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徐淳刚:小说的愤怒和虚无

       杨典的小说语言一如其诗歌语言,果断,激烈,驳杂,锐利,开阔,这正是斧钺的特点。斧钺是文明时代的产物,文明必然和文明相对抗;斧钺意味着力量,意味着叫喊,而《鬼斧集》开门见山劈头盖脸,便是写于七年前的摹写一声诡异尖叫的《阿是穴》。

     《鬼斧集》所涉广博神奇,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情人、烈士、圣贤、古琴家、侩子手、明教徒、女骗子、神话英雄……无论好人还是恶人,是“我”还是“他”,杨典都以自己的斧钺刻画出人物的真性情。小说人物的口吻往往故意变来变去(如《追光》,《冷弹》),这正是叙述的快感与自由;而小说本身也许没什么深刻意义,或者拒斥意义,但一种跃然纸上的形象却让我们误以为这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这就是剥了皮我们也认识的“生活”。

       知之为不知,不知为知之,齐(奇)人是也。杨典的小说有时将生活公式化(如《八热地狱图》,《偏激生涯》),有时又将公式生活化(如《草庐对》,《丝人》,《杀王记》),通过将具象变抽象,抽象变具象,历史和生活、文化和记忆、圣贤和凡俗一起变得鲜活起来,而我们也就在这种鲜活中抹平了过去与未来,沉浸于一个个乔伊斯式的难以把捉的“现在”。

       在这部异质性的小说集中,我们更多看到的不是柴米油盐上班下班而是中外典籍和自我心灵的急剧碰撞,犹如博尔赫斯纸上谈兵式的写作。然而博尔赫斯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英雄,言古意今,杨典则执意浸淫于对传统生活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盘剥,通过使古代逼真化,逼真的古代于是和逼真的现代神奇地重叠在一起(圣人和凡人重叠在一起,文人和土匪重叠在一起,人性和物性重叠在一起),亦即我们展望的和此刻过着的其实只是一种生活。

      似乎一切的技巧都用过了……在小说集《后记》中杨典如是说。小说死亡和哲学死亡的腔调一样不新鲜,这都源于尼采的上帝死亡论。而杨典的意思也许是,既然一切的手法都是老套那么就干脆扔掉这些套路自立门户,或者说,与其被刻意创新的狗追得气喘吁吁不如按照自己的真性情、真感悟来写作,小说,诗歌,散文,笔记,日记,这些文学形式的差别只是幻象,小说写作在其本来意义上可以死去活来,变来变去,天下地浮头,五花六花糖麻花。

      杨典无疑是当代小说的异教徒。说白了,他虽执意二十年写小说,但并不以为小说就该是小说,或说就该是起因发展高潮之类,零散化之类,平面化之类。但丁的《神曲》既可以作诗歌来读,也可以作散文、小说来读;杨典的《地狱篇注——被但丁忽略的13世纪前中国异教徒之遗补》将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流氓地痞妓女土匪等各色人物一网打尽,全部纳入地狱的轮回系统,显示了他的极端而非刻意模仿。《反梁祝》同样不是简单的戏作,而是在一种更开阔的空间中做着时间的游戏。人性之恶,存在之痛,小说应该是某种完整的空无,来自阿是穴的阿是般的叫喊。杨典,他心存的不是小说,而是大愤怒,大虚无。 

    201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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