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励生：俞兆平的学术旨趣与突破性研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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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意识形态话语实践问题的重要性之外，更为醒目的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对峙以及新人文主义的全面反叛等，实则为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基本主题，几乎贯穿了全书——尤其是对以《学衡》、《新月》为代表的古典主义思潮以及阵营的研究，跟已有研究多是孤立研究（比如对“学衡派”的研究等）截然有别，确实不同凡响。兆平指出：“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观念通过他的中国弟子梅光迪、吴宓、汤用彤、梁实秋，以及游学旁听的陈寅恪，受梁实秋影响而间接地奉从的闻一多等，在中国渐渐地传播开来，并介入中国新文学的批评与创作，逐渐形成一股古典主义文学思潮。”跟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思潮一样，古典主义思潮的“根”也全部在西方，“新人文主义者在培根、卢梭所代表的物质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现代性思潮的冲击下，痛感道德伦理解体、社会行为的无序、人文精神的失落，有着强烈的文化危机意识及维护传统文化的使命感。他们否定文化的进化观念，而向传统文化寻求一种恒定的价值标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所谓“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的对峙——平心而论,二者其实都有道理，最没有道理的是用一方压迫、压制乃至消灭掉另一方。哪怕诉诸所谓历史的进程其实也并没有多少说服力，除了“正当”与“不正当”的理由外，历史本身造成的后果尤其需要反思，一如兆平所指出：“他们始终执著地恪守自身的保守主义立场，与文化激进主义相抗衡，形成了与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为代表的中国新文学潮流对立的另一向度的文学思潮，形成了中国文化进程中的立体的张力结构。历史是多种力量形成的合力所共同推进的，作为古典主义思潮中坚的学衡派怎么能轻易地抹掉呢？当然，由于学衡派的保守主义性质，对传统文化的捍卫，使它在充满叛逆气息的历史转折时期，成为革命潮流的对立面，只能以悲剧而告终。”不说现代化范式尤其是单线进步、进化的理论遭到全世界范围质疑的今天，即便是面对我们的历史本身也应做出深刻的反思以避免犯下同样的错误，而事实上我们几千年的历史中始终重复着的恰恰是同样的错误——而这，也是我以为兆平的最新论文《越界的庸众与阿Q的悲剧》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其重要便重要在反思有效，此容后再论。 在古典主义思潮研究中，兆平对“新月诸君”与古典主义的渊源关系，不仅独持异论而且发掘甚深。他以为：“1925年起，闻一多、梁实秋等先后陆续归国，由于学术背景的相似，观念意识的相近，就逐渐和徐志摩、饶孟侃、朱湘、刘孟苇、于赓虞、邓以蜇、余上沅等聚合到一起，筹办《诗镌》、《剧刊》，出版《新月》，介入文坛的理论论争，提出现代格律诗论等。在论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梁实秋为核心的古典主义文学理论体系；在文学实践的过程中，创立了朱自清所论定的新文学头十年的三大诗派之一——格律诗派，成为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在创作上所展示的具体业绩。”于是，兆平花了不少笔墨着重介绍了梁实秋的古典主义文学理论体系以及“三套车”——梁实秋、闻一多、邓以蜇的“并缰驰骋”，在再现诸多文学论争的同时还特别揭示出了1926年的重大“文学事件”：“1926年，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应是浓墨重彩的一年，可惜我们却轻描淡写地滑了过去。这一年，最重要的理论事件之一就是中国文坛对浪漫主义思潮的阻击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尤其是在新诗发展史上，几乎可以说是宣判了西方浪漫主义思潮（非高尔基创立的‘积极的浪漫主义’）在中国的终结。”（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即没站稳脚跟就被宣告了终结，古典主义思潮本身也一样）然后指出：“‘神州不乏它山石，李杜光芒千万丈’。1931年之后，闻一多之所以走上‘向内发展的道路’，潜心于中国古文化的研究，正是这一文化价值选择的必然结果。而这正是从梅光迪、吴宓到梁实秋等古典主义者所竭力倡导的。学衡派、新月派诸君不同于新文化运动初期单纯地复古的‘国粹派’，他们要‘融化新知’来‘昌明国粹’，即要从传统文化中发掘出现代涵义来，达到中西合璧的完美境界，创造出如闻一多所追求的‘新于西方固有的’，又‘保存有本地的色彩’的新的艺术品来。”而徐志摩后期美学思想中的古典主义倾向，兆平则在徐志摩与梁实秋理论的逐点对照、比较中做了充分揭示，以为：“从‘情感的泛滥’到‘情感的羁勒’，徐志摩说他‘憬悟’了，即认同了闻一多的诗学理论。……那么，强调以理性羁勒情感野马与性灵野性的，如朱自清所揭示的：闻一多‘靠理智的控制比情感的驱遣多些’，在当时代表着哪一种美学思想的动向呢？考察当时的文坛，当时只有梁实秋为代表的古典主义美学思潮强调这一点。” 综上所述，不管是哪一种文学思潮，由于它们原初均在一种自发互动的过程中产生，从而按自身的逻辑发展，我们现在所津津乐道的他们的文学成就也便是在这样的自身发展中取得的——而这，也恰是兆平以为“重写文学史”必须从文学思潮研究的有效切入并开始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兆平研究范围涉及社团理论主张、成员互动与构成以及文学论争与创作倾向等，则较少涉及代表性作家作品分析的基本原因。如前所述，意识形态话语实践本身与人文价值的互动，不说是基本主题也起码是兆平始终关注的焦点，因为其直接涉及到了文学本体论的问题（真就是美呢还是真善合体以及善即是真也即善中之真方为美），最后直指到了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关键：所谓进步、进化的尤其是越来越激进的文学观直至最后的完全意识形态化不仅遮蔽了审美主义现代性本身的问题，更是遮蔽了理性主义现代性的全部问题。至于新人文主义的古典主义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其虽“保守”但毕竟是以“融化新知”来“昌明国粹”，毕竟不是以中国文化本位以对抗西方的现代性以完成自身的主体性等等，也即毕竟也是一种自身的现代性建构——也许，历史进程的最为严重的后果，还不仅仅是新人文主义的古典主义建构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被遮蔽掉了，而且是把现代性本身的所有问题都遮蔽掉了。而事实上，“现代性”在西方完全是一种话语建构，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文化的、哲学的还是美学的话语建构，最为关键的是话语机制的健康和能够不断再生的活力。而我们几乎一开始就走入了歧途，把原先是开放着的话语机制没过多久就自己给堵死了（而这也便是我上文特别指出的我们本土特有的文人心性，所必然造成的恶果）。我以为也便是基于此，兆平君在附录文章里费了颇大心力论证“现代性”，以说明引入“现代性”视角观照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而兆平的最新论文《越界的庸众与阿Q的悲剧》在我看来，其实也是他的“现代性”视角与观念的一种有效延伸以及当下思考，其意义甚至还不仅仅在于鲁迅研究上的一些突破，而且更在于对当下现实的特殊观照和深度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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