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澎：当代艺术史的微观叙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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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拥有涉及90年代历史的文献，无论它们是否是成熟的历史著作都为我们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大量的资料。所以，本书不可能是一部罗列文献与资料的编年历史书。我们在前面的文字里已经提示出本书的研究方法是主题性的，几乎是历史文化和精神状态的研究。1992是本书的中心概念，她既是时间、空间，也是问题。以这个时间、空间和问题为中心，我们不得不从1988年开始考察相关政治、经济以及其他思想文化领域里的事实，以说明80年代的思想与语言资源在80年代末期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的危机，哲学思想领域的资源在艺术家和批评家那里开始变得重复与难以有效的使用；显然，1989年2月的“现代艺术展”成为80年代前卫艺术终结的象征，人们分不清究竟是不是一次巧合，在混乱而充满火药味的展览结束两个月之后，这个国家的政治与社会开始出现普遍的危机，6月，艺术家们的“大灵魂”如果还有残余的话也被阻止蔓延了；1990年到1991年的人有可能会有这样的幻觉：躯体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容器，灵魂不过是装入进去的东西而已，只要你愿意，可以将灵魂倾倒出自己的躯体。根据日常普通随意拍摄的照片描绘出的超现实主义的街景油画让观众没有任何话需要说，有些批评家想假设艺术问题，他们根据略略透露出的茫然姿态使用了“新生代”这类语词，当然，嬉皮笑脸的形象构成了一种像文学界里王朔那样的人可以不做人的态度的呼应，这显然是一种灵魂休克的象征；于是，1992年，部分被认为可能过时的理想主义者开始通过一种现实主义的途径拯救灵魂，他们相信这年被官方同意的涉及“市场”的话语系统的有效性，也许是一个可以利用的策略。但是，很快，就在这年年底，那些理想主义者的策略被证明是失败的，他们的理想主义目标不但没有实现，却带来了摆脱不掉的具体问题，灵魂仅有的呼吸也几乎停止了；之后奇迹是——如果可以被称之为“奇迹”的话，那些本来很可能在短时间里就会死亡的艺术在市场意识形态背景的作用下通过全球化这个途径获得了“拯救”。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缺乏敏锐的观察和分析力的艺术家和批评家认为：一种革命和反抗的意识形态与精神可以通过更为广泛的渠道获得传播并且得到有力的政治立场的呼应，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所有的“艺术”仅仅是一种开始被说成是“国际化”后来变成“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游戏的托词，成为体面的资产阶级阶层或者某个利益集团party中的装饰，而获得拯救的程度的客观标准几乎仅仅是交易后的金钱数量和事实上的付款方式了，1993年之后的情况不过是这种事实的进一步澄清。冷战之后，意识形态冲突在全球范围内的烟消云散，使得在不少艺术家看来肉体获得的欢娱正是过去坚苦卓绝努力的结果，认识物质的重要性是革命性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不去享受似乎本来就属于我们的果实？这样的看法的变体是人类难道真的是为了苦难与问题而活着？反驳者的理由与信心是十足的和看上去似乎是无容质疑的。这样的结果也就意味着：他们正在参予对85’思潮珍贵遗产最为核心的部分——自由——的抛弃，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和是否在乎。 以上是本书的基本描述结构。这样的结构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将1992年作为单独的编年主题来对待，1992年处于1988年和1993年之间并共同构成了一个年代开始的整体，只是1992将九十年代作了一个明白无误的标记。 与艺术史专门著作不同，本书不会简单使用艺术史著作所需要的一般语境资料，我会将太多与艺术家无直接关联内容放进写作中，我会经常将注意力放在那些与艺术领域的变化同时发生在哲学、文学以及政治甚至经济领域的事件与问题上。我相信艺术家是一个社会中的植物，他受着社会这个复杂自然环境的充分影响，那些纷乱的影响因素正是艺术家这棵植物的生长条件和原因，那些在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领域的事件就象空气、雨滴、雷电、阳光以及细菌一样侵入艺术家的肌体，不管他们是否愿意和觉察。在资料的使用上，我将相关联的问题做了并置，虽然阅读本身需要时间，但是联系、理解、分析与经验可以将这些问题放置在大脑里像不同色块的拼图一样供我们去比较。当然，总体性的观察的目的不是想证明艺术与这些领域里的事件和问题有某种必然的联系，而是希望给出一个整体的图画，艺术不过是这个整体的图画中被本书相对放置在主要地位或者被局部放大的那部分内容。在这个特殊的语境中，我们再展开艺术家个人的焦虑、痛苦以及导致不同情绪和思想的特殊经历就可以成为我们重新了解那些重要的个体的艺术的方法，我相信，这种“微小的总体性”可以是当代艺术的大厦里让人信服的具体内容而不仅仅是她暴露在外的一个容易被怀疑的建筑框架。对于那些习惯于坐标图思维的读者来说，艺术与其它领域的曲线不一定是重叠的，不同色彩的曲线表明了他们的关系，而艺术的情势究竟如何是可以据此进行不同判断的，我们要审查的是坐标图整体或者说曲线之间的关系，而不仅仅是坐标图中的某一根曲线，所以请读者在阅读中读到太多的艺术之外的事实与问题时，应该保持理解与耐心。 我从信手翻阅书架上1985年在中国出版的迪克斯坦（Morris Dickstein）的《伊甸园之门》(Gate of Eden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Sixties)中，读到作者引用的劳伦斯（D.H.Lawrence）在他的《皇冠》注释中的一段话，我觉得直至今天对于我们仍然有提示性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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