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工程:当代人文视角中的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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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由国家出巨资组织的大型美术创作活动，也是中国当代主题性美术创作的一个新的标志。这个新的标志，就在于在艺术崇尚自我、表现自我与极端个性化的当下，许多美术家仍能潜心创作反映这169年民族复兴的历史主题，并以当代人文关怀的审美视角深入到历史的空间。这个新的标志，就在于在影像传媒异常丰富与发达的今天，许多美术家仍然坚守着传统造型艺术的表现方式，在借鉴与汲取当代艺术观念与语言的同时积极推进架上艺术的当代性表达。 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浓缩了艺术家个人以及这个时代对于历史的认知与理解 历史曾为这169年的民族复兴之路留下许多珍贵的影像，但不论哪一帧历史的截影，似乎都不能直接放大成为一件历史主题的美术杰作。历史题材的美术作品作为一种历史的图像，当然是对缺失的历史纪实影像的弥补，但更重要的是对符合历史逻辑与想象的一种艺术创造。一幅历史主题的美术作品，至少记载并浓缩了一个历史事件，也通过这个历史事件塑造了历史人物。比如，为我们所熟悉的“开国大典”的一些珍贵历史镜头，特别是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那一帧照片，但是这样的一帧纪实照片似乎并不能直接搬上画面而成为一幅历史画。很显然，观众们希望在“开国大典”这样一个庄严的历史时刻，能够读到更多的出现在那个现场的历史人物，也包括大典壮观的受阅场面。所以董希文当年的《开国大典》比任何一帧照片都具有历史的概括性，比任何一帧照片也都具有艺术的感染力。因为，那幅画面不仅是对历史瞬间的纪实，而且蕴涵了作者自己对于历史的理解与创造，甚至于它代表了一个时代对于历史的符合逻辑的想象。这样的作品是很多纪实影像无法替代的。正因如此，美术作品的《开国大典》，已成为人们对于新中国成立印象最深的形象记忆。 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无疑浓缩了艺术家个人以及这个时代对于历史的认知与理解，并因这种认知与理解而还原了即使史实的细节没有呈现的历史现场。历史是客观的，但是叙述历史与重现历史都不会完全客观地还原，都不免烙上每个时代的人文特征与艺术家个人对于历史的感悟与把握。 比如，关于抗战主题的美术创作，就因不同的时代而形成审美视点上的变化。在上世纪抗战爆发的三四十年代，像李桦创作的《怒吼吧！中国》、胡一川创作的《到前线去》、《八百壮士》和荒烟创作的《末一颗子弹》，或是用极具震撼力的画面表达了青年们激昂的战斗精神，或是表现抗战中的英雄主义气概与惨烈的战斗场面。这些作品产生于抗战时期，画面虽然简洁朴素，却不乏鲜明的主题和战斗的力量。这些创作于抗战第一时间的作品，往往也在当时产生了唤起民众的广泛社会影响，既具有纪实性也富有鼓动性。从整体来看，战时版画作品的内容题材包含了抗战宣传、战争场面的描绘、战时民众生活的写照和对解放区新生活的讴歌与赞颂等方面，被誉为“几乎独步中华大地的形象化宣传战斗武器”和“历史的缩影”。创作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以罗工柳的《地道战》、王盛烈的《八女投江》、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和王流秋的《转移》为代表的作品，基本体现了英雄主义的审美追求。这些作品注重对于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的形象塑造与刻画，注重视觉艺术中对于文学叙述性瞬间的选择与描绘，注重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精神的表达与发掘。即使像《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那些题材，也是“雄壮华彩”的气概大于“悲惨哀伤”的成分，是豪迈激昂、雄浑壮丽，而非悲戚哀恸、惨烈忧伤。因此，“崇高”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抗战历史主题现实主义美术作品的主调。这种英雄主义的精神表现和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个时期的人文思想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新时期则由原来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转向了悲情现实主义和平民主义，像现实中的“伤痕”美术一样，这一时期的画家往往也试图通过抗日战争的素材，寻找中华民族的历史“伤痕”。因此，这个时期以表现“大屠杀”为题材的作品非常广泛，而且作品大多通过酷烈的场景描绘，宣泄历史悲剧的纵深面。它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表现“悲壮”时的只“壮”不“悲”正好相反，是“悲”而不“壮”。就塑造什么样的“人物”而言，也由原来的表现“英雄”、塑造“典型”而转变为对战争中普通人的描写，甚至直接表现日军俘虏的人性反思。应该说，这种审美视点的变化，是新时期个性张扬的人文主义思潮的折射。对于包括纪实性作品在内的现代艺术观念和语言的借鉴与运用，不仅突破了单一的现实主义表现模式，而且极大地提升了对抗战历史主题的表现深度。虽然，这一时期的创作主体缺乏战火硝烟的经历和体验，但他们从当代人文视角所表达的战争主题是独特的。正因如此，历史题材的美术作品都具有创作时代审美特征的印痕，这也是今天国家组织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价值与意义。 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具有当代的人文思想与文化特征 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无疑会具有当代的人文思想与文化特征。这个特征首先表现在对于历史真实的理解与尊重上。比如，重大历史题材最难以展现历史反面人物。是客观地描绘还是丑化？这最能体现一个时代对于历史的态度与人文思想的深刻性。郑艺画的《历史的审判》就没有回避对于“四人帮”人物形象的刻画，更没有带着时代有色眼镜去丑化，而是真实地描写了“四人帮”反党集团在接受人民的审判时自然流露出的神情，刻画他们一贯具有的张扬跋扈、骄奢淫逸。画家并没有因他们是历史反面人物而放松对于他们个性塑造的要求，恰恰相反，而是对于他们在审判席上的个性心理进行了深入细微的剖析与刻画。也正是出于对于他们真实个性与心理的揭示，画家才将他们本是背对公众席(画面)的现场改成正对公众的形象。或许，“四人帮”人物形象刻画的真实生动，才是这幅作品获得成功的关键。像《淞沪抗战——十九路军》等作品从取材到表现都积极地反映了国民党正规军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这些作品的产生，只有在今天这样的人文视角下才能通过美术作品重新认识历史与表现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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