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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澎:当代艺术史的微观叙事

    当代艺术史的微观叙事——《1992:艺术转型》的前言

    吕澎

    对已经过去的20世纪80、90年代,人们可以有太多的评价。在年代的划分和问题的针对性上也会因为立场和领域的不同产生严重的歧异。对于本书,1992年虽然有特殊的政治背景和经济现实,但是,我关注的是这个年头在艺术精神领域里发生的严重变化。事实上,我们不是一个历史本质主义者,我们完全可以在1992年的任何一个生活细节中读到关联性的词句。90年代以1992年为标志,而早在1988年,艺术界的人们已经发现了90年代的端倪——灵魂变得没有依据。也就是说,1992年的关键问题是形而上学的终结或者说是浪漫主义灵魂的死亡。

    什么是过去?过去究竟是一种碎片的事实,还是一种飘忽的观念抑或是一种可以被随意给定的说辞?大多数人希望历史有一种辉煌的物理展示,他们习惯地认为从纪念碑或者纪念碑式的实物可以了解历史。可是,直至1988年,发端于70年代末的现代主义艺术仍然没有出现一个让人能够充分认识的面貌。与90年代的艺术作品的数量相比,80年代留下的文献尤其是图像文献非常有限。这种有限的情况以及与90年代的对比成为太多的批评家或者关心中国当代艺术的人对80年代艺术给予定性——通常能是揶揄性的、多少有些贬义的甚至让人感到难堪——的依据。90年代,画家们已经非常熟悉国际市场上的颜料和亚麻布,尽管到了21世纪,画家们已经不再讨论材料问题,但是,可供保存和收藏的话题在90年代中期已经很普遍。真实的情况非常清楚:人们关心的是“审美”和涉及“市场”的物理品质。按照这样的标准,80年代的艺术可以几乎不值一提。张培力80年代稍大的作品都是在类似床单布并且简单地接缝的底子上完成的。我记得大概是1989年底,张培力的《手持萨克斯的人》在北京参加了展览后放置在北京恭王府的一间屋子里,应该是栗宪庭临时代为保管。当我考虑将其下框准备让人买去时发现,布上的颜料大面积地脱落,画中脸部的颜料脱落后完全丧失了原样——事实上这幅画已经很难收藏。现在,相信除了低质量的印刷品,我怀疑这幅画的原作已经不存在了。可是,对于今天的批评家和艺术史家来说,他们真的可以不需要这个即便是存在也很可能是破烂不堪的图画了吗?事实上,也许是人类自身对物质现实的完美过于看重的原因,以至那些被认为是真正的历史文献总是破烂不堪残缺不全的。从2006年开始的对“85新潮”重新进行的历史评价中,就有不少人是就物理事实来讨论价值的。

    经过了后现代主义的肆虐,面对人类的过去仍然清晰地保持着两种立场:一种是今天普遍接受的大致可以用“后现代主义”这个词汇概括的立场,在判断和分析现实问题的时候,技术与权力成为有效的工具。人们无法摆脱现有的“文字”和概念,所以,当我们一定要使用类似“含义”、“灵魂”这样的词汇时,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几乎是难以说明问题的,按照后现代主义的逻辑,也许是根本不必面对的。另一种立场是:语言的丰富性仅仅是一种手段,技术与权力支持下的策略可以改变物理的现实,但是,那些经过思考的过去以及思考本身的表述可以矫正人们的言行。人们无须刻意去总结过去,但是,关于过去的文字和其它形式的文献始终影响着活着的人的大脑,而那些经过影响的大脑所发明的技术和对权力的利用将成为过去的延伸与变异,事实上,权力游戏从来无须顾及终极问题,仅仅是在游戏的终止的时候,往往会唤起对终极问题的回顾。

    80年代的现代主义先锋成员大多数是50年代出生的人,按照这些先锋主义者的经验,“革命”是一种真正价值的体现。所以在80年代,他们将每一次行动、展览以及宣言视为革命的一部分,不管这些人中是否每一个人都有意识地这样来看待。在那个年代,激情,或者说浪漫主义的灵魂四处蔓延攀附,并且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年轻的艺术家圈子里,这些蔓延出艺术活动本身以外的激情是通过哲学问题的讨论、酒、音乐、黑暗并很可能是简陋的房间里的舞蹈以及性的自由表现出来的,尽管有少数艺术家因为其性格和经历的原因表现出理性与冷静,并且在他们的作品中试图表现出理性的形式与色彩。

    尽管敏感,绝大多数艺术家对于政治领域的具体事务是不甚了解并且没有知识的,然而如果可能,他们都尽可能地将自己的艺术与言行同政治与社会现实紧密地联系起来。大量的西方哲学著作的翻译出版为他们提供了新的语词,他们顺手就将那些著作中的文字作为宣言或者口号用于艺术领域的革命。关于这样的主题的实际范例在批评家例如栗宪庭的言行中能够获得充分的证明。多少年后,不仅是局外人,就是他本人也不否认自己的工作与政治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尽管他的内心情绪在90年代后半叶事实上已经非常低落。

    今天,人们对“必然性”有恐惧的心理,在短时间里经历了太多重大事件而又总是满腹疑问的大多数人发现,“规律”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就是在1992年,在80年代因《美的历程》在艺术青年中获得很高声望的哲学家李泽厚甚至明确告诉读者,历史真是没有必然性的,如果说与改良的措施相比,过去发生的革命也许没有什么必要性。的确,偶然性在历史的构成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尤其是在我们将观察的放大镜对准那些局部、个别以及通常不起眼的细节的时候,本书仍然希望通过对1992年的前后时间的一些事件与问题的分析与讨论,来说明1992年这个年头的重要性和她的前因后果。例如我们不用去证明1988年的“大灵魂”话题是1992年之后的灵魂的丧失的先兆,但是我们有必要讨论那个时期的“大灵魂”这三个字是如何被提出、重视和进而被忽略的。

    时间流逝的速度对于那些有历史记忆的人来说特别难受,因为在他们最有兴趣的历史问题上在今天缺乏知音,不仅如此,即便那些曾经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也很少表现出对过去的关心。这样的现象似乎证实了这样一个直觉判断:1992年之后,灵魂真的丧失了。90年代的出版与教育证明,即便是我们拥有编年教科书,也很难唤起不了解过去的后人的历史敏感性,因为不同的知识背景、政治立场和个人经验等原因,不少人总是想忽视、忽略、鄙视甚至干脆想抹掉过去。可是,我们不可能因为每天的电视里嘻嘻哈哈的搞笑受到普遍欢迎就以为现实的状况是不可争议的,就正如我们对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反省之后发现集体主义的荒唐举止是不可忍受的一样。人类生活的应接不暇不是放弃理性地反省过去生活的借口。事实上,人类需要改变,而“改变”这个词汇正是生活的一个本质特征与关于生活的核心概念。因此,将历史中的关键时间、重要问题以及特殊细节抽取出来进行理解、分析与判断,就成为培养我们特别是后人的历史敏感性的必要途径。生命的结果一开始就被判断为死亡,但这不是我们应付生命的每一个细小的时段的理由,生命的连续性是人类的意义所在,保留这样的连续性的方法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改变,而历史敏感性的培养正是这个改变所需要的基本精神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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