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邹跃进：现代性的起源、性质及其混杂性(2)

来源：搜狐文化
作者：邹跃进
2012-09-28 05:07
阅读次

　　从中国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看，鸦片战争之后，晚清帝国在面对西方世界更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各种压力之下所表现出来的无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性质，衰落的中国作为一种现实，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仁人志士开始寻求建立一个新中国的出路的根本动力和原因，其中最重要的解决方案就是向西方学习，把中国建成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所以，从康有为、梁启超效法英国和日本的维新变法，孙中山仿效法国的辛亥革命，到毛泽东学习苏俄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可视为在中国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在不同阶段的政治实践。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过程直到今天也没有完成。从抽象的意义上来说，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就是要把一个传统的中国变成一个现代的中国，从具体的实践方式上说，就是向西方学习，把西方已完成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模型变成中国的现实。所以，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的复杂性也源于此，那就是它既要与传统中国决裂，又无法逃脱它的制约；既要向西方学习，又不能容忍帝国主义强权；既要接受被宣称具有普世性的现代性假设，又要维护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在各方面的独立性和特殊性。换言之，在建构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伟大的中国和衰败的中国共存，先进的西方与凶残的帝国主义同在。在这样一种复杂矛盾的情境之下，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虽然从总体上来说选择了与古代中国决裂和积极主动向西方学习的方面，但就其本质而言，它也是现代与反现代同存一体的，即在现代性的建构和想象中就充满反现代性的因素。 　　三、中国美术现代性之分析

　　如果我们站在现代性起源之一，也即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这样一个立场，来反思中国美术现代性的问题，我们就能发现它从根本上就是对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想象和形象表达，它的混杂性也源于此。

　　当我们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立场讨论中国美术的现代性时，我们就可以为各种艺术形态，特别是学习西方的写实艺术----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学院主义-----找到现代性依据。在中国，由于从一开始学习西方的写实艺术就是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展开的，所以，它完全没有像西方写实美术那样，承担为宗教服务的任务，而是从一开始就具有世俗化的现代性意义。我认为这种意义是在两个方向上展开的：一是在政治上为掌握现实的政治权力和管理国家的政党服务；一是在文化、思想观念上承担传播、宣传西方的启蒙主义的任务，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提供观念支持。尽管在具体的政治条件下，这两个方向合而为一的时候少，而矛盾冲突多，但在总体的意义上它们是一致的，至少在当事人看来，都是为了把一个古代的、衰败的中国改造成为现代的、强大的中国。正是在此意义上，它们都可以被统一在国家民族主义这一概念之下。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从康有为到陈独秀，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极力推崇、引导、扶持和利用写实艺术，而对以文人画为代表的传统艺术给予批判和改造。

　　从现代美术史的角度看，学习和引进西方写实艺术，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推崇其面对对象，其客观的研究和表现的所谓科学性，以及社会批判的人道主义价值；对于政治家来说，值得提倡和引导的是写实艺术讲故事的通俗性所具有的政治动员、改造思想和歌功颂德的能力。在一定意义上，这两者都集中体现在徐悲鸿的写实艺术中，徐悲鸿一方面坚持写实艺术的科学价值，另一方面通过他在欧洲学到的古典主义的技巧和观念，以主题性创作，借古喻今的方法，对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寄予了极大的热情。尽管徐悲鸿作为一个古典主义者，在民族危机和灾难中，他并没有为具体的政治力量和党派服务，但作为康有为的学生，不管在哪种意义上，徐悲鸿都是一个国家民族主义者。

　　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直接为政党及其领导的国家服务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新中国美术。它在毛泽东时代主要使用的是从苏联引进的“社会立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后来毛泽东提倡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的情境，使艺术向多元化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艺术，在1989年之后以“主旋律”的名义得以延续。关于毛泽东时代美术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之间的关系，我在《毛泽东时代美术》一书中有较详细的阐释，在此不予赘述。而只是想说，从徐悲鸿的古典主义到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古典主义，作为一种写实艺术形态，其实它们正是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意义上才获得现代性的。如果把其与西方的美术史对应，它与中央集权下的法国在十七世纪兴起的新古典主义，以及法国大革命时期达维特的革命古典主义都具有类似性，即它们都以国家的力量和名义，组织艺术家为世俗的国家政权服务，它的特点是把伟人作为英雄来歌颂。不同在于，在毛时代，英雄是工农兵和中共领袖。这一艺术特点，与毛时代是以中央集权的方式推进人民当家作主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有关系的。这意味着毛时代的写实艺术，也即我所说的中国式的革命古典主义，它在思想和观念上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如集权与民主的矛盾也就因此而呈现出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写实美术现代性的另类特征，即它几乎在共时性中同时包含了西方自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所有写实艺术的方法、观念和形态，同时大量运用了中国民间美术的资源，以强化中国的特色。我以为这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也是以共时性的方式，把西方，包括前苏联自十七世纪至二十世纪所有的政治方案给予适合所谓中国国情的重新组合有关系。

　　从西方美术史的角度看，写实艺术中的古典主义，在起源和发展中，为中央集权政治服务是其主要的政治倾向，这一点正好适应了中国二十世纪以来，一直以中央集权方式来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需要。我们看到，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政治家们几乎都有一种共识，那就是认为只有中央集权政体，才能把一个衰落的传统中国改造成为一个繁荣强大的现代中国。这一特点，使国家民族主义成为主导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主要的力量。这种力量既是民族主义的又是国家主义的，既是集权政治的，但它又采用了公民国家的形式，政党而非家族的统治方式，并且在不同时期，它又根据需要接纳政治上的社会主义和人民当家作主的观念，吸纳资本主义经济上的自由主义，以及价值上的实用主义。所以，中国美术现代性中的混杂性，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这些特殊性相关联。

喜欢()

相关阅读

南方论坛

频道头条

频道推荐

频道热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