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强:现代书法的发展与观念指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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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海外的现代书法 除了日本之外,所谓的海外这个概念,实际上就是“汉语言文字文化圈”。它大体可以包括台湾、韩国、新加坡。在欧美中包括零星的汉学家及华裔的学者、文人、画家之流。 华裔的学者文人的实践中,严格地讲,这些所谓的具有现代书法特征的书法实践,却并不具有现代书法的观念指向,即“现代书法”要针对什么样的问题?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于是,他们的心态更多地局限在书法——作为东方身份的最鲜明标志,是可以进入到现代形态之中的。另外就是向西方人白话转译(视觉)书法。 1、台湾、韩国的现代书法 韩国的情况其实与日本相似,一个方面无法否定作为汉文化母体寄生出来的本土文化,同时,作为 东亚文化的语言共同特征,汉字在其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汉字的书写——书法,在其优雅的文化风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另一方面,将这个特定的文化符号进行现代化的处理,可能会占据东亚经典文人文化的未来优势。当然,还有一个观念上的误区,就是对汉字是“象形字”的定位。 (1)韩国于1994年4月出版了《理解现代书艺》(郑充洛着)一书。 其中体例如是:1,序 用语/用语的时代性 2、没有偶然性 3、现代书艺的抬头 4、现代书艺的实际 5、现代书艺的情况 6、实际的分析接近 7、绘画一样的字 8、现代书刻的受溶 在这部书中,所引用的作品可以说是横越了西方的抽象绘画,纵跨了大陆、台湾、日本、韩国具有现代书法特征(作者所认定)的作品。 从有限的资料来看(韩国与中国大陆的杂志与著作中刊载),韩国的所谓“现代书法”,依旧是着眼于那种蛮荒的原始性。即对于象形特征明晰的汉字(甲骨、钟鼎),进行画面式处理,使之符合一般性的视觉要求,看起来象一幅具备表现性特征的绘画。有时候他们觉得纸面上不足于体现这种原始的意味,则会采取用金属,或者是木雕的方式来体现。 (2)台湾的现代书法与韩国基本处在同一水准。认同书画同源。 台湾的情况总是特殊的,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保证了其科技含量;另一方面没有经过“文化革命”的台湾地区,反而保存着更多的传统。于是,我们可以从其“繁体字”的应用可以看出,(这是不可小觑的地方)因为它将意味着有更多的古典式思维方式的留存。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传统的艺术方式,如中国画、书法,在台湾占据主流的仍旧是那些古典风格的样式。当然,没有异质文化的冲击,其传统方式的艺术,也必然会陷入到一个自闭的状态之中。于是,民间性的粗劣有时候会作为现代性的借口,穿插其中。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也举办了一些“现代书法”书法的展览,尽管也汲取了一些大陆和海外的力量,但是,由于其本地的书法实在是太过简陋,于是,也使得整体的水准大大下滑。 台湾地区的现代书法,更为准确地讲,没有穿越“书法史”的逻辑,也没有进入到当代文化的智能层面上,因此,将表现作为现代,视民间性为资源,其结果也就停留在大陆八五时期的水准之上。 2、欧美的现代书法 说到底,在欧美地区出现“现代书法”概念或样式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滑稽的事情,它不但与当地的文化生态没有任何关系,并且,在另外一个“自闭”(与中国整体文化进程脱节)的情境中进行的想象,无论如何也无法“肆意”起来。 于是,海外的现代书法也就局限在欧美的汉学家和华裔的学者文人身上。 (1)汉学家玩票:柯乃柏、幽兰、王方宇、熊秉明、王季迁。 蒋彝用英文写过一本介绍中国书法的书,在欧美有较大影响。王方宇是一位学者,他的“现代书法”被拍成《墨舞》的电视片,在国内外放映。说到底,蒋彝、王方宇这些书法的观念来源,仍旧是“书画同源”的理念的翻版。不过,王方宇的“书画同源”不是以“象形”汉字向“形象”复归,而是书法“应当象绘画那样具有感染力”。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书法可以轻易地与舞蹈建立关系:那些线条如绸带般的飘举;当然,更可以与绘画相勾联:那些字型通常可以想象成为人的动作姿势,从而虚拟成为舞蹈的想象。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心理驱动:将中国最古典的艺术样式,改换成一种最为通俗的视觉样式,从而使得异质文化得到解读。 在这里面,熊秉明倒是接受过一些现代主义的东西,但是,这些有限的知识一旦运用在书法上,所带来的也就不过是一些视觉形式的构组而已:在保证认读的情况下,将书写作出一些新的排比,以此来进行一些视知觉方面的自我训练,只不过其目的不详。 那些在华裔学者、文人影响之下的汉学家,对于“现代书法”的实践,其观念似乎更为困惑;其目的也更为模糊。在如此状态之下产生的作品,其质量可想而知。 (2)华人的“唐人街”意识的现代圈定。(其实,对于海外的这些艺术实践,在1993年写的文章中,我就曾经将其视之为是“唐人街意识”参见拙著《现代书法学综论》山东友谊书社1993年12月版) 所谓的“唐人街意识”就是生活在异质文化的情境之中,所进行的一种“自我防御性”的身份标识。他是惟恐在两个方面都会出现“迷失”的情况下,所进行的自我身份的“伸张”。 在异国他乡建立起一个国中之“国”,一方面是可以留存或者是复制了母国的文化与生活样板,为了生活——更是为了心理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明确自己的文化身份——在这样一个标本的复制过程中,使得自我与母国的文化建立背景上的联系。 “现代书法”中,体现出来的“唐人街意识”,则解说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来自于东方的艺术家,是如何将东方的文化经验进入到当代国际性的文化情境之中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其扭曲、迎合、转译,也就成为不可能避免的事情 三、中国本土的现代书法 需要首先指出的是,中国本土的“真正”现代书法具有当然的合理性。它与中国文化的整体感觉、整体生态、整体进程,都是密切相关的。同时,它不需要迎合,不需要顾及市场和经济(目前几乎没有任何可能),不需要弥补心理的真空。在书法发展的过程中,慢慢的、同时也是有力地在推进着其可能的历程。
当然,这并不是说“现代书法”就不存在“误区”,没有了学术缺陷,也不存在发展的隐忧。我想提示的是现代书法的创作者,在不具备起码的条件下,所进行的相对纯粹的工作。 八五时期,以“现代书法”为名所举行的展览中,聚集了一批实践者。 或许,在我们对这个以展览形成的群体,在进行艺术的判断之前,实施一个最简单的测试:那些现代书法者,目前还有几位在从事“现代书法”的呢?答案是令人扼腕的。目前只有古干一人在持续着这个工作。而马承祥、王乃壮在九零有些零星的创作外,王乃壮甚至走向了“现代书法”的反对面……。 在以前的很多文章中,我对于八五的“现代书法”作出过许多的批评(参见拙著《现代书法综论》《游戏中破碎的方块——后现代与当代书法》中的有关章节),同时,也曾试探着为“八五现代书法”寻找着学理上的“可能性”借口(参见《世纪初艺术反观之一:现代书法的状态与发展——张强访谈录》),但是,我想或许以下的结论显得比较现实、同时也扼要一些: (1)针对于传统书法,八五现代书法具有观念性的意义;针对当代文化,八五现代书法不具备任何独立的意义。 (2)八五现代书法只有非常个别后来走向了对于视觉性语言的探索,具有某种观念性的指向。 2、九0后现代书法 经过五年的发展,九0年之后,现代书法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它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1、消解了日本书法的影响。2、抽象的书写逐渐成为主流。3、观念书法开始具有意义和作用。 (1)消解了日本书法的影响。 所谓日本书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方面许多现代书法家原本的创作,就是在日本书法的影响之下所进行的创作,如邵岩等人;另一方面,日本书法在形式的修正方面所作出的工作,被中国的现代书法家从更为极致的角度所逾越。 (2)抽象的书写逐渐成为主流。 抽象书写主要通过象张大我、刘毅等人的创作来体现出来的,并且他们开始参照西方的建筑(刘毅)、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张大我)、汉字结构在演绎中消解语义(丛培波)。 魏立刚、濮列平的书法则建立在或如魔方般的变化逻辑,或者从音乐的要素中,寻求改变的力量,但是,他们同时将其作品的形式,最终指向了抽象的空间之中。甚至与抽象绘画显现出明确的趋同性。 其实,王南溟、张强的作品也以更为彻底的抽象性显示着独立的面目。这个阶段张强是以“机动书法”作为名目的,强调那些抽象形式是以对“主体”的分裂来获得的,因此,在这里偶然就意味着必然。 古干在这个阶段创作了大批的抽象结构的作品,在国际市场上开始走红。 (3)观念书法开始具有意义和作用。 王南溟的字球开始以更加多样化的形态出现,如制成家具的样式,显示出其观念的主导性。 张强的踪迹学报告,披露了创作过程中的“互动性”,成为“观念水墨”中最具力度的方式(陈孝信语) 古干也更加注重作品在视觉层面上,独立的肌理概念。 朱青生的溪涧书写,开始强调书写结果的虚无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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