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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笃：当艺术史终结和身份危机之后(2)

来源：搜狐文化
作者：黄笃
2012-09-28 0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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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对三种与“艺术史”相关的社会和文化谱系的概述并不是要把这一艺术史经验带入对2000年以来不断涌现的新艺术的观察，而是要把它作为参照的依据，把它作为分析和超越的限度，因为这是一个长期性和持久性的学术研究工作，但由于这样的艺术史形成的艺术理论在今天的瓦解，它就必然迫使我们对一些焦点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什么是今天的艺术?今天的艺术与未来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联?主导21世纪初中国当代艺术的契机在什么地方?回答这些问题依赖于西方经验、传统经验、政治经验的艺术史和理论显然是不够的，而只有首先面对发生在社会形态、文化形态、艺术形态的对象，才能寻找到新的可能，也只有在语境中、在实践中和在预想中，才能拓展我们对艺术的新视野。

　　什么是我们关注的对象呢?我认为，今天决定艺术史终结的重要原因之一来自展览形态，因为展览形态直面的是社会文化问题。它们两者之间近距离的博弈，消解了理论与实践远距离的相互观望。近10年来，中国的“双年展”、“三年展”和“文献展”如雨后春笋般的剧增，一般观点认为，这是一种无度的艺术膨胀，但我们是否发现，正是因为这些猛然出现的众多展览，才直接折射出艺术批评和艺术史写作的失语症，同时也反映了社会形态中的鱼目混珠、好坏参半、各种价值观的现象，社会系统中的无秩序化同样体现在艺术系统之中。但如果说不好的展览是因为遵循了已被解构的上述三种艺术理论的原则及商业化市场的影响，那么好展览显然突破了陈旧的艺术史逻辑，转向到新趋势的探索和对未来的展望。正是出于这样的艺术判断，研究展览形态则尤为重要，它是我们建构艺术史和艺术理论的基础。也就是说，尤其在今天当代艺术史和理论是在展览形态上建立的，它蕴涵了变幻无常、捉摸不定的艺术形态、文化形态、社会形态相互缠绕的复杂关系，而这种关系中又重叠着各种不同的断语和价值观。这里，仅选取2006年“上海双年展”、2007年“今日文献展”和2008年“广州三年展”作为典型的展览形态的案例，尝试提问艺术史终结是否在艺术形态中被解构。

　　从地缘政治上看，北京、上海、广州以鼎立之势形成了相互间的文化契合与比较。上海在30年代就被誉为东方的巴黎，汇集了当时的时尚、流行、品味、情调，引导着中国潮流，并产生了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现代艺术运动“决谰社”。即使在今天，上海仍秉承了30年代的审美遗风。广州一个世纪以来不仅蕴涵了革命和反抗的精神，而且也是与西方沟通的窗口，它以天高皇帝远的特殊位置，决定了近西方，远中原的开放意识。与上海和广州相比较，北京不仅因其是首都的政治权力中心，而且因古城八百年的历史也决定了它在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冲突上尤为激烈。正是这三者之间显著的区别，也才使它们在当代艺术中充当不同的重要角色，塑造出中国现象中的艺术事件。 　　1996年诞生的“上海双年展”作为中国双年展化的现象,它的开启无疑引导了中国的国际性艺术展的潮流，尽管以官方主办的背景决定了它必然要回避敏感的社会政治冲突性的问题，但它智慧地把展览理论架构建立在时尚、潮流、城市生态、设计基础之上，以其社会参与的方式推进中国当代艺术在社会公共空间现实意义上的存在。2006年“第六届上海双年展”选择了“超设计”为主题，所谓超设计是以设计理念为核心，设计的范围则打破了设计的局限，把跨学科、跨领域、跨文化、跨社会作为艺术渗透的策略，强调社会语境中的文化设计和艺术设计，拒绝单一的艺术史逻辑中的当代艺术模式，试图挖掘和实验当代艺术领域之外的各种可能性。

　　与“上海双年展”不同，2002年“第一届广州三年展”似乎肩负了以重写艺术史为己任，尽管三年后的2005年“第二届广州三年展”在候瀚如的策展中重新回归到西方理论系统，但它的对象则是中国境内的区域文化——珠江三角洲社会语境的分析。2008年第三届广州三年展“向后殖民说再见”的主题旗帜鲜明地向西方中心主义提出了挑战。至于能不能说再见，再见的语境是否成立，一时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界争论的话题。

　　正是基于对西方艺术理论及思想理论的质疑以及中国当代艺术现状的积极反应，北京今日美术馆的“首届今日文献展”于2007年应运而生，但一个问题是，北京的大型当代艺术展为什么来的如此迟缓?为什么在等待多年之后，在与“上海双年展”、“广州三年展”的比较中它才得以脱颖而出呢?这一看起来仿佛是艺术的问题实则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权力话语问题。中国意识形态与当代艺术的紧张关系只有在北京这个具有浓厚的政治权力、传统势力、前卫艺术的三角博弈中才能够体现的淋漓尽致。在30年间，北京的前卫艺术总以爆发式形态左右中国当代艺术的进程，一旦发生新的艺术，必要以惊世骇俗登场，比如1979年的“星星画展”、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对中国美术馆的两次冲击，其社会影响至今余波未尽。然而，正是洞察到这一背景，第二个问题是，相比之下，“今日文献展”似乎风平浪静，我们如何解释其展览形态30年之间的变化?这一看似复杂的问题其实非常简单，中国当代艺术在今天已经从意识形态的艺术转换成社会形态中的艺术，而在此之前，中国前卫艺术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生存实质就是一个政治艺术史或艺术政治史，而北京艺术的展览形态不仅是观测中国另类艺术史终结的晴雨表，同时也是折射新旧意识形态在转型过程中的并存特征，所以，“今日文献展”(主题“能量：精神、身体、物质)挑战的对象不再仅仅是纠缠在政治旋涡中的艺术，而是针对西方艺术史逻辑、中国艺术史逻辑和政治艺术史逻辑，更重要的是针对中国社会语境里艺术中的政治，而正是由于后者，艺术史的终结才构成了批评的合理性。

　　由于篇幅的原因，这篇文章在政治意识形态成为了社会意识形态、文化意识形态的背景下难以讨论中国的展览形态何以替代了艺术史，中国社会的艺术语境何以替代了艺术理论，但至少我们发现了很多问题，在转换角度中，在探索中国当代艺术中，建立起自身的主体性。但我要强调一点是，如果我们认同中国社会语境中的当代艺术是以开放姿态进入到我们的视野，那么北京所谓得天独厚的天时地理也将随着艺术的多元化被地域文化的强势所替代，包括上海和广州的特殊优势。这也正是在我们强调“上海双年展”、“广州三年展”、北京“今日文献展”重要意义的同时，决不可忽视“深圳雕塑双年展”、“成都双年展”、“平遥摄影双年展”和“南京三年展”等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里正好以2008年“第三届南京三年展”(主题是“亚洲方位”)为案例，它在中国首次提出了亚洲的主体性，并把长期以来东方跟随西方及其观测视角转移到在亚洲内部的对话、交流以及价值协商。倘若假设存在艺术史终结，那么什么将替代终结之后的价值观?“第三届南京三年展”的实践无疑提供了又一个大胆尝试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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