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王干：汪曾祺的和谐美学

来源：中国作家网
作者：王干
2012-09-28 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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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曾祺的和谐美学——纪念汪曾祺诞辰九十周年

　　今年3月5日，是汪曾祺先生诞辰90周年，在这样的时刻，让人感到遥远又短暂。遥远的是汪曾祺的文学韵味好像已经流传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已经经典化地活在文学和文学史中。短暂的是汪曾祺先生已经去世13周年，但大家觉得仿佛还是昨天的事情，在文学圈里，人们说起“汪老”，似乎还是一个健在的有趣的好老头。或许因为我和汪曾祺先生生前打过交道，经常有意无意地和人们议论起汪老，几乎听到的都是称赞、称道甚至称颂。

　　有些人的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被人们渐渐遗忘，而有些人的作品随着时间的流逝，却像陈年老酒一样越来越醇厚，越来越耐读。汪曾祺的作品属于后者，读后难以忘怀；再读，难以释卷。其魅力何在？我认为凝聚在汪曾祺作品中的核心价值内容，是他的和谐的美学思想和美学精神，这样的思想精神让他的作品在处理与生活、与人物、与语言的关系上，体现出从容淡定、虚实映照的人道主义境界和中国化的艺术品格。

　　挖掘、分享日常生活的诗意

　　汪曾祺是一个善于阐释自己作品和美学思想的人，他说：“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是一个作家的气质所决定的，不能勉强。”汪曾祺说上述话的时候不是谦虚，而是有些自负，当然也可理解为赌气。上个世纪70年代末新时期文学开端时，洋溢着的都是激情与理想、启蒙与改革的主旋律，改革者、受难者和反思者是那时的“当代英雄”，而悲壮和崇高也是彼时审美的主潮。但汪曾祺却异想天开(这是从我们的视角来看)地发表了《受戒》《大淖记事》《异秉》三部不太合时宜的短篇。说它们不合时宜一点也不过分，汪曾祺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他曾经略带自嘲地说，我的小说上不了头条。在80年代那样一个意气风发、人心思变的社会转型期，确实需要呐喊、呼啸的声音，需要壮美、崇高美来鼓舞人们变革的斗志，事实上，很多作家和作品也因此获得了成功。汪曾祺这三篇小说有点偏离时代的主潮。这当中的《大淖记事》按照习惯的斗争的敌对模式最可以写成悲剧性的劳动人民与统治者的冲突，但汪曾祺却淡化了冲突。按照今天的说法不是“被淡化”，而是他按照生活的本来的面貌写就的，高邮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类似锡匠和平抗议的事件。当然也和汪曾祺自身的美学思想相关，如果是一个追求壮美的作家，肯定会将锡匠抗议的事件写得波澜壮阔，写得大开大合，惊天动地。

　　而对汪曾祺来说，《受戒》《大淖记事》等就是寻求挖掘和表现日常生活的美感和诗意，他在《受戒》的创作谈中这样说：“是谁规定过，解放前的生活不能反映呢？既然历史小说都可以写，为什么写写旧社会就不行呢？今天的人，对于今天的生活所过来的那个旧的生活，就不需要再认识吗？旧社会的悲哀和苦趣，以及旧社会也不是没有的欢乐，不能给今天的人一点什么吗”？一贯行文平和的汪曾祺破例地在短短的一段话中连续使用了四个反问句，表示他的理直气壮和对那些僵化的文学观念的不满。

　　这里其实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日常生活的美感不受时代限制，不受道德限制，只要有美存在，生活着就能发现诗意的存在；二是日常生活甚至日常琐事也会呈现出文学的美和生活的诗意。前者可以《寂寞与温暖》作证，这是容易被人忽略的一个短篇，但汪曾祺几次说到自己非常喜欢这篇小说。这篇小说写的是“文革”期间汪曾祺下放到张家口的一段生活，有些夫子自道的味道，但写的却是“文革”中知识分子苦难精神生活中难得的一股暖意，而这暖意恰恰来自当时的一个领导。至于写出日常生活的美感，《受戒》和《大淖记事》相对容易理解，因为《受戒》中通过小英子和明海的童年视角以及萌动的初恋加之大自然的美好风光，是极容易呈现诗意的；《大淖记事》中的民俗风情以及十一子和巧云的恋爱故事本身也是诗意浪漫的。而汪曾祺作品的诗意还存在于那些近乎庸常和琐碎的生活中。《异秉》的发表更是能够说明汪曾祺对这一美学追求的坚定和自信。《异秉》里面的王二和两个做学徒的相公是极平常的凡人和俗人，是市井生活中底层的底层，不像《岁寒三友》中那些人物带有酒意，而酒意是容易产生诗意的。汪曾祺以一种悲悯的情怀写出这些琐碎之人、庸俗之人在生活中的状态以及状态之中的生活趣味。《异秉》原是发表在1948年3月《文学杂志》上的一个短篇，当时的时局和文学格局不可能让这篇小说产生影响，也自然不可能引起文学史家的注意。由于汪曾祺在1980年5月重写和重新发表，以至于一些文学史家认为是新时期文学30年最好的短篇，“建立了当代汉语短篇小说乃至整个汉语叙事文学的一个暂时还难以超越的标高”(郜元宝：《从〈异秉〉说开去》，《广州文艺》2008年第7期)。

　　书写日常生活，并从日常生活中找到诗意和美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是有创新和先锋意味的。事实上，在今天，作家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和描写，已如家常便饭，甚至有评论家对此颇有微言。同样是日常生活的书写，为什么我们今天阅读汪曾祺的小说依然会津津有味，而会对一些年轻作家的日常叙事感到不耐烦呢？

　　原因是汪曾祺的美学思想中有一个隐蔽的价值取向，就是与读者分享的观念。我们现在的作家在面对日常生活时，往往采取“照相现实主义”的方法，只是呈现日常生活的面貌，而忽略一个作家的责任。他个人可能在作品中得到了宣泄和快乐，但忘记了小说是要面对读者的。一个人的美感和愉悦是可以独享的，而作为一个作家，他的喜怒哀乐是不可避免要和读者分享的。现代主义和传统现实主义的差异就在于有无读者意识。汪曾祺从不标榜自己是现代派，因为他认为文学要“有益于世道人心”。具体怎么才能有益于世道人心，他在《自选集》的序言中写道，“检查一下，我的作品所包涵的是什么样的感情？我自己觉得：我的一部分作品的感情是忧伤，比如《职业》《幽冥钟》；一部分作品则有一种内在的欢乐，比如《受戒》《大淖记事》；一部分作品则由于对命运的无可奈何转化出一种常有苦味的嘲谑，比如《云致秋行状》《异秉》。在有些作品里这三者是混合在一起的，比较复杂。但是总起来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于生活，我的朴素的信念是：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我自觉地想要对读者产生一点影响的，也正是这点朴素的信念”。“要对读者产生一点影响”，正是这样的分享的理念让汪曾祺在写作时没有顾影自怜，他发现美，挖掘了美，并用他的笔呈现出来，和读者共同享受。这也是他的作品能够至今打动人、让人迷恋的原因。不是日常就有美感，也不是脱离宏大叙事就有生命力，文学的生命力在于与读者的互动过程。

　　抒情的人道主义文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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