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公凯：对中国美术现代性的反思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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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公凯，1947年出生于杭州，著名中国画家、美术理论家，曾获旧金山美术学院荣誉博士和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荣誉博士。现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馆展陈设计总策划和总设计师。兼任第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央文史馆馆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第八届全国委员、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专家委员。 代表作有《中国绘画史》、《限制与拓展》、《潘天寿绘画技法解析》、《潘天寿评传》等，曾主编《现代设计大系》、《潘天寿书画集》等作品，并在国内重要刊物发表大量学术论文，近年来主持“中国现代美术之路”学术课题的研究工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潘公凯提出的中西两大艺术体系“互补并存，双向深入”的学术主张在中国美术界颇有影响。其水墨作品曾在纽约 SOHO区菲利浦画廊、旧金山中华文化中心、东京日中友好会馆、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国美术馆等地展出。 2010年上海世博会隆重开幕，中国国家馆成为一颗耀眼的明星，步入“东方之冠”，一条“寻觅之旅”在脚下展开。在共赏世博之美的时刻，记者采访了中央美术学院院长、2010 年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馆展陈设计总策划和总设计师潘公凯先生，探寻中国国家馆展陈的设计理念，并就中国当代美术所面临的多种可能路径作了交流。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术领域的经验具有典型意义，在现代化语境下，中国当代美术也在争论中不断探索与前进，构建中国当代美术体系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它涉及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改革与创新、理论与实践等诸多方面问题，用怎样的美术语言构建中国当代美术体系是理论与实践的核心问题。 完美展现中国城市发展智慧 记者：作为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馆展陈设计总策划和总设计师，您是怎样将我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元素与现代性元素完美融合的呢? 潘公凯：总的来说，中国国家馆展示设计紧贴中国国家馆展示主题，依托中国国家馆恢宏大气的建筑空间，采用艺术装置的手法来造型和营造空间，并利用多媒体影像手段和其他多元的艺术手法表现设计理念。展示内容具体分为三个层次，即：49米层核心展区“东方足迹”，41米层体验展区“智慧之旅”，33米层功能展区“绽放的城市”。分别从核心展示、动感体验、未来畅想三个层次演绎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展现本届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中国国家馆核心展区的主题是“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这一主题定位就意味着其展示必然要回顾中国城市建设史。我们把《清明上河图》作为中国城市建设的经典代表进行展示。在中国馆最高层“东方足迹”49米层展区，以投影形式在展馆墙壁上展示《清明上河图》中的场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投影版《清明上河图》中的几百个人物是运动的、鲜活的。同时，我们还设计了一个巨大的环幕影院，主要展现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城市发展的智慧。 我们把中国馆41米层展区“智慧之旅”作为体验展区。这一层的展示设计方案着力突出一种诗意梦幻般的舞台效果，让观众在获得特殊审美享受的同时体会中国古代建筑的智慧。 中国馆33米层展区“绽放的城市”则以环保和低碳生活为主题，营造充满未来感的舒展空间，展现中国人在发展节能环保城市方面的智慧，给出未来城市发展的中国式答案。 从回顾中国古代城市文明、反思现代城市发展模式到未来城市发展道路的创新，中国馆倾力向人们奉献我们关于人类城市发展的深刻思考，让参观者在这样的旅程中领略城市发展的中华智慧。在世博会结束后，中国国家馆将作为一轴四馆的一部分，成为永久性建筑，希望我们的设计团队能把中国最好的东西展现给全世界。 在现代性的语境中为中国美术“正名” 记者：近年来，您提出要为近代以来产生的中国经验给予合理的解释和论证，那么，具体到20世纪的中国美术，这种合法性为什么要用现代性正名呢? 潘公凯：当前世界文化趋同性与多元性并存的基本态势下，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如果要从战略高度上确保中国的文化自主性，构筑中国现代文化的自身特色，就需要对近代以来产生的中国经验、现在正在产生的中国经验，给予合理的解释和论证，并充分评价其作用和意义，也就是对自我认同和自我合法性的论证，“正名 ”由此而来。 “现代性”一词出现于17、18世纪，指一种异于古代社会的新的文明发展阶段。一般认为，现代性大致包括个体原则、世俗取向、自由秩序，以及社会行动的合理性、知识观念的独立性等。在现代转型中，尚未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国家往往以完成现代化转型的国家为范本，直接移植其成为标准的现代性模式，并将移植成功与否作为衡量自身是否告别传统、进入现代的标识。自我的合法性危机就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 就现在而言，为有力论证中华民族的历史经验、现实探索及其文化表述，或为之争取一个合理的说法，不仅要借助外来话语体系，还不得不在逻辑和思路上受其牵制，但对现代性问题的执著仍然有其道理，因为“现代”、“现代性”的概念早已成为某种神圣符号和价值标准，离开它就很难理直气壮地诉说自身的意义，就会在表述上自动地与落后、边缘、不合标准相关联起来。这个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否则整个20世纪的中国美术将游离于全球性话语之外，理论上处于失语状态，只会成为西方中心之外围的变体。但当自我论证成功后，现代与否的名分可以也应该被扬弃，在目前的语境中，这一努力还是有必要的。 西方现代艺术价值框架直接挪用是很难奏效的，西方现代艺术价值本身也不具有无可置疑的合法性，如果强用它作为标准来加以判定，只会对20世纪中国美术自身的特殊性与丰富性造成遮蔽，对我们客观认识百年历史和拓展未来潜能会有不利的影响。 自我合法性论证落实到美术领域，就是为各种艺术流派、主张和实践，提供一个统一的平台和标准，找到切合自身现实和要求的新的价值框架与表达系统，切实明确自我的定位。中国“既要植入更有应对、不仅学习更重创新”的“继发现代性”之路中不一定完全符合“原发现代性”标准的部分，或许恰为中国现代性的原创性与特质的表征。现代性反思后的关注点转移将平等地对这些部分敞开阐释、接纳的空间。在更大的领域和更高的层面，先通过现代性的定位为20世纪的中国社会文化“正名”，进而打开中国未来自主性发展的广阔前景。 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性 记者：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性是种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对于现代性的语言呈现是一个什么样的判定标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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