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公凯：对中国美术现代性的反思与探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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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公凯：要对20世纪中国美术作出整体的把握和梳理，就要回到20世纪社会救亡图存的基本事实。我们把“自觉”作为后发现代性判定标识，并归纳为“传统主义”、“融合主义”、“西方主义”、“大众主义”——这也是中国美术的现代主义。 “传统主义”的提法主要强调的是在道路选择中的自觉成分和策略意识而不是艺术成就。这种意识当然也存在着相对性和模糊性。比如在上世纪传统派的四大家中，黄宾虹和潘天寿都有在中西之间作出自觉选择的明确主张，而吴昌硕与齐白石则不然，对西方参照系只是直觉上有所意会，很少有深入的研究。 “融合主义”主张以中西艺术为坐标，各有短长，可以互补以创造新时代的艺术。中国艺术家从自身文化心理结构和民族习惯需要出发加以择取，并与本土艺术观念和形式语言融合起来，探索新的表现形式和内容风格。蔡元培的“中西短长互补”、徐悲鸿“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和林风眠“调和东西艺术”的主张，使融合主义在形式语言范畴里显现出具有广泛社会政治适应性的学术内涵。 “西方主义”所持的观点是全盘西化，采取形式语言上的“纯粹性”，在技法和趣味等方面尽量与西洋画一致;借时间上的“同步性”表明中国艺术已成为世界先进艺术的一部分;认同西方的价值取向，放弃自己的价值观;以“自我边缘化”突出“全盘西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大众主义”指的是20世纪中国美术中一种内容丰富、具有内在联系和完整过程的社会趋向、策略选择与功能承担。它不仅指“由大众创作”、“为大众的美术 ”和“大众化的美术”——它的产生体现了有目标的、自上而下的精英化行为;它的传播体现了社会性的集体努力;它的主题具有明确的政治倾向和教育目的;它在艺术上体现了以现代性建构为目的的民族化追求;它反映了“五四”之后艺术家普遍的忧患意识和艺术上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对艺术的社会政治功能的自觉承担。毛泽东及其思想对大众主义美术具有转折性的指导作用。 以上是对20世纪中国美术的历史叙述而非价值评判。它们既是艺术发展路线和创作指针，又具有社会行动功能和实践效果。这几大策略方案交织着植入、变异，各自充分体现出中国思想家和艺术家面对现实的主动性和应变、吸收、消化、创造的能力。 中西方艺术的现代性之别 记者：中西方艺术的现代性生成和价值内涵是不是存在着很大的区别? 潘公凯：是的。西方的现代艺术是西方现代情境的象征。表现为时空观的改变，潜意识的发现，个体心理的宣泄。现代艺术与社会变革既有相同趋向也有相反趋向。我认为西方现代艺术价值结构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表层结构，也就是艺术形式语言的创新变化;第二个层面是中层结构，即反叛的审美现代性;第三个层面是基础层结构，也就是社会情境的决定作用。这三个层面共同指向早期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同时也有怨恨的心态，比如“上帝死了”——失去自我拯救的路途、贫富差距的加大以及社会地位的失衡等。 反观中国现代美术“传统主义”、“融合主义”、“西方主义”、“大众主义”这几种趋向，在形式语言上就无法简单挪用西方现代艺术标准，而审美功能上的那种社会批判、疏离感在这里也找不到对应。“融合主义”这条线，在形式上以古典写实为主，在内容上则以歌颂为主，审美态度多是对社会现实的歌颂和理想未来的憧憬，在艺术与时代的关系中强化艺术的社会和政治功能。“大众主义”这条线，形式语言是民间通俗的，而内容则是集体主义，与个体心理宣泄和对现代社会的疏离毫无关系。唯一能对应的是学习西方、紧跟这条线，但这又不足以反映中国现代美术的全貌和作为与世界平等对话的代表。究其原因，我认为最关键的一点是社会情境上的错位，现代中国社会情境下的时代要求是救亡图强，这与现代西方有很大的不同。 总体而言，西方现代艺术与20世纪中国美术的实际状况无法简单对应于西方价值框架(如西方的原发现代性)。西方的原发现代性，在社会制度层面上与市场经济、契约社会、民主法治、科学技术所营造的现代情境相对应;在精神层面上表现为对个体权利、主体意识、个性展现的追求。中国在器物和技术上能较快吸纳西方先进因素，制度层面则发生较大变异，并深深打上了前现代社会模式和文化观念的烙印，而精神层面上变个体追求为集体动员，民族和国家大共同体的需要压倒了个体的求自由、争权益，在现代化过程中一直是集体高于个体。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救亡图存的民族意志和建立独立自主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所决定的，并与深固的传统文化积淀和文化心理结构有密切关联。这自然难以合乎西方的“现代”标准，解决的办法并不在于谋求如何得到世界主流话语的承认和接纳，哪怕只是有限的承认和接纳，这种不自信的做法绝非根本之道。关键还是要寻找切合自身现实和要求的新的价值框架和表达系统，对自己的历史与现实能有一个恰当的论证。 悖论处境中的文化自觉 记者：近年来，您一直对中国美术的正名作出很多的努力和探讨，对西方现代性话语进行反思，同时又要在民族的基石上阐释中国文化潜在的普遍性，那么，您如何看待这种自我悖论状态? 潘公凯：应当说西方现代性的先发模式，在世界范围的拓展都是特定中的拓展，肯定要在本土化过程中作出适应性改变，这构成了普适性与相对性的变奏。现代中国的经验是全球现代性事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验的参与将使现代结构具有更完整的普适性。古今之争与中西之争的交错纠缠，是中国近代以来所陷入的悖论处境。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都面临着这种困境，也就是如何在一种失语和失准的状态中，去清醒地自知和坚实地自立，说到底这是一种“文化自觉”，而关键就在于怎样理解中西古今的关系以及如何看待“现代”并重塑“自我”、尊重“他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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