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吴励生：俞兆平的学术旨趣与突破性研究(4)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吴励生
2012-09-28 17:17
阅读次

　　当然，首先仍然在鲁迅研究意义上的某种超越，也即超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话语成规与研究套话。如果一定要说鲁迅确实有过“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思想，或许可能在《祝福》等作品中存在过，至少兆平以为《阿Q正传》是不存在的，兆平问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语，不知从何时起，成了鲁迅对阿Q的审美态度，即创作主体对其作品中主人公的情感好恶、价值取舍的定评。其影响面之广，举世罕见，可以说，只要有初中文化以上的国人概莫能外。那么，这一‘定评’，符合历史真实吗？”7他用了大量翔实的材料揭示了鲁迅的“主旨是憎”，“至少在文本的第一层面上对阿Q的这一人物的行为是鄙弃的”。随之兆平深入于鲁迅思想发展的研究和梳理，从鲁迅论文《文化偏至论》到杂文《热风·随感录三十八》再到小说《阿Q正传》，逐层剖析，以为“在20世纪初，鲁迅反对‘众数’、批判‘庸众’的思想相当强烈”，“鲁迅深刻地指出，若由‘千万无赖之尤’来介入政治，即实施‘群氓专政’，它对‘个人’，即鲁迅在它处所提到的‘英哲’、‘明哲’、‘先觉’、‘大士’、‘天才’、‘超人’、‘精神界之战士’的压制，比独裁专制的暴君、独夫还要酷烈，于国于民都是一场灾难。”而“个人的自大”与“合群的爱国的自大”，兆平以为是鲁迅“对10年之前关于“个人”与“众数”、“英哲”与“愚庸”、“超人”与“凡庸”对立思考的另一种表述”，“由于‘个人的自大’一类较为罕见，国人大多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就是中国不能‘振拔改进’的原因。”事实上，当下中国的情形乃有过之而无不及，所谓《中国不高兴》之类以及诸多的所谓“抵制”直至抵制“普世价值”等等组成的“合群的爱国的自大”，满目皆是；至于“越界的庸众”则更是直指中国国民的要害，至今阴魂不散甚至颇有市场。因此，兆平研究的突破意义，其次便在于当下现实的逻辑认知与彰显了鲁迅思想的长期有效性与穿透力。

　　其实，此前也不是没人注意到鲁迅思想中存在着的“二级结构”：“个人”与“庸众”之两极。比如兆平提及的日本学者伊藤虎丸和美国华裔学者李欧梵等，兆平以为前者未能展开后者因为过于注重“谱系”从而未能给“人物”以准确定位。兆平自己对阿Q这个人物的定位则是“越界的庸众”。于是，兆平又颠覆了“怒其不争”的话语成规，并深刻地指出了刚好相反，是“惧怕其‘争’”。为何惧怕？兆平具体分析了“阿Q似的革命党”在其所谓的未庄革命中的所作所为：第一，满足权欲，滥杀无辜；第二，攫取钱物，发革命财；第三，占有女人，放纵无度；第四，投靠不成，即生悖心。然后指出：“庸众意识不可信服，庸众数量不可盲从，从庸众中‘越界’出来的人物也是不可认同的。如上述，权力、金钱、美女，是中国‘阿Q似的革命党’的‘革命’目的。可以想象，如若以他们为首的革命成功之后，中国社会将成什么状态？显然，又一轮的屠杀和掠夺将重新开始，又一次的灾难将降临我们民族的头上。所以，鲁迅当时对政局的更替，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所产生的怀疑、失望、颓唐，‘寂寞的悲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心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所有这些便是“惧怕其‘争’”的重要思想内涵。尤为深刻的是，兆平在全文快结束时说道：“鲁迅还不无忧虑地接着指出：‘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这里，鲁迅已把《阿Q正传》的内涵与蕴意，从空间向时间延伸、拓展。他所刻画的由越界庸众构成的‘阿Q似的革命党’的这场‘革命’，并不是已逝去的历史，或许仅是一种萌端，一曲前奏，在中国的现代史上还会一幕幕地重演。鲁迅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其后的中国历史已有了充分的证明。”如所周知，中国的历史仍然在重复，当下的重复尤甚。现代性的问题在中国远未解决，兆平的审美现代性自觉不能不继续延伸到了理性主义现代性自觉，比如文中兆平还涉及到了梁启超的“中坚阶级者”（政治）概念和张东荪的“庸众政治”概念的分析。究其实，中国的问题始终是有“个人”而无“社会”，无“社会”的“个人”既难以成就“个人的自大”更难成就真正意义上的“社群”，所谓“中坚阶级者”基本无从着落，从而也就无法为健康良性的社会发展奠定起码的社会基础，“爱国的合群的自大”就只能永远是我们赶也赶不走的身体性宿命，“越界的庸众”的“革命”一不小心就将死灰复燃。也便是由于此，所谓现代性民族-国家有名无实，理性化道路则更是遥遥无期。

喜欢()

相关阅读

南方论坛

频道头条

频道推荐

频道热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