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干：汪曾祺的和谐美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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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称自己的创作是“抒情的人道主义”。什么是“抒情的人道主义”？那句“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是最好的注解。人道主义作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旗帜，对历史的进步功绩卓著。人道主义也成为知识分子攻克各种反人道、反人性势力和观念的利器，但汪曾祺不是一个手握利器的人，人道主义这么削铁如泥的锋刃在他手里使不得，他要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改造，他将人道主义加上了前缀，“抒情的”人道主义，很准确也很诗意地概括了汪曾祺的人和文。 汪曾祺的抒情的人道主义，首先体现在他对人性的无条件尊重。作为抒情人道主义的经典之作，《受戒》是描写寺庙生活的，描写和尚的日常生活或者说和尚的非日常生活。因为按照世俗的观念，明海和那些师兄的举动是不正常，但作为一个正常的人，这些和尚的出格举动又是正常的。荸荠庵虽为佛门圣地，却照样杀猪宰羊吃喝，和尚们娶妻生子，唱情歌，找情妇。他们经常打牌，玩铜蜻蜓，套鸡。如果按照“三言二拍”的处理方式，这些和尚的举动会被写得很龌龊，是该被揭露、被批判、为人所不齿的，但《受戒》却把这些和尚作为普通人看待，对他们的人性给予足够的尊重和隐隐的欣赏。当然小说的看点还在对明海和小英子这对童男童女的美好情愫的诗意渲染上。小和尚明海和小英子的和谐之爱，是人性的光辉，也是最大的人道。爱意充满了汪曾祺的小说，汪曾祺对爱的无限讴歌，是他抒情人道主义的主旋律。《大淖记事》中巧云被刘号长破了身子，十一子没有封建主义的贞操观念，依然一如既往爱着巧云，这是对世俗和所谓的道德的蔑视，是以人为本、以人性为本的价值观的最好体现。 汪曾祺小说里没有大善大恶，甚至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坏人。巧云被刘号长破了身子，没有反抗，十一子也没觉得她不美。那个在一般小说中容易成为恶的化身的刘号长在汪曾祺笔下也没有受到特别的谴责和过多的丑化，他喜爱巧云，而且丢下了十块钱；他带人去殴打十一子，多半是醋意，也是借势欺人。锡匠在县政府门前的和平请愿，刘号长也只是被驱逐出境。他与一般的恶霸淫棍是有区别的。 汪曾祺的小说缺少冲突，没有太多剧烈矛盾，他对人物充满悲悯和同情，他对暴力美学是鄙夷的。他作品中人与人日常交际时的方式当然也就更平和，更没有剑拔弩张，他笔下少有刻薄和尖刻，连《异秉》里的嘲谑也带着悲悯。汪曾祺善写小人物尤其是市井人物，市井人物往往与市侩气联系在一起，但汪曾祺笔下的市井人物有着一种天然的书卷气。无论是高邮城里的店主、画师、医生、教员、匠人、学徒、工友，还是张家口的茶客和北京南城安乐居的酒友，他们并没有接受太多的儒家教育，却拥有一颗仁义之心，助人为乐。《岁寒三友》或许应看作汪曾祺人际关系的理想模式，王瘦吾、陶虎臣和靳彝甫“都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对人从不尖酸刻薄”，“对地方公益从不袖手旁观”。王瘦吾和陶虎臣在靳彝甫需要资助的时候，为其凑足路费，让这位有才华的画师外出求生；靳彝甫在王瘦吾和陶虎臣生意破产、濒临绝境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变卖了祖传的三块田黄石章。“这里几乎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和尖锐的角逐争斗，父母兄弟姐妹间恭孝友爱，邻里乡亲间互助和睦，朋友间相濡以沫，同事间宽和谦敬。人们终年生活于一种和乐安宁之中，即使偶尔生出的怨恨，也带着几分无奈与和缓”(石杰：《和谐：汪曾祺的艺术生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很显然，汪曾祺的抒情的人道主义其实是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虽然汪曾祺在小说和创作谈中没有明确提出“仁”的主张，但他所欣赏的人物往往以仁为准则，以博爱为纲。充分地尊重人，赞美人性，构成了汪曾祺文学核心思想。这思想不是壮怀激烈问苍生式的洪钟大吕，而是潺潺流水润物细无声的和谐自然。 儒释道的哲学兼容 一个作家的美学思想的构成必须由坚实的哲学基础来奠定，美学思想是哲学氤氲出来的精神花朵。汪曾祺的和谐美学的建构自然也离不开哲学的滋润和照耀。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汪曾祺似乎是一个性情自在的艺术家，很少谈论深刻的哲学问题。其实，他打通了儒释道的哲学通道，化哲学为艺术、化哲学为文学，甚至化哲学为语言了。所以人们看到的常常是一个平和的自然的外表，却不知这平和的表象是化百炼钢为绕指柔，在他充满乐感的语言湖面下其实沉淀着哲学深厚的湖底。 一般认为汪曾祺是一个儒者，汪曾祺自己也表述深厚的儒家哲学的影响，他说“我有个朴素的古典的中国式的想法，就是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过去有人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得失者先是社会的得失……一个作品写出来放着，是个人的事情；发表了，就是社会现象。作者要有‘良心’，要对读者负责”(《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上海文学》1988年第4期)。他关于抒情人道主义的自我论证，也是说明他入世的文学观。如前所论，他笔下的那些人物都是以儒家所倡导的仁爱之心对待世事和人情世故。 看似散淡的汪曾祺，其实一生的经历并不平凡，解放前他经历战乱，解放后经历了历次运动，甚至在“文革”结束后他还被清查了一段时间，在诸多的“右派”作家中，他虽然不是最苦难的，但也充满了坎坷。由于拥有一颗平常之心，他常常找到精神层面上的某种平衡。这种平衡应该说是儒、释、道等传统哲学的融合，使之能面对人生的各种变故。这样的人生哲学其实传承了中国传统文人的脉络，特别是陶渊明、苏轼、归有光、郑板桥、废名、沈从文等这样一脉带有出世情怀的文人雅士，他们的文风在影响汪曾祺的同时，其哲学人生观也自然浸入到他思想的血脉，形成了平淡优美的文笔和意境。 汪曾祺早期的小说里有着强烈的道家哲学色彩。《复仇》虽然取材于佛家的故事，但以《庄子·达生》中的“复仇者不折镆干。虽有忮心，不怨飘瓦”为题记，小说最后一句“他凿在虚空里”，是对虚无的一种刻意表达。而《鸡鸭名家》里余老五则近乎庄子笔下庖丁式的人物，物我两忘，自得其乐。晚期的小说，主要通过人物逍遥旷达的生活态度来传递作家的艺术化的生存理想。《徙》是一篇庄子味道极浓的小说，或者说是一篇《逍遥游》的小说版，篇名《徙》和人名高北溟都取材于《逍遥游》，小说中的高氏姐妹的命运和《逍遥游》中的鲲鹏和蜉蝣的境界构成呼应。《鉴赏家》中的季匋民有浓厚的出世思想，与果贩叶三结为至交，同室论画，视为知己。《故乡人》中的王淡人，是以汪曾祺的父亲为原型的，王淡人身上“一庭春雨，满架秋风”般的闲适淡泊、致虚守静，返璞归真也自然而然地“遗传”到汪曾祺的身上。汪曾祺常常自比酒仙，《安乐居》就是他生活的写照，“真我”和“艺术的我”在汪曾祺身上达到完美的统一，内心的和谐和精神的和谐得到升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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