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工程:当代人文视角中的画卷(2)

来源：文汇报

2012-09-28 02:44
阅读次

　　以人为本，是今天人文思想的核心内容。如何看待战争，如何发掘战争中人性的存在是今天进行历史画创作不能回避的重要命题。因为，从根本上讲，战争就是以最有效的方式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战争就是屠杀生命，毁灭人性。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在南京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奢杀，这场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无疑是把人性毁灭之后再给人看的人性劫难。许江、孙景刚、崔小冬、邬大勇创作的《1937.12.南京》，以超大尺幅所展示的就是这样一个阴云蔽日的人性毁灭的劫难场。和上世纪80年代众多以表现女性在那场奢杀中惨遭奸淫暴尸的描绘不同，这件作品不仅仅在于描绘横尸遍野的惨烈场面，而且通过一位被屠杀的母亲对于幼儿在临死之前表现出来的那种人性的爱抚和挣扎，塑造了被屠杀同胞中的英勇不屈的形象以及母亲对于孩子的守护。这些形象的刻画，无疑具有人性象征的表现，它比单纯地描写女性裸尸的横陈更具有人性反思的深度。如果从人性表现的角度，郑艺的《历史的审判》同样具有探索性。在我们这一代人的集体记忆里，关于“四人帮”的形象是漫画化的形象记忆。因为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后“文革”时期，美术作品中的“四人帮”形象都被类型化了。在人性的表达上，特别是在表现战争题材上，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有关战士形象的刻画上也有明显的突破。为我们所熟悉的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或者七八十年代在表现历史主题或者战争题材时，美术作品中的战士形象往往借用戏剧舞台的亮相式造型，光影处理也极具舞台的追灯感。而这次“工程”中众多的表现战争战斗场面中的战士形象，往往强调战场中战士体态的真实感。像孙浩的《平型关大捷》，秦文清的《挺进大别山·过黄泛区》，宋惠民等人创作的《辽沈战役·攻克锦州》，孙立新、白展望、窦红的《平津战役·会师金汤桥》，王希奇的《长征》等作品，都追求表现那些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战士在冲杀、射击、投弹、中枪时运动中的体态真实性，面对生与死的生命自然机能爆发出的生命感是我们平时难以模拟的。这种对于战士自然生命体症的深度把握，也增强了战争场面描写的生动感。这和当下影视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战争题材的真实性追求是紧密相连的。 　　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审美视点的当代性

　　当然，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所体现出的当代人文特征，更多的体现在表现方法上。具象写实无疑是“工程”作品的主要表现方法。比如靳尚谊的《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丁一林的《科学的春天》，冯杰的《征服珠峰》，杨参军的《戊戌六君子祭》，王少伦的《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殷雄的《风云儿女》，刘大为、苗再新的《井冈山会师》，冯远、杜滋龄、房俊焘、鲍凤林的《武昌起义》，陈钰铭的《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吴山明、何士扬、吴激扬的《遵义之春》，赵建成的《国共合作--1924·广州》，张国琳、王仁华、桑建国、吴同彦、罗耀东、谢宗君的《生死印》，李象群的雕塑《毛泽东在延安》和陈科的雕塑《詹天佑修京张铁路》等。这些作品在写实语言的表现深度与表现技巧上，都代表了当代美术创作的最高成就，它们无疑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或七八十年代更具有实写的力度与厚度。但同时，“工程”的作品又不局限于具象写实，而是从具象写实开拓出来，并融进了很多现代主义与当代艺术的创作成果，丰富与发展了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象征主义、表现主义以及立体构成与现代媒材，都成为“工程”作品开阔思路、勇于探索的突破口。

　　许江等人创作的《1937.12.南京》、井士剑等人创作的《阿里山的抗日斗争》在人物塑造与环境渲染上，既有象征的成分也有表现的成分。陈树东、李翔的《百万雄师过大江》和曹立伟、施乐群的《唐山大地震》，几乎完全用的是表现主义的创作理念，并结合了综合材料的运用。施大畏、施晓颉的《永生--1941年1月14日皖南》采用象征与立体构成等多种艺术观念，强化了画面的悲剧意识与历史内涵。陈妍音的《反内战的呐喊》则消解了传统雕塑的纪念性，而把平面性的图像语言转换为三维的雕塑语言，从而赋予传统雕塑以当代性的意味。

　　当然，就当代人文视角的审美特征而言，我们还可以和以往的一些经典作品进行比较。比如，董希文的《开国大典》和唐勇力的《开国大典》。虽然唐勇力的《开国大典》很难在写实深度、厚重感和社会影响上超越已经成为20世纪美术经典的董希文的《开国大典》，但唐勇力的《开国大典》更带有当代人文的审美经验，它在工笔重彩人物画的写实程度、众多的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塑造以及整体画面视觉形式的追求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应该说，唐勇力的这件作品带有更多的视觉审美特征，是庄严而绚丽、厚重而辉煌的历史画卷，是从新中国60年这个当下视角对于历史回顾的那样一种历史画卷的想象与创造。

　　韩书力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创作过《解放西藏》这样的主题性作品，而且是新中国美术颇有影响力的一件作品。此次，韩书力创作了同样主题的作品——《高原祥云——和平解放西藏》，仅从标题上便可以看出，在这次创作中，作者试图通过高原祥云来寓意和平解放西藏的历史意义。如果说《解放西藏》探索的是水墨写意人物画的写实强度与整体画面的控制能力，整个场面被赋予一种欢乐喜庆的气氛，那么《高原祥云》则试图通过祥云的寓意来隐喻和平解放西藏的历史意义。《高原祥云--和平解放西藏》没有用太多的笔墨去描写和平解放西藏入城的热烈场面，而是采用了装饰性的富有藏族传统纹饰特征的祥云图样构成画面的主体，其间穿插着入城的解放军将士、藏族男女老少和寺院喇嘛等宗教界首领人物等。相比于70年代末的《解放西藏》，《高原祥云--和平解放西藏》的画面很沉静，而且沉穆之中散逸出高原藏地特有的那种宗教气息。作者对于同一主题在创作观念、表现方法和审美内涵等方面显现出的变化，都揭示了不同时代人文视角的差异。

　　杨力舟和王迎春的《太行烽火》也可以和他们上世纪80年代创作的《太行铁壁》进行比较。如果说《太行铁壁》采用的是象征性的手法和素描造型与写意笔墨的人物形象塑造有机的统一，那么，《太行烽火》则是在画面整体观念上采用了立体主义的解构性，由此对画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硬边分割与空间重组，而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则相对弱化了文人写意笔墨的运用，凸显了历史图像在作品中的效应。显然，《太行铁壁》着眼于新时期之初对单一写实主义的主题性创作的突破，而《太行烽火》则是在这种突破的基础上强化了画面自身的结构性语言的探索，并从此把结构性语言和恢宏的历史深度结合在一起。显然，中国画笔墨的图像化在这里也有效地将历史影像联结在一体，从而增强了此作画面呈现出的历史感。同一作者、同一主题的不同表达，更深入地揭示了新时期以来人文视角与审美视点的变化。

　　不论怎样，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这102件反映中华民族近现代的复兴史，不仅具有表现历史事件的横断面，而且这种历史横断面的表现也难以掩藏人文视角与审美视点的当代性。

　　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显示了国家对于我们民族历史与文化的重视

喜欢()

相关阅读

南方论坛

频道头条

频道推荐

频道热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