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张颐武：“夹缝”中的可能性

来源：中国作家网
作者：张颐武
2012-09-28 1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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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朱家雄相识多年，他是个恳挚真诚的年轻人，不善言辞，却非常执著于写作和思考。他这些年一直在写作和编书，以自己的勤奋做出了一些难得的实绩。他的工作范围都是集中在对于“70后”的思考上，有自己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价值。他可以说是一个坚持为自己的同代人的历史留下记忆和表述的人，他其实提供的是对于他的同代人的见证和参照。

　　朱家雄的小说，对于他和他的同代人有许多非常真切的观察，他总是尝试深入他们的内心世界之中，从外在的行动探究他们内在世界的丰富和复杂。这些小说的特色和价值就在于此。朱家雄可以说是“70后”写作的一个实践者，也是“70后”人生的观察者。他似乎既希望“代表”这一代人表达他们的希望和要求，又期望能够思考他们的生活的状态和境遇。他既是他们中间的一员，又是他们之中的一个能够对于自己的时代提出反思的人。这种状态构成了朱家雄小说的难以模仿和替代的位置。我以为他生动地写出了他们这一代的一种独特的“过渡”和“夹缝”状态。

　　这种“夹缝”状态其实是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典型的处境。“70后”的一代人正好处于一个独特的过渡情境之中。他们可以说是在一个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的最后阶段出生，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巨大变革中成长。他们人生最为关键的成长时期是处于中国和世界最为复杂的转变年代。经历过历史上的匮乏和压抑的过程，却又在一个异常活跃和饱含激情的变化时代里从青春度向中年。这种过渡性让他们似乎突然置身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全球化的剧烈冲击和过去的封闭性之间，现代和后现代之间。这种状态让他们既和过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有许许多多新的特色。他们可以说是处于“方生未死”之间的一代，充满了诸多过渡性的气质和表征。他们受教育的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初中期，教育和文化的过渡性，各种思潮和文化经验的剧烈的冲击都对他们构成了诸多的挑战。而整个社会由政治和思想观念的开放为基调的八十年代到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的九十年代，他们都在少年或者青年时代。这样的各种观念和文化的复杂的“叠加”构成了他们的基本特征。他们既不像“80后”生长在市场经济和中国最富有的一个阶段，所以其生活和文化经验没有匮乏时代的影子，没有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悲情的重负。也不像五六十年代的人那样深受计划经济时代的生活和文化的影响和支配，而后经历了观念和思想的巨大的变化。他们的经验和成长的历史其实是一个在双重夹缝之中寻求处境的表征。他们对于市场化的状态和计划经济的遗留都有一种微妙的情绪。这使得他们的写作所呈现的是一种复杂的状态。他们中的许多人往往显得相当“出格”，这种“出格”显示出在两种秩序之间的状态。我以为，贾樟柯电影中的那种成长的复杂经验似乎是“70后”人生的一种重要的形态。

　　像朱家雄以及同代的作家，其实就是这种夹缝状态的一个表征。在九十年代的后半期，“70后”一度引发了关切，许多人对于他们表现欲望的与焦虑的作品感兴趣。他们也通过某种反叛的状态引发了传统文学界的兴趣。所谓“身体”写作等等所引发的争议，在当时一方面使得他们的反叛姿态得以确立，但另一方面，这种反叛还是相当依赖原有的以文学期刊为中心的文学制度的运作。他们的反叛惊世骇俗，但他们发表作品的路径其实还是沿着过去的期刊来发表的。所以他们的影响力仍然集中在传统的文学机制之内。“70后”的作品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畅销书市场。而他们的同代人也并没有像“80后”那些市场经济下出生的第一代人那样显示出在文化市场的消费能力和影响力。他们还是依靠原有的文学机制写作的。

　　其实，“70后”对于中国的特殊的历史境遇进行某种“反叛”是“80后”的先声，没有他们对于二十世纪中国具体境遇的反叛和对于一种普遍的生存的强烈的追求，“80后”的出现是没有历史条件的。我以为，朱家雄的写作正是在这样的“过渡”和“夹缝”中不断地寻求的结果。

　　这里的戏剧性其实来自一个内在的矛盾：全球资本主义所带来的这个消费社会，一面让人们面临着几乎无穷尽的物质的海洋，没有坚硬的“物”的追逐，也就没有全球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内在的生命冲动，也就没有了今天生活的那种不可逃避的质感。但另一面，人却仍然有复杂而微妙的感情，有一种超越物质性的内在追求。正是这种追求给生活赋予了另一个维度，却是异常暧昧含混的、并不清晰的维度。在这样矛盾重重的境遇中，朱家雄找到了自己写作的空间和可能。他回应这个世界的要求，我觉得他的小说所写到的生命非常像某些贾樟柯电影中的人物，在一种难以躲避的境遇中突然陷入尴尬。但他们其实是在一种“夹缝”境遇中追求的人，渴望一种人类普遍境遇的到来，却难以超越自己的生活背景和文化记忆。但这一切其实是弥足珍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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