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东:我的写作是自然、天然的出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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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80年代,把文学提到很高的位置,中文系也膨胀起来了,据说,顾城一到某个大学的诗社来演讲,人山人海。顾城只要说一句话,底下的女同学就晕倒一大片。这样的情景您经历过吗? 答:你说的可能是重庆和成都的景象吧,我也听人讲过那时那里的狂热,不过“顾城只要说一句话,底下的女同学就晕倒一大片”,那肯定是夸张和演义了。上海没有这么狂热,可能上海给出的眼界,的确能见识得更多一些。在我这儿,有时候甚至是让我略感不安的冷淡。譬如1983年顾城来我们学校演讲,我并没有去听,只是中途路过,在后排看了一眼就离开了。 问:印刷术未发明前,手抄本是主流的文化传播方式。后来即使有了印刷出版技术,但大量的个人作品,是用手抄的形式留存的。到了现代,流传最甚的时候是1974年、1975年。当时,社会广为流传的手抄本有300多种。而中国的手抄诗歌,也迎来了“喷涌”,我姑且将这称之为“诗歌的手工时代”,我家里还有我父亲的《天安门诗抄》,再后来,好像油印的居多。从手工到油印的记忆中,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事或人? 答:有啊,1980年代,我自己就参与了用铁笔刻蜡纸和油印地下诗刊的活动,直到1990年代中期,还在主持做一个叫《南方诗志》的地下刊物。几年前我写过一篇东西叫《杂志八十年代》,讲了不少相关的人和事,这篇东西刊于2008年第一期《收获》杂志,可以参看。 问:许多去过上海的朋友都知道,上海马当路上有个以“夜店成群”而著称的景观地——“新天地”。 20年前,这里叫“太平桥”,在太平桥靠近顺昌路处有个报亭,据说80年代中期,每到傍晚时分,这里就会聚集了很多市民,他们手里拿著各种各样的“小册子”,或沽售,或“交换”,形成了一道独特的上海风景线。还有“文庙书市”。这些换书淘书的情景您经历过吗? 答:文庙我常去,是淘书的好地方。换书的场合,我从未去过。 问:80年代后期,中国进入到一个空前的变革过程,那个时候流行一句话:“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思考”。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涌动,许多人开始下海经商赚钱。作为一个纯粹的诗人,您对“经商”敏感吗?大学毕业后,您曾经辗转好多岗位,从来没有想过“下海”吗? 答:我曾在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的史料室上了十三年班,接触很多过去的商人和商业史料,对于“经商”之事,也算有过职业敏感吧。我没有“下海”只是因为我没有“下海”。是我身在“上海”?是命运不要我“下海”,要我去写诗?其实我对自己也还有所了解——我并没有经商的才能。 “我的写作出于内在的需要” 问:自从被“埃利蒂斯”撞击之后,您如光明附体,用色彩斑斓的想象和典雅的词语去呼唤着神秘而庄严的一生,“身体内部语言”也被唤醒,从那一刻起,您已经准备好了为诗歌奉献一切,从主动、坚决地不做教师,到联合会的机构上班,以及后来的种种变动,目的似乎都是为了给您的“高度写作”找一个理由,而您自己甚至在汪洋语词的国度里,扮演了一名英雄色彩浓烈的臣民,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您在精神上并不输于同时代的海子,您自己怎么看待? 答:我不喜欢“光明附体”“奉献一切”“英雄色彩浓烈的臣民”这种说法,这跟我的实际情况差距很大。我跟海子也很不一样,没有可比性,更无所谓输于和不输于。 问:刚开始诗歌创作时,您把禅引入了诗歌,这可以从您1981年底完成的一个组诗《涉江及其它》里看到。同一年您创作的还有《避居》、《野寺》、《一百单八将》、《短章》等,这些诗更加倾向于小写意,虽说词语吝啬,但深意却是铺开的,像典型的中国画。相比而言,这一年创作的短诗《诗篇》,抒情的味道更炽浓一些,土地、流水、女人,个个炫示着唯美的个性,这几乎成为了您后来一直创作的基调。也就是说,1981年,您花费了12个月的时间决定了一生的诗歌色彩,是这样吗?您是如何看待这一年的创作的? 答:1981年是我诗歌写作的出发之年,我写得不少,扔得更多,那一年对我而言是个练习之年,学习之年。我不知道1981年是否能决定我一生的诗歌色彩。我觉得它并不能够,也希望它并不能够。 问:在长诗《断简》中,你再现了个人“众我之中,众我之外”的精神图像。星宿、欲望、虚构以及上升或降落,死亡或诞生,加强了“未日”的成份,也添加了史诗的悲壮;马车、自行车、摩托车、有轨电车、轿车、大客车、柴油机、推土机、轮船、喷气式飞机,这些“重型”组合成为了“漩涡城市”的轴心;黄鼬大小的身形,黄鼬大小的怪兽,黄鼬大小的凶兆之猫,黄鼬大小的星座之异物,复叠、多重、伪装的幻像与魔境的制造,给人窒息的阅读快感……这首诗为什么起名为“断简”,有什么强烈的暗示吗?创作这首长诗的时候有什么特殊的背景呢? 答:《断简》起草于1996年,开始时题作《炼丹者巷22号》——这个诗题显然跟卡夫卡相关。1999年蔡逍对我的一次访谈里我曾说起这个诗题:“那是卡夫卡曾经在其中写作的一间小书房的地址。在开始写这首长诗的时候,我没有合适的诗题。有一天,我正在琢磨用一个怎样的题目的时候,收到了欧阳江河的一封来信,其中有一帧他游览布拉格时在炼丹者巷22号门前拍的照片。照片上的那条巷子,跟我当时居住的上海七浦路一幢石库门旧楼前的巷子十分相像。这使我决定用那个地址来做诗题。在我的心目中,它变得双关了,正像诗本身要双关于两座城市,两条巷子和两个写作者。”但这个诗题、这首长诗一直让我放心不下,这首诗的写作,就像我其它诗篇的写作,一直处在未完成的状态。后来我又几次改订这首诗。把诗题换作《断简》,因为这是摹拟书信片断写成的诗行。
至于写作《断简》的背景,这个时代的背景,我们都经历过,经历着。我是所谓上海的诗人,那么就还有一重上海的历史和现实背景。当然这首长诗由我来写,必然有我的个人因素和特殊背景。每个写作者的写作,也一定离不开他的国度和语言带给他的背景。所有这些都可以细论,但我不想多谈,我不想用一些谈论去影响读者对一首诗的阅读。我想,应该是每个读者带着自己的个人因素和特殊背景,带着自己的心情,对语言、诗歌、生活和世界的认识和理解去读一首诗,而不是让一个诗人,一个作者在读者的阅读前后去画蛇添足地告知诗的写作背景和别的什么背景。诗本身是自足的,诗呈现诗所给出的一切,无需别的阅读作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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