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治纲:让文学见证人类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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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人类理想的特殊传达 无论人们如何界定文学的起源,都离不开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人类情感的自我需求。这种情感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实生活无法提供,而必须诉之于人类自身的精神幻想。因此,柏拉图说,艺术作品是“影子的影子”,罗兰·巴特则认为,文学就是人类“语言的乌托邦”。如果我没有理解错,从柏拉图到罗兰·巴特,其实都是在强调,一切文学艺术,在本质上就是人类心灵漫游的产物,是对人类理想的一种特殊呈现。 正因如此,无论是传统的文学理论,还是美学理论,都将文学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视为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宗白华就说过:“所谓艺术生活者,就是现实生活以外一个空想的同情的创造的生活而已”。彭锋也认为:“由于现实生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硬件’,人们的审美理想不可能现实地实现,因此只能采取艺术的方式虚拟地实现。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区别,关键在于前者是审美理想可以渗透的虚拟领域,后者属于审美理想无法渗透的现实领域。”彭锋所说的“虚拟领域”,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指一种非现实性的精神想象领域,或者说是一种理想领域。 文学就是人类理想的一种特殊传达,是人类心灵无法在现实生存中获得满足的一种话语寄托,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在这个事实的背后,又隐含了一个根本性的命题:文学应该对人类的理想负责,应该寻找并展示人类内心深处的光荣和梦想,并通过这种光荣和梦想,帮助人们摆脱内心深处的现实焦虑,寻找抗争苦难的生存勇气,展示灵魂的自由、豪迈与旷达,确认生命的积极意义和内在动力。或许,这不是文学的惟一使命,但它是很多优秀作品的内在品性,也是文学拥有恒久魅力的核心所在。 试想,如果《红楼梦》里没有宝黛之间超凡脱俗且又刻骨铭心的爱情,《西游记》里没有取经的顽强信念和孙行者降妖除魔的智慧和能力,《水浒传》里没有除暴安良、匡扶正义的英雄主义血性,《三国演义》里没有忠义对奸诈的不懈抗争,它们何以会成为经典?这些作品有些可以归为现实主义文学,但在一些重要人物的内心之中,都闪耀着某种圣洁的理想主义光芒。 然而,若从文学史的发展来看,文学的这一理想主义情怀,在支撑了浪漫主义的巨大辉煌之后,却随着现实主义的兴起而渐趋暗淡。米兰·昆德拉曾说过,欧洲最早的一些小说所讲述的,都是一些穿越世界的旅行,而这个世界在作家的笔下都是无限的,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激情,即使是像《唐·吉诃德》中的主人公,他启程前往的也是一个敞开的、具有无限幻想的世界。然而,“在巴尔扎克那里,遥远的视野消失了”,理想气息开始衰退,文学变得越来越关注现实,越来越倾心于对现实生存状态的精临细摹。 文学的这种变化并没有什么不好。它在保持文学审美功能的同时,也强化了文学的认识功能——对社会、对历史、对人性的深度体察和思考。因为文学毕竟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审美存在,它同样具有特殊的认识功能和教育功能,而对现实生存的不断关注,无疑会大大增强文学自身的认识功能和教育功能。这也是现实主义文学在近两百年来一直经久不衰,甚至成为全球主流文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现实主义到世俗主义 随着现实主义的全面崛起,文学无疑开辟了另一片广阔的空间,并开始为“真实”所左右。尽管我们都明白,“艺术的真实”并非“生活的真实”,但是,面对一部部书写现实或者与现实密切相关的作品,我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动用“生活的真实”,来检视作品的审美效果和阅读体验。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怪圈——当然,在这个怪圈里,也诞生了无数的经典之作。 直面现实,为揭示人类生存的真实境遇而写作,为探讨并反省人类与自然、历史、社会之间复杂关系而写作,为理解人性内在的丰富和繁杂而写作,这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某种本质追求,当然也是现实主义的辉煌之所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不断增强的现实化的伦理语境中,文学的理想情怀却被越来越多的作家所淡忘。很多作家不再迷恋那些超越世俗的梦想,不再崇尚伟岸的人格和博大的胸怀,也不再追问人类灵魂的高贵和浪漫。取而代之的,是对人性本能的感官化呈现,对世俗欲望的狂欢性书写,对现实生存的表象化展示。我以为,这是一种由理想主义滑向世俗主义的写作,是由现实主义的变异而导致的创作主体的精神衰退。 这种世俗主义的写作,自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也显得愈来愈突出。其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对现实生活表象的依赖,对物质性事物的迷恋,对下半身欲望的放任。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过这种倾向,并列举了有关情形。譬如,面对日益加大的城乡差别,以及城市底层的弱势群体,一些作家常常停留在某种简单的道德化立场上,一方面倾力展示他们的各种悲苦生活,从劳资冲突到性苦闷,从被歧视、欺侮到暴力化的反抗,另一方面又让话语语调保持着某种廉价的道德关怀姿态,除了同情,就是愤怒。读这类作品,你很难发现创作主体的深刻思考,无论是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反思,还是对弱势者内心梦想的体察,都停留在各种社会新闻所提供的信息层面上,写作只是充当了现实表象的传声筒。 在书写都市生活的作品中,越来越多的作家也是喜欢将各种时尚化的信息或夸张的言词作为创作的核心元素,精心描摹人性本能的骚动和放纵,以及两性之间的欲望游戏。特别是一些年轻作家的创作,看起来充满了对现实伦理的反抗精神,具有某种人性自由的理想冲动。但是读完之后,你会发现,所谓的反抗,其实是替人性的堕落提供某种消极的辩护。当《羊脂球》里的妓女都在为自己的尊严进行艰难抗争的时候,我们的一些作家却为笔下人物的自我放纵寻找合理的辩辞。这种差距之中,无疑隐含了创作主体的精神境界。 有关爱情的书写也是如此。它们常常远离了爱情本身的诗性品质,没有浪漫的怀想,也没有甜蜜的思念,甚至都没有昙花一现的心灵颤动。很多时候,爱情只是一个道具,成为权力交易、金钱交易以及其他各种物质交易的筹码。我们当然有理由相信,在一个物欲霸权的社会里,爱情已很少成为两性之间的心灵碰撞,更多的只是世俗利益的交换;但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圣洁而执著的爱,依然是支撑无数平民生存的精神梦想。只不过,我们常常对这种超越世俗功利的爱,失去了表现的激情和能力。 如果再看看那些类型化写作,也同样存在这种情形。除了少数穿越小说和玄幻小说还体现了某些英雄主义的气息,很多作品只是满足于猎奇性的想象,在审美趣味上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志人志怪”小说。贺绍俊就认为,类型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通俗写作,“是文学娱乐化功能最优化的通道”,是一种依托于现代媒介而出现的写作风尚。其实,这种写作主要是通过某种专业化的知识,对一些特殊领域中的隐秘生活进行猎奇式的演绎,以满足现代人的好奇之心,并进而获取文化消费的市场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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