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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笃：当艺术史终结和身份危机之后(4)

来源：搜狐文化
作者：黄笃
2012-09-28 0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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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年代的中国当代艺术(当时用前卫的概念)基本处于地下、半地下的社会状态，它有其明确的针对性，既是中国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又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权力话语。然而，我们可以在对这一艺术现象的观察和解读中发现其中被遮蔽的许多根本性问题，它既有来自这一现象中艺术内部的冲突，又有来自西方经验中的中国艺术与中国经验中的中国艺术的不同判断，而两种不同经验的对垒，两种强弱话语的较量，决定了90年代中国前卫艺术的不同境遇，决定了艺术市场中的中国艺术与当代艺术中的中国艺术的不同生存位置。[③]从批评角度看，我们理所当然注意到了“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在90年代初期崛起的合理性，但我的问题是，直到今天，我们是否真正厘清了西方后殖民主义对“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艺术与中国当代艺术所持有的不同期待与想象的区别?而“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艺术与它所对抗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及与西方资本主义体制有着什么样的纠缠?为什么一种抗拒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原生态艺术到了2000年之后成为了艺术市场青睐的对象?这是否与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形成了共识?正是基于提出的这些问题，我对身份问题有了新的思考，在研究艺术案例的过程中，我发现90年代北京的“新刻度小组”是一个重要现象，只有耐心而仔细地分析该小组的形态，才能使我们对这一时期“本土艺术”有真正艺术史价值的判断。“新刻度小组”创建于80年代末期，它是“触觉小组”演变而成的中国观念艺术的典范，“新刻度小组”在拒绝了一切艺术语言表达的前提下，追寻如何能对西方文化逻辑做彻底决裂。“新刻度小组”的三个成员王鲁炎、顾德新、陈少平在彼此反复讨论后发现，艺术在西方艺术的逻辑中尽管似乎开放了所有的边界，但惟有个性却是善者独存的不可撼动的主体，所以，只有取消个性才能在西方当代艺术经验之外获得真正新的艺术语言。他们在长达八年时间里持续不断地尝试靠近这一终极愿望，用一种特殊方式完成的图表、表格、数字等方式寻找和论证他们取消个性的客观依据。然而，颇具戏剧性的是，小组的解体是因为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策展人准备登门拜访的一刻，“新刻度小组”成员在激烈的争论中宣布解体，并销毁了所有档案和工作材料。“新刻度小组”的案例表明：它并没有一味强调身份问题作为本土艺术的核心，身份是一种自在自为的存在。因此，从里与外的对比看，如果说海外艺术以确立身份介入西方中心文化系统作为策略，那么本土艺术则是以消解身份对抗西方中心文化系统作为探索艺术本质的终极目标。

　　90年代的中国“本土艺术”在当代艺术语境中既可以被视为个体化的艺术实验，也可称之为非正式展览空间的艺术。在这一时期，艺术小组、艺术村落是凝聚各种艺术尝试的集结点。当中国的社会经济改革还未完全松动旧有的政治意识形态，当代艺术也就必然被排斥于社会的公共空间，所以，精英式的、乌托邦式的、激进式的各种艺术形态无疑更强调在封闭之中的个人纯粹性，强调这种纯粹性与社会公共空间的冲突，前者构成了中国早期观念艺术、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多媒体艺术的特征，后者则是中国“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在绘画中的批判、嘲讽方式。如果说西方艺术领域首先关注到“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艺术在与意识形态对峙中的政治美学，而最终转入艺术的市场化，那么中国艺术批评的立场则更体现在对艺术本体探索的支持。因此，这是一种从更内在的社会语境中来确认中国当代艺术方向的。

　　我们正是在对中国当代艺术谱系的分析中发现了艺术史终结和身份危机的问题。这里我更进一步明确强调艺术史终结并不是指艺术史的终结，而是指我们原来沿用的一套理论话语表述的终结，也就是说，我们已难以用原来的语言系统破解和描述自2000年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的本质特征。身份危机首先源于海外中国艺术家的境遇，可以说90年代海外中国艺术家的身份在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和多元主义文化背景下获得了确认，迈入新千年后，当他们集体无意识地夺取了身份以及关于身份问题的讨论之声越来越微弱的时候，海外中国艺术的身份不再成为被关注的重点，伴随着海外中国艺术家返回国内，于是，身份危机被带入本土艺术的视野，但本土艺术并没有海外艺术那种语境化的经验，所以，本土艺术的困境并不是一个伸张身份的问题，而是一个追求去身份符号化的问题，但它们一致遇到的身份危机的问题。倘若要解开问题的症结，在中国当代艺术的纷纭众说中，我们不要再从那些理论方法上去考察艺术的主要问题，而是从美学策略上、从其在微观的展览形态里的中介作用上去进行考察。这一微观学的方法是要在具体展览实践和案例的感知中去拓展艺术世界，而不是充当僵化套用的“艺术理论”之说;也就是说，我们应从展览形态的问题着手，从一个一个的事件和个案中引出自己的种种看法，将自己的理论原则融入对它们的评析之中。

　　正是由于今天中国当代艺术陷入了艺术史终结和身份危机的境遇，我们从这些反复纠缠的复杂问题和现象中发现，思潮和流派被展览实践所消解，身份被个性所取代。这是否意味着在进入新千年的历史时期艺术史终结和身份危机之后展览形态和艺术家个体成为艺术的新起点呢?

　　2009年1月17日(星期六)完稿(第一稿)于北京望京

　　[①] 自2003年以来，在中国当代艺术中，某策展人在其展览命名上将美国60、70年代的“极少主义”概念机械搬用成“极多主义”概念;把日本60、70年代的“物派”概念套用出中国的“意派”概念。这种方法最终还是被归入仿效的逻辑及别人的话语系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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