有了大量财富,但人数上仍然是少数,因而这部小说的人物生活得大多比较简陋。

  在我接触的身边的人中,从七零后,到八零后,甚至九零后,都是很努力的人,他们有理想,却不十分坚持,他们的思想常处于混乱中,迷惘而彷徨。对于受到经济大潮影响的这些青年来说,赚到钱才能独立,最终实现那个渺茫的个人理想。但这个社会是在经济规律下运行的,不少有理想、有艺术追求的文化青年被迫做了金钱的奴隶,找不到通往远方的道路,一些八零后的生活并不甜蜜,这个时代,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盛行。我只是在描写如何被动地跨下去,被生活磨蚀的“后理想主义”青年,这与卫慧等人描写的丧失理想的,主动放逐人生的“后现代主义”年轻人不同。

  问:你认为八零后的女性依然在乎她们的处女膜?我以为这是描写女性青春期的小说,不知你怎么看。

  答:现实生活中,中国多数的女人都是非常在意自己的处女膜的,不管是哪个年代的女性,原因在于家庭影响以及女性的潜意识。由于卵子只能有一个或几个,分娩的痛苦等生理上的原因,女性择偶通常会具有单一性,在现代生活中,有处女情结的女性非常多,这是她们的本能,也是中国的传统。处女在一些八零后的脑海中,依然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我认识的一些女孩子便是坚持不结婚不过男女生活的,或者她接受了男女生活,便意味着她要嫁给这个人。欧美的性观念比较开放,最近20年流入中国,中国人的处女情结也没有以前那么重了,但不是说就没有了。杨小文的处女情结没有挂在嘴上,表现在行动上,为了让她的处女情结更为合理,在第一章,小说中安排她在童年时,经历过在众人面前,在一个假山山洞中被异性摸了一把的难堪的公园经历,人在患得患失中,往往会更为在意,女性在失贞前后会有一定焦虑,在处女期还未结束时也会产生各种焦虑,比如担心自己可不可以和其他女人一样开始男女生活及生育等。小说不是以具有法律效力的结婚而以订婚作为结束,从订婚这天开始,按照冠城的习俗,双方父母便认可自己的子女可以同居,开始男女生活,杨小文将结束自己的处女生涯,这也是对传统的讽刺。   问:冠城在哪里?是你的家乡温州吧?为何选择一个小城市媒体作为描写对象?你认为你笔下的小报记者是否具有代表性?可否将这小说理解为小报记者杨小文与相士葛平两类八卦人物的PK?

  答:冠城是一个虚构的城市,但出现在小说中的一些新闻素材发生在温州。温州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描写已经实行商业运作的现代媒体生活需要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必须是我熟悉的,也必须是有代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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