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励生：俞兆平的学术旨趣与突破性研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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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兆平引入审美主义现代性一维检验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现代性以及意识形态话语和实践的本土性，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的所谓革命的现代性其实基本是靠文学话语实践来实现的。这实在跟我们的政治传统和学术传统大有关联，关于这一点，美国传教士卫三畏似乎看得比我们更清楚，他说：“文化史研究中，有关中国人最值得注意的特征，就是他们悠久的历史与文学制度。而只有充分了解了他们的文学制度，才能进一步理解他们的历史何以悠久，人们只有通过文学的学习，参加科举考试，然后才能组织管理宗教与社会生活。”5所谓“文武全才”几千年来大概是对优秀人物的最高褒奖的语词（比如唐德刚就说过历代开国皇帝都是“文武全才”6之类），“经世致用”等等则更是历代士人学子的人生不懈追求，于是乎“文以载道”自然也就成了亘古不变的文学总主题。即便是“要达到启蒙的目的，在当时观念中文艺是首选的工具。鲁迅就认为：‘善于改变精神的事，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这类以启蒙主义为宗旨的文艺作品的诞生，它首先面对的就是‘不敢正视’现实的‘瞒和骗’的文艺，艺术上的求真是攻破封建主义文艺堡垒的第一个缺口”，以及“当时的中国小说创作基本上仍沿用旧式章回体的形式结构和思维方式。在创作技艺上，不能客观精细地观察人生，不能在人物动作中拣出紧要的来描写，而只是记账式的铺叙；在人文理解方面，要么是‘文以载道’，把圣经贤传上的格言作为全篇的立意；要么是游戏消遣，把文学当成吟风弄月的文人风流的素志。因此，引进客观写实的自然主义来克服中国文学这些腐朽的弊端已是当务之急”，等等……众所周知转了一个大圈其实最后又回到了原点，所谓“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以及为政治服务后来又成了新的“文以载道”——文人们似乎换了个名词叫“知识分子”或者“作家协会会员”之类，其实跟古代乐府采诗官们的使命几乎相同。 但是必须承认，现代性的号角毕竟已在神州大地吹响，无论是被压缩了的现代性还是被压抑了的现代性，其间的诸多缠绕尤其是文学现代化本身的曲折亟需清理。在我看来，兆平引入审美现代性话语既作为视角也作为问题根据，对现代文学思潮中的一波三折做了颇为独到的理论化处理，尤其是对包括美学的浪漫主义与政治学的浪漫主义以及革命的浪漫主义，新浪漫主义与写实主义、自然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新人文主义的古典主义与格律诗派等等关键概念与范畴以及具体文学倾向的研究，既是突破性的也是反思性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主流的现实主义流派以及重要作家，诸如鲁迅、茅盾等的理论主张不用说，兆平系统地讨论了吴宓、叶公超对写实主义的否定与批评，成仿吾、郁达夫、穆木天等对“写实”内涵的深化，以及瞿秋白、蒋光慈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张等，这里仅征引郁达夫的“深化”说，或可见一斑：“郁达夫对文艺创作中的‘真实’与‘现实’的辨析，像是出自黑格尔《美学》……‘艺术的功用就在使现象的真实意蕴从这种虚幻世界的外形和幻相之中解脱出来，使现象具有更高的由心灵产生的实在。’黑格尔的‘真实’是一种经自在自为的心灵渗透、洗礼过的现实，‘在艺术里，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了，而心灵的东西也借感性化而显现出来。’只有经由心灵升华的现实才是艺术的‘真实’，因为它脱离了具体、个别的形态，而上升为普遍、一般的存在。郁达夫正是借助于黑格尔的美学思想，深化了写实主义文学中‘真实’的概念内涵。”关于现实主义是一个不断调整的概念的论述和科学认知与人文理解的矛盾的辨析，兆平的研究和论述十分独到，关于前者兆平总结道：“中国对西方写实主义的接受，有着从早期的向科学认知原则倾斜的写实主义（真即是美）；到中期的科学认知与人文理解交错的写实主义（不脱离现实的真善合体）；再到后期的向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人文理解倾斜的写实主义（善即是真，善中之真方为美）的进程。”关于后者兆平则指出：“现实主义的‘描写’，即‘写实’，它意味着遵循自然科学的认知原则，对客体对象精确、逼真地反映与复制；而‘文学’却是一个虚构、想象性的人文世界，渗透着作家主体的精神意愿与价值取向，即作家对人生、世界的‘理解’；而且，它还负载着如韦勒克所说的对读者道德的教谕与训诫的功能‘规范’。这一悖论式的两极趋向，在中国文学对写实主义的接收进程中始终交错、纠合在一起。”——说句题外话，大概也便是由于此，孙绍振的“真善美”三重错位结构的文论才有效地获得了理论的生长点和解释力——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张君劢在1934年认为陈独秀当年不过‘借科学与玄学’的讨论来提倡唯物史观’。如果确实如此，则陈独秀可谓相当成功。唐君毅后来回忆说：北伐以后，‘上海的思想界则为马克思唯物史观所征服。’史家陈志让也认为，那次的论战科学派虽然取得表面的胜利，却不久即‘输给了马克思主义’。张君劢在分析唯物史观何以‘在中国能如此的流行’时，指出是因为‘今日之中国，正是崇拜西洋科学，又是大家想望革命的时候。”而文学的选择，由于自然主义的弊端，茅盾倾向于“新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却由于时代精神是“科学的”尤其是进步的、进化的，更因为要克服中国现代小说中的两大弊病：游戏消闲的观念和不忠实的描写，所以自然主义仍然是主流，之后由于意识形态化的必然结果，革命的现实主义一统天下。也许便是从这里开始，中国的文人们开始有意无意地模仿法国大革命乃至自觉效仿俄国革命。虽然完全换了一套现代意识形态话语，但文人们践履的仍然是用文学知识来改造社会影响历史（“管理宗教和社会”）的传统使命。而兆平君的做法不像国内诸多研究那样大多戛然而止，而是把众多问题完全开放了出来，并直接揭示出了“唯物史观”既战胜了科学主义更击败了人文主义，至于后果怎样以及评价如何则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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