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莫言《生死疲劳》:偏离了方向的狂思臆想(2)

  二
  
  认真思考《生死疲劳》中的许多所谓“魔幻”情节后,我得出的结论是,莫言的许多所谓的“魔幻”不过是对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一种“买椟还珠”式的模仿而已,仅仅是看到了“魔幻”的华丽的光怪陆离的外表,而忽略了这些真正大师在“魔幻”外衣下的深刻的思想。 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以复调多视角及意识流手法,深入而真切地表现了人性的扭曲、异化及其复杂性,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以其荒诞离奇的魔幻虚构,高度象征性地表现了一个家族甚或一个民族的发展史兼灭亡史,在他们光怪陆离的叙述下体现着一种深刻的逻辑思想,怪异的“变形”最终还是要为内容服务的,作品的根其实还是牢牢扎在思想的土壤中。但在《生死疲劳》的诸多“轮回”“变形”“夸张”的铺排中,我们只看到莫言极度膨胀的无节制的想象演绎,“轮回转世”的动物形象完全正面的压倒了他本该代言的主题意义,喧宾夺主地将真正的意义消解于无形。如驴的相爱、与狼的争斗、对人的反抗,还有牛的种种神奇的功能,以及与驴同样的对人反抗的心性,还有猪十六的霸道超能、与同样是猪的刁小三的种种怪异离奇的争斗故事等等,都几乎完全是动物传奇的演绎,而且同样是那种不伦不类、非人非兽的组合,你说是“兽”吗,表达的又完全是人的情感,你说是“人”吗,又何必罩上“兽”的外衣,整个就是即感动不了人,也应该吸引不了“兽”,纯属莫言的无节制的狂思怪想,与它们本该有的寄寓意义简直是南辕北辙,风马牛不相及。
  
  即便在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主题意义的关口,莫言也还是让他的想象剑走偏锋地弃“主题意义”绝尘而去,让人只有徒唤奈何的叹息。
  
  比如小说中的一个本该最出彩的象征性事件,这是莫言在让人眼花缭乱的“转世轮回”的想象狂欢中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忘记,也绝不可以回避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即蓝脸作为一个个体户始终坚持单干、与人民公社对着干的故事主线。这应该是一个极富创意的艺术构想。按照中国的现实,很难想象一个渺小的个人竟然几十年一直敢于公然与人民公社对抗,而且竟然还能平安无事,这绝对是中国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奇迹,尽管莫言说他的家乡确实有过这样一个单干户,但我还是宁肯把这看成一种艺术的虚构、夸张或者变形,从艺术的角度而言,莫言这样想象处理无可非议,确实体现了他的一种大胆的艺术想象力,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莫言热衷的畜牲不断的变形轮回的闹剧中,这个本该在一次次畜牲轮回的过程中不断强化、深化的主题却反而不断被弱化、被消解,以至于动物的“传奇”故事喧宾夺主的成了主角,而对抗的意义几乎被莫言遗忘。
  
  在整个动物变形的过程中展现出来的这个若隐若现的“历史象征意义”,最终分析起来只有让人莫名惊诧,不知所云为何。
  
  如蓝脸当年在对抗中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豪言壮语;“我跟人民公社是井水不犯河水。”当村长、支部书记洪泰岳反击他“可你走在人民公社的大街上”“你还呼吸着人民公社的空气”时,他居然敢于理直气壮的宣言: “没有人民公社之前,这条大街就有,没有人民公社之前,就有空气和阳光。”
  
  在小说的叙事中,读者不难发现,蓝脸的“单干”之所以能够成功全在于县长的保护甚至支持,甚至还得到了省里的“护身符”(65年4月蓝脸特为此事还到省里上访了一个月),而蓝脸最强有力的支撑其实还在于一直有毛主席的“自愿入社”的指示作为后盾。所以反对者对蓝脸的迫害其实并没有效果,几乎都是停留在“劝说”阶段,而真正的施压者迫害者竟然还是他的亲生儿子西门金龙,这种处理,真正让人莫名其妙。
  
  如果,我们以这个故事来解读其象征性意义的话,就会陷入一种逻辑上的严重混乱。既然中央、省里、县里都主张都坚持“自愿入社”、允许单干的政策,都能够成为蓝脸“单干”的强大“靠山”,因而蓝脸的“单干”行为才可以几十年一贯制的持续下去;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的的轰轰烈烈、危害无穷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又究竟是怎么发生的,难道完全是人民群众自己选择的吗?莫言的所谓“魔幻变形”在这里就陷入了一个不能自拔、自相矛盾、荒谬绝伦的逻辑泥潭!
  
  关于这种单干与集体的对抗信息,小说在动物“变形”的某些过程中也偶有提及,但最终都陷入一种“泥牛入海无消息”的状况,估计莫言全身心都沉浸在“动物传奇”的虚构狂热中,这个中心意义已完全被冷落、被忽视,无暇顾及了。如在“西门驴”时代,县长就说过,你好好单干,如亩产能胜过集体,你就继续干下去,这是个极其重要的内容和思想的集结所在,稍有一些逻辑理性的作家在写作时都不应该忽略这问题的,可在《生死疲劳》全篇中,这问题始终是若有若无,单干的结果却始终没有下文。而且,终结全篇,关于单干与集体的优劣本质的问题,在小说中也根本没有认真提及过,除了一场又一场的畜牲“轮回托生”的闹剧的演绎,而真正的思想安全被晾在一边了。
  
  在“西门牛”时代,也有一场西门牛与集体牛比赛耕田的热闹场景,生产队的九头牲口、铁犁加上还有两台拖拉机与“我们”的一头西门牛加木犁比赛,这场比赛莫言先还写了一个热闹的“开幕式”,书记洪泰岳还上纲上线的讲到了这场比赛的深远意义,“从金门、马祖讲到朝鲜战争,从土地改革讲到阶级斗争”,讲到“春耕生产就是向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走资本主义的单干户发起的第一个战役”。按理,这种重要的且兵力悬殊的比赛胜负不言而喻,可结果却有些莫名其妙。拖拉机虽然出场,但后面就没有音信了,只剩下生产队的牛在耕田,而生产队的牛很快就不行了,可“西门牛”虽然还是第一次犁地,却很快就把生产队的牛给比下去了。最后西门牛获胜,虽然胜得有些莫名其妙。可是在这场意义重大的对决中,西门牛获胜的原因除了它是一头“神牛”外,我们找不到任何深层次的原因。我们知道,在《西游记》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之所以屡屡获胜,除了是“神猴”外,还给人许多其他重要的启示,如他的正义性、疾恶如仇、聪明机智等,决不仅仅是一个“神通”能解释得了的。可西门牛的胜利能给我们什么有益的意义联想呢?没有,除了让我们感到这是一种想入非非的拙劣的编造外,根本就乏善可陈。《生死疲劳》中的大多动物传奇故事都属于这一类。
  
  表面上看,莫言的想象中确确乎总能给人一种联系现实的印象,有一种“魔幻与现实结合”的意味,但这其实就是莫言的取巧处,究其实,他的魔幻不过是以“魔幻”的形式来驰骋他的种种几乎属于无厘头的胡思狂想,而真正的对于现实、对于历史的思考却往往被一种戏说的闹剧代替,我以为,这种态度实际体现了莫言对于历史的一种回避或者无知的态度,这是一个严肃作家的致命硬伤。比如,《生死疲劳》中也花了不少篇幅写文革,但他笔下的文革给人的印象是什么呢?就像是一场真正的闹剧,而这种闹剧的意义指归决不是指向荒诞派戏剧的深刻意蕴中,而只是极力消解其中的严肃意义,甚至是以轻松喜剧的方式将这场沉重的人类悲剧化为一笑,而且,其中决不含任何“黑色幽默”的因子。
  
  比如,小说中写到的陈县长被游街示众的故事:
  
  “他头皮刮得乌青——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刮成光头是为了防止那些红卫兵们揪他的头发——腰上套着一具用纸壳糊成的驴,在锣鼓声中,他节拍分明地奔跑着,舞蹈着,脸上挂着白痴般的笑容。他这样子,与正月里扮耍的民间艺人十分相似。因为他曾在大炼钢铁期间骑着我家的黑驴到处视察,当时就有人给他起了一个‘驴县长’的绰号。‘文化大革命’一起,红卫兵们为了增加游斗走资派的娱乐性和可视性,吸引更多的观众,就把民问艺人家的纸驴给他骑上了。许多老干部写回忆录,回忆到‘文化大革命’时,总是写得血泪斑斑,把‘文革’期间的中国描绘成了比希特勒的集中营还要恐怖的人间地狱,但我们这位县长却用幽默而又生动的笔调,写了他‘文革’初期的遭遇。他说他骑着纸驴,在全县的十八个集市被游斗,把身体锻炼得无比结实,原来的高血压、失眠等毛病全都不治而愈。他说他一听到锣鼓点就兴奋,腿脚就颤抖,就像那头黑驴见到母驴就弹蹄喷鼻。结合着他的回忆录,回忆当年他套着纸驴舞蹈的情景,我就明白了他脸上为什么有那痴痴的笑容。他说他只要一踏着锣鼓点,搬弄着纸壳驴舞蹈起来,就感到自己渐渐地变成了一头驴,变成了全县唯一的单干户蓝脸家的那匹黑驴,于是他的心思就飘飘荡荡……”
  
  如果有人说这里体现了莫言文字叙述力量的“黑色幽默”,我是绝不会承认的。这里的无节制的夸张渲染已使得莫言或许想达到的“黑色幽默”完全变味,变成一种没心没肺的无知甚或无聊。我们都记得一句名言,“在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残酷的”,其中意义是什么?指的就是有些历史悲剧是不可以矫情夸张渲染的,有些悲剧是不应该也不可以假装轻松的,偶尔戏谑幽默一下是可以的,但在本质上是绝不可以轻佻的,否则就是一种亵渎。
  
  首先,这里的“光头”的悲剧性质就完全被有意地消解了。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文革中的“光头(他的“前身”就是俗名“阴阳头”的)”,委实包含着太多的屈辱和辛酸无奈,他是人格和尊严被践踏、荡然无存的象征,是屈辱的象征,而现在在莫言的“幽默”下,却成了自己对付红卫兵的行之有效的主动且高明的选择。而关于“回忆录”(“回忆录”留下的本应该是人生最真实的事件和情感),却一反 “希特勒的集中营”的“恐怖的人间地狱”的共识,却竟然一味强调文革中的“把身体锻炼得无比结实,原来的高血压、失眠等毛病全都不治而愈”的“实效”,甚至“一听到锣鼓点就兴奋,腿脚就颤抖,就像那头黑驴见到母驴就弹蹄喷鼻”,这与巴金在文革后的“一听到样板戏的音乐就发抖害怕”的观点完全是不同的版本,究竟哪一种感受是真实的呢?只能说,莫言的所谓“夸张幽默”完全陷入了浅薄无知、缺乏思想、背离历史真实的怪圈中,实际上是把肉麻当有趣,把无知当深刻,实在让人无法理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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