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超民族主义：中国当代艺术新思潮(3)

来源：批评家
作者：王端廷
2012-09-28 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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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洹是一位行为艺术家，他的创作媒介是人体(他自己和他人的身体)。在1998年前往美国之前他就创作过《为无名山增高一米》、《12平方米》(他将自己的身体涂满鱼内脏和蜂蜜，坐在北京东村一个臭气熏天、苍蝇飞舞的公共厕所里一个小时，让苍蝇爬满全身)和《为鱼塘增高水位》等行为艺术名作。旅居美国后，他先后创作了《我的美国》、《我的澳大利亚》和《卧冰》等享誉国际的行为艺术作品。不管是出国前还是出国后，张洹的所有行为艺术作品都与意识形态无涉，也无关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文脉;这些赤裸的身体既超越了民族，也超越了种族;人与环境的关系亦即人的生存处境是这些作品所要表达的共同主题。正是由于对人类普遍命运的关注使得张洹的行为艺术受到了各国民众的认可。

　　蔡国强往往被看成是靠贩卖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而成功的中国艺术家，的确，焰火是蔡国强最重要的艺术媒介，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证明他已将焰火玩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的《草船借箭》和《收租院》也只有谙熟中国文化历史的人才能品出个中意味。但是，长期在海外生活、饱受国际文化熏染的蔡国强也越来越自觉地将艺术表现的主题扩展到整个人类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他的《不合时宜：舞台之一》取材于层出不穷的自杀式人体炸弹事件，他用9辆不同位置、不同姿态的汽车来表现一辆汽车从行进、爆炸到翻滚、解体的全过程，暗喻生命毁灭的悲剧。《撞墙》则用99匹狼冲向一堵玻璃墙而纷纷倒毙的大型装置作为东西方冷战终结的寓言。2006年4月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的“透明纪念碑”蔡国强个人艺术展中，他展出了一件名为《走开，这里没有什么好看的》装置作品，这是两条仿真的鳄鱼，张着大口，看似非常凶猛，但它们的身上却如刺猬般密密麻麻地插满了各种各样的小刀，这些小刀是从机场安检处收缴来的违禁物品。蔡国强说：“我想表现的其实是最强的东西有时候也是最脆弱的。我们这个世界所拥有的原子弹威力足以把地球毁灭许多次，但我们害怕却是旅客怀里的小刀。这是很幽默的事。”而美国评论家阿瑟·丹托则从中看到了超民族主义情怀，2006年6月他在《美的滥用》中文版序言中写道：“最近，我看到了蔡国强制作的非常写实的鳄鱼。他把机场没收的尖锐工具粘到作品上。它们都是都市化很强的作品，它们意味着艺术家到处走来走出的世界，它们是没有国界的作品。当它成为艺术，我们就都是这同一个世界的一部分。”

　　除了上述出国前已经成名的旅美艺术家，那些改革开放后负笈留学于欧美的年轻学子更是在西方文化氛围的熏陶及其西方艺术语言的训练中潜移默化地养成了超民族主义的文化意识和艺术观念。近年来这些长期在海外学习和生活的华人艺术家纷纷回到祖国举办展览，虽然他们千人千面，其艺术往往带有留学所在国的艺术特色，但这些“海归”艺术家都带有一种共同的倾向，这就是他们的艺术很少标榜中国文化立场，在他们的作品中多见个人心灵的表现，而很少刻意运用中国元素。不同于此前几代油画家将实现油画的“民族化”作为自己艺术创作的重要使命，新一代“海归”艺术家的绘画具有鲜明的“去民族化”特征。这一特征不仅体现在作品的题材与主题上——它们并不限定描绘中国的人像、风物和现实生活，更体现在绘画的语言和技巧上——从这些作品中，我们看不到经过“感性主义”思维方式过滤的中国本土油画惯有的“意象性”特征。不管是具象绘画还是抽象作品，这些“海归”艺术家的作品具有纯正地道的西方油画品质。

　　王健1986年赴美留学，接受了7年系统而严格的美国学院艺术教育，获得艺术硕士学位(MFA)。在他的导师、美国西部“湾区具象画派”画家曼纽尔·纳利(Manuel Neri)和温尼·提伯(Wayne Thiebaud)等人的指导下，自工科大学教师转行的王健凭其智慧和艺术天赋掌握了纯正的油画语言，成为美国西部“湾区具象画派”第三代画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湾区具象画派”兴起于20世纪40至60年代，由加利福尼亚美术学校的一群年轻教师创立，作为对当时风头正劲的纽约抽象表现主义的反动，该画派强调绘画“回到现实和自然”，致力于恢复被抽象表现主义者的激情打碎并抛弃了的形象。它借鉴抽象表现主义的技法，却把这种技法用于现实题材的描绘，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写实主义和抽象表现主义相结合的产物。直接对景写生，色彩明亮厚重，注重大块面的处理，是“湾区具象画派”作品的基本特征。在王健的油画作品中，不管是风景还是静物，不管是人体还是肖像，所有的形象都化作了浓稠的色彩、奔放的笔触和有力的塑造。可以说，在艺术上王健不仅学到了地道的西方语言，而且掌握了美国西部的方言，他也因此获得了美国艺术界、美国艺术市场和美国观众的承认，而且成功地融入了美国社会。

　　1987年赴奥地利留学并获得硕士学位的刘秀鸣，受她的导师、“维也纳幻想现实主义”画派代表人物之一阿力克·布劳尔(Arik Brauer)的影响，其绘画被深深地打上了“维也纳幻想现实主义”的烙印。鲜艳的色彩、梦幻的风景和澎湃的激情，使得她的绘画既具有克里姆特式的装饰趣味，又具有超现实主义的精神内涵。在她的幻想风景中，我们完全感受不到中国传统山水画所追求的那种天人合一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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