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治纲：让文学见证人类的理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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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说明，我并不想完全否定这些写作的价值。在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人们的审美趣味也日益多样，我们的文学理应提供不同的审美范式，满足人们各不相同的文化消费。但是，话又说回来，文学毕竟是一种精神产物，不是世俗生活的催化剂，如果过度张扬各种世俗主义的生存趣味，无疑使文学丧失其应有的审美价值。 对于这种世俗主义的写作倾向，陈众议在最近一篇文章中，将它定义为“下现实主义”写作，并认为它与文学的经典律则背道而驰。“所谓下现实主义，简而言之，是指现实主义如何自上而下走到了今天，以至于物质主义和下半身写作甚嚣尘上，不亦乐乎”。为此，他明确地强调，“对下现实主义的背叛不仅必要，而且紧迫。这也是由文学，尤其是文学经典的理想主义本质所决定的。”我虽然不能完全认同陈众议的一些观点，但非常赞同他对“下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警惕和批判。 理想主义何以重要 从现实主义到世俗主义，似乎并不存在什么明确的界线。如果存在，那就是作家主体意识的自觉。也就是说，在现实表象、世俗欲望和作家主体之间，是否存在着明确的距离感，是否体现了创作主体内心所拥有的反抗、反思和批判的“文学抱负”(略萨语)，是一个基本的界线。世俗主义的写作，主要体现为作家对现实表象和世俗欲望的认同甚至推崇，以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因此缺乏某种建构性的独立思想。而真正的现实主义则强调作家对现实的深层思考，对自我认定的理想价值的顽强恪守，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没有思索和悲哀的地方，就不会有文学”，文学家“对于社会是永不满足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尔库塞强调：“在其先进的位置上，艺术是大拒绝，即对现存事物的抗议”。这里的“抗议”，并不是一种后现代式的单纯的解构，而是立足于创作主体思考之后的质疑和批判。换言之，艺术之所以是“大拒绝”，是对现存事物的“抗议”，是因为现实生存并不符合作家内心的精神意愿，作家需要通过拒绝和抗议来展示自己心中的真实理想和独特思索。这是文学之所以必须拥有理想情怀的内在原因。 让文学保持对人类理想的关注，并不只是简单地彰显某种浪漫主义的激情，不只是整天想着如何构建高、大、全的人物，也不只是书写某种英雄主义的颂歌。它同样可以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有效质询，体现作家内心的深度与宽度；通过对复杂人性的深入探讨，凸现创作主体卓越的价值判断；通过对幽暗历史的独特反省，传达作家高迈的理想价值。一切客观的社会、人性与历史，只是作家书写的对象和载体，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传达作家自身的独特思考和伦理情怀。所谓的文学理想，也正是隐含在作家的这种独特思考和伦理情怀之中。 譬如张炜的《九月寓言》《刺猬歌》等很多作品，虽然写的都是城与乡的对抗，展现的都是现代城市文明对古老乡村文明的侵袭，但是，在这些叙事的背后，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创作主体对现代文明的强烈质疑和批判，也可以看到张炜对乡村伦理中所特有的质朴、宽厚、自由、野性、健壮等生命情状的向往。我甚至认为，张炜是以白璧德式的新人文主义精神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撑，不断地向现代文明发出深切的思考和追问，倾力展示人类对大地的深深眷恋和长久膜拜，传达作家对历史的深情体恤与真诚辨析，同时也表明创作主体对于人性欲望的强烈质疑和批判。 同样，如果《白鹿原》里没有“关中大儒”朱先生对整个白鹿原宗法伦理在“仁与义”上的有效调控，《活着》里的福贵没有对“活着”本身有一种执著而顽强的信念，《额尔古纳河右岸》里的鄂伦春人没有对神灵与自然的敬畏和崇拜，这些作品又会失去多少耐人寻味的魅力？不同的人物会有不同的理想。但这些理想，必须体现人类共同景仰的人格情操和价值观念。正是它们的存在，促动了人物不断超越世俗，展现出令人心悸的精神人格。 如果我们再品味一下迟子建《起舞》里齐如云的起舞受孕，丢丢对半月楼“守梦式”的迷恋，以及对那条舞裙的珍视，《鬼魅丹青》里卓霞对服装剪裁的专注和执著，都洋溢着一种浪漫、唯美和自由的理想气息。这些人物虽然都是来自底层，但他们的骨子里都有一种超凡脱俗的生命冲动。王安忆《骄傲的皮匠》里的鞋匠根海也是如此。他屈居于大上海的弄堂里，却带着乡村的质朴和诚恳，专业的精湛和认真，清洁的精神和心境，不仅赢得了都市人的尊敬，还赢得了都市人的情爱。徐则臣的《居延》里，为了寻找丢失的情人，少女居延只身来到茫茫的京城，历经了无数的屈辱和磨难，最终的目标就是为了给自己的爱情找到一个明确的注释。这种对爱的执著与守护，实在令人惊悸。 这类浸润着某种理想情怀的作品，在我们的文学中虽然不乏存在，但是与日渐强盛的世俗主义写作相比，依然显得颇为稀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文学对理想主义的重新关注，让文学传达一个时代的追求和梦想，见证一个时代的精神情操，展示一个时代的伦理情怀，并不是一件多余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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