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柠：当代作家的“边疆”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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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随着科技的发展，随着人类移动的速度越来越快，边疆开发的速度也在急剧加速。我们同时发现，地理上的边疆离我们越来越近，面目越来越清晰；想象中的却离我们越来越远，面目越来越模糊。在科技发展规划和新闻媒介的“叙事”之中，鬼魅神奇的边疆世界正在消失，一切都在数据中变得清晰透明。但这并不是事物发展的终点，近年来，重新“叙述”边疆世界的欲望被再度激活，它点缀了现代物质生活叙述的单一格调，同时也诱发了一种让人从现代文明中心抽身而去的冲动。 边疆的意义，或者说对边疆的“叙事”，远远不是狭义的地理学可以概括的。假如以中心城市为“测绘原点”，用不同的价值标准或者不同的数据为尺度，我们可以绘制出各种不同类型的“地形等高线图”。这些图形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科学技术、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等数据为依据，绘制出来的是一幅“山丘型”的等高线图：越是中心城市数据越大，越是边疆地区数据越小。我将这种图形所代表的叙事模式称为“技术型叙事”。另一类是以总体的美学和道德标准为尺度，或者说以离雪山、大海、荒漠乃至天堂的距离为尺度，画出来的是一幅相反的“盆地型”的等高线图：越是中心城市数据越小，越是边疆地区数据越大。我将这种图形所代表的叙事模式称为“想象型叙事”。 无论是“技术型叙事”还是“想象型叙事”，它们都视自己为“救赎者”：前者要把人们从神圣的贫困引向世俗的幸福，也就是将“山丘型”叙事模型的凸起部分削平；后者要把人们从平庸的世俗中引向超越的境界，也就是将“盆地型”叙事模型的凹陷部分填平。两种叙事的矛盾和冲突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们叙事的逻辑起点，可以说是南辕北辙的。但是，从两种几何学图形的对峙和动态演变之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一种总体的“文化拓补学”思维。它们要相互纠正，彼此制约，最终希冀形成一个理想的平面：同等发达和幸福，同等美丽和高尚。这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当代叙事的神话。 加拿大文学理论家弗莱指出：“与哀歌模式相对应的传奇喜剧模式最好叫做田园诗，其主要载体便是牧歌。由于喜剧关注于社会，所以田园诗并不等于赋予哀歌以入世倾向，相反，它却保留着逃避尘世的主题，甚至把乡村和边疆的简朴生活理想化(现代通俗文学的田园诗便是西部故事)。我们在哀歌中见到的那种与自然界的动植物的密切关系，到了田园牧歌中重现为羊群和可爱的牧场(或牛群和农场)……这一事实也使我们重又轻易地将它与神话联系起来。” 弗莱认为，将边疆“田园诗化”的叙事，是一种“喜剧模式”。与此相应的是一种苦难的悲剧叙事的“哀歌模式”，其中包含着一种“逃避尘世”的冲动。因此，任何一种文学叙事中的“边疆想象”，无论它是采用现实主义叙事还是新的神话叙事，都有意无意地包含着一种地缘政治学批判的思维。同心圆式的“中心－边缘”结构，不仅仅是我们疆界的内部结构，也是疆界之外的世界结构。它是近现代以来国际格局中，二元对抗的“楚河汉界”模式被消解的结果，也是当今各种价值观念和文明尺度争夺“叙事起点”或“测绘原点”的结果。究竟如何绘制一幅“地形等高线图”？以什么样的标准作为产生数据的尺度？其中包含着重大的价值冲突，也包含着想象方式和叙事文体的冲突。 二 当代汉语文学作品中的“边疆想象”，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我将对这三个阶段进行粗略的命名和简单的勾勒：第一个阶段是“前27年”所谓的“审美化叙事”阶段(今天依然还能不时地感受到它的存在)。这种想象方式，过滤了边疆文化中的神秘因素，通过世俗化的美学叙述，使边疆直接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它们的叙事原点或者逻辑起点，无疑发生在文化中心，并带有集体化的叙事风格。首先，它撇开原有的文化总体性和叙事逻辑，重新设定新的文化总体性和叙事逻辑。在这一前提下，对边疆的花草树木、山水荒漠进行“二度叙事”，目的在于建构一种美学和行政管理学合二为一的新型词语系统和想象方式。 大雁落脚的地方草美花香，澜沧江边的芦笙恋歌，蝴蝶泉边梳妆的美女，吊脚楼里的好姑娘，乌苏里江上的渔船和渔歌，天山脚下姑娘的曼妙舞姿，草原上洁白的羊群，蒙古包里的马头琴和悠扬的歌声，雪山下的哈达与青稞，西南边疆的绣片和蜡染……通过修辞想象，美的自然、美的姑娘、美的爱情这种“天人合一”的神话，与建设边疆、无私奉献的现实律令浑然一体，既是命令，也是诱惑。这是一串神奇的词语，把人们吸引到遥远的边疆。作为边疆想象的修辞系统，它既融进了我们思维的词汇库，也有效地占据了我们的想象空间。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大批青年源源不断地奔赴祖国美丽的边疆，像“朝圣者”一样。这既是对边疆美学想象的“投奔”，也是一种现代道德神圣化的“剃度”和“受戒”。 然而，对边疆审美想象的激情，被疲劳、饥饿、恐惧等各种伤害经验所取代；对边疆真实生活的拥抱和“爱恋”，被对亲人的相思经验所击垮。最终，到70年代中后期，在抛弃边疆投奔城市的“知青返城”浪潮中，“还俗”的冲动彻底取代了道德“剃度”和“受戒”。 第二个阶段是80年代至90年代的“反审美化叙事”阶段：在小说叙事探险性实验的名义之下，通过新的虚构和想象方式，重新恢复了边疆文化的鬼魅力量。这种文学叙事中的“边疆想象”，不再迷恋上一个阶段那种赞美诗般的修辞，而是试图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还原边疆原有的风貌。早期有王蒙笔下的“伊犁”，张贤亮笔下的“河西走廊”。到80年代初中期的“知青文学”，对荒原、沙漠、草地、山寨、雪域的真实呈现，击碎了边疆想象的美学梦幻，解构了那个虚构的审美符号体系。在“知青文学”研究中，这一重要的维度被忽略了。80年代中后期的“新潮小说”和“寻根小说”，呈现出了边疆文化特殊的鬼魅性、原始性和残酷性，比如扎西达娃和马原笔下的“西藏”，韩少功笔下的“湘西”，王小波笔下的“云南”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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