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邓凯:诗人刘希全(2)

  他有着一颗敏感而柔软的心,他的世界是向内的,是自省的,是自言自语的,或者说,他是在用诗向这个世界倾诉,他倾诉的对象更多是精神性的,是虚无的。他在用诗重构了一个小宇宙,他栖身其间,自得其乐,那是他的幸福天堂,他是那里的酋长,是字母中的A,是四季里的春天。

  当然,写诗不是他的职业,他赖以谋生的身份是新闻工作者。1983年,他大学毕业来到光明日报,27年了,工作认真,严谨,写的稿子,编的版面,得过不少大大小小的奖。

  他,一个山东汉子,侠骨热肠,如果有梦,能够把他移植到水泊梁山,他一定是个聚啸山林、抱打不平的侠士。在《党建》杂志总编辑刘汉俊心中,希全是个“正直善良的好人”,他们曾在光明日报政法军事部共事,几只秃笔,如长戟直刺世间不平。1999年,光明日报拿了三个中国新闻奖,两篇出自政法军事部。他协助刘汉俊策划的长篇报道《为了解救守礁战士被拐卖的妹妹》,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他年长于汉俊,却丝毫不以年长妄自尊大,而是齐心戮力辅助汉俊,汉俊有句非常诚恳的话:“他是一个可以把盛装脱给你而且为你的华丽出场把巴掌拍成几掰的人。”可惜,多年的兄弟情谊,化成阴阳相隔的两行清泪。

  他刚主持发行部工作时,发行部还没有其他编辑,我常常看他亲自画版,我称之为“光明日报唯一亲自画版的局级干部”。他干得很认真,拿尺子比划,每篇稿子多少字,占多少行,他用计算器算得清清楚楚。看他有板有眼的样子,你很难相信他是一个有着20多年丰富经验的老编辑,倒像是一个刚改行的入门者。后来,在希全分到报社工作那年才出生的小姑娘曲一琳来到发行部,他才有了一个版面上的帮手。小曲说:“我调到发行部的两年中,他带着我拼了两百多个版面,从没出过一点错。他话不多,也很少告诉我‘要认真要仔细’,其实却是处理每一稿每一版时,都在教我‘认真负责’究竟为何义。每一版付印前,他都要全版认真读上一遍再签字。我常在下班路上接到他的电话,确认的内容只是标题字号、作者署名之类的事情。我也因此向他学来一个习惯——版面付印后,带一份大样回家备着,想起问题时拿出来看看。他确实经此检查出两次错。有时我大胆地跟他开玩笑说:‘我现在被您带得有点强迫症的倾向了。’他也不生气,只是笑着说‘稿子再急,版面再多,也坚决不能出错儿’”。

  因为发行版没有固定版面,随机性大,属于游击队,偏偏各地需要配合发行的稿件又多如过江之鲫,双重困境,愁人。希全常常把稿子拼在预备版上,然后四处“化缘”,要版。说实话,报社各个专业部自身职责很重,富余版面并不多,“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呀”,好在大家彼此体谅,互相支持,2009年,希全居然做了110多块发行版,个中辛苦,他不说,你不知。一天到晚,总能听到他与各地记者站打电话,他的手机是名副其实的“热线”,烫手。他总能设身处地为各个记者站着想,急人所急,为他们排忧解难。几年下来,他与记者站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他调离报社去《诗刊》,记者站的同志惋惜;他的意外辞世,记者站的同志垂泪。

  对于一个报社的发行部主任而言,出差比家常便饭还要家常。小曲说,希全的办公室里有两样东西是必备的:拉杆箱和血压计,“我相信,那只拉杆箱如果拿到机场托运,我应该会在众多长相相似的箱子中一眼认出它来。”有好多次,他在陪同报社领导去外省布置发行工作的间隙,还赶紧飞回来处理稿件,处理完马上飞过去——是只鸟也会累得够呛啊。何况还有各种各样的应酬。酒量好又如何?身体总是自己的呀。

  每年12月31日,他都会在报社呆一宿,常常是坐卧不宁。因为这一天会从邮政局拿到报纸的确切订数。一年的辛劳不说了,一年的收成如何,这一天见分晓。难怪他像个要面试的小学生,惴惴不安。

  这几年,报纸发行量稳步增长,在今天这样一个网络化时代,何其不易。

  希全太累了。本以为去了《诗刊》可以轻松些了,因为杂志社一周上三天班,又是他喜欢的行当——爱好成了职业。谁曾想天不遂人愿。

  想念我们几个人在小酒馆喝酒的时光。人松弛下来,没有了顾忌,话就多了起来。他是一个直率的人,把你当朋友,就会掏心窝子对你,尽管他也不是那么善于表达。

  他非常爱他的儿子。我见过他的儿子乐乐,四五岁的时候,憨憨的,整个儿一个刘希全二世。有一次他满头大汗地找我帮忙,原来是老师把他儿子的家庭作业从网上发给他,他不会收发——一个父亲的笨拙让我感动。

  他给儿子写了不少诗,其中有这么一首《生日、拐棍和其他——写给乐乐》:

  十月二十六日,你的生日。你四岁了
  今夜,这四只小小的蜡烛
  不照耀别的。
  他只照耀你的四岁生日。
  就这样,窗外的一切都暗淡下来。
  我看见了那些夜色。
  我看见了那些大风。
  它们在窗外,我把它们挡在窗外。
  后来,你昂起头来,问我:
  “爸爸,你几岁了?”
  我告诉了你。你又问:
  “我三十岁你几岁了?”
  我告诉了你。你又问:
  “我一百岁你几岁了?”
  我告诉了你:“一百三十七岁。”
  ……哦,在烛光中,你的眼睛
  比黑还黑,比亮还亮。
  你有些急切地说:
  “一百三十七岁就成了老爷爷了
  他们有拐棍,要不,就摔倒了
  我要给你买一个拐棍。”
  ——你的脸,在说话时
  憋得通红——
  一百三十七岁、拐棍……
  我望着窗外,我看见
  ——那广大、浩渺的星空
  也在微微地倾斜、颤抖……
  我轻轻地拍了拍你的脸。
  你脸上的温热传到了我的手上。
  哦,孩子,我要努力活到一百三十七岁。
  我要等你送我
  那一根拐棍——
  这一次,他的承诺没有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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