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龚盖雄：穿越时间迷雾的三个诗人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龚盖雄
2012-09-28 1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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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写诗的人越来越多，真正的诗人越来越少。这正如书店里的书越来越多，真正可读的书却越来越少。一个崇拜数字的时代，显然丧失了数字真正的质量，也丧失了数字创造世界真正的“道”和原生的“一”。但是，汉语言血脉贯穿历史的生命力，却从来没有断裂。民族灵魂和良心中的歌唱从来沉默如雷，从来遍及万事万物的底蕴。我所喜爱的三个诗人，正是穿越时间迷雾和混沌乱潮的大地歌手。他们以生命的最强音清洗了汉语言的耻辱，以诗格和人格双重建塑的锐利锋芒穿透了时代生茧的耳朵，震撼了我麻木存在的痴愚。他们的名字是：多多、王寅和雨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三个诗人都是一度被诗界乱潮遮蔽了的诗人。多多是北京“今天”派诗人中最坚实最持久探索的艺术猛士，却长期生活在北岛们眩目光芒的阴影中；王寅匕首般明快的诗风，音乐般跳荡的旋律，诡异而大度的想象力，却一度被满足小市民生涯，日益倾向下半身肉迷魂殇的团体南京《他们》所遮蔽。当《他们》日益滑向六朝歌舞，纸醉金迷而分裂和消失之后，王寅却越来越显现出他金属品质的歌声，越来越凸现他穿透历史直指现实的勇气和血性。雨田与置身于北京、行走于海外的多多相比，与毕业于大学、置身于上海的王寅相比，更显得处境荒远，人境孤僻，心境孤独，诗境艰难。他出身农村，中学时因朗读裴多菲“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的诗句而受批斗，初中未读完就去内蒙当兵，复员后有14年黑人黑户的日子，曾经流浪于中国十多个省市，写诗成为他支撑生命活下去的精神力量。他写诗确实不靠天才和灵气，而是如廖亦武说，是“从娘胎里带来的韧性”，“他写诗就好比一个笨拙的屠夫，把自己关在屠宰场里，用一把很钝的刀杀猪和切肉，这是咬牙切齿的气力活，因此，他诗中的每个意象都带着很重的内在的刀痕，有时臂力耗尽，他就连刀带柄留在肉里了。在整个80年代之中，四川许多著名的诗人都到任侠尚义的大胡子雨田那儿作过客，他曾有一张钢丝床同时被欧阳江河，肖开愚，万夏等人睡得压断了钢柱，但是诸多诗人当时都忽略了雨田强大的创造力。直到1988年雨田写出了他血泪交加，大气升腾的长诗《麦地》并在1989年大病几死折磨中活过来之后，他掩藏不住的汉语言精神独塑的艺术品质才脱颖而出。正如廖亦武说：“雨田之所以重要，之所以在八九年之后摺摺生辉，正是由于他当年被众多“天才”嘲笑的东西：韧性或愚钝。他满目荒凉地坚持下来，现在他居高临下地站在麦地里，站在与商海物欲相对峙的诗歌岩石上，他有权蔑视这个世界。”（廖亦武《安慰与蔑视》载1994年7月10日《新华侨报》扬子江副刊，上同）

　　多多，王寅，雨田，这三个诗人恰好形成了中国当代诗歌精神垂直打入文化腐肉与学术朽骨之中的铁三角和金三角。他们都不屑于卷入功利纷争和话语权力分割的“民间”──“知识分子”争吵的“盘峰会议”之类的小闹剧，也不屑于被忙于“70后”，“80后”或什么“中间代”之类命名圈地运动所裹挟，更不屑于象有些诗人到处伸手摘取传媒奖，装出一副明星的样子。他们沉潜于大地和人生最尖锐的痛感，最夯实的存在之中，在生存伟大的不安中点燃诗歌的烈焰和个性创造的血色太阳。由于精神本质的鼓荡而激起语言不同的艺术巨响和灵魂启示的哑黯绝唱。他们使汉语言的生命获得了极大强度的张力和前景。

　　王寅歌唱：“风是如此/莎士比亚是如此/没有一种呼吸/如此近地靠近我们的心脏/靠近左手和偶然”（《服从》）“夺去吧/夺去可怕的先知”（《去夺吧》）“把鲜血留给凌晨/把风暴交给平生”（《生活无法交换》）“你的命运/在风暴的背面/在灵魂的日子里/在利斧的寂静中”（《你的命运》）。王寅的诗句短促、激荡，象铁锤去打座钟，象利器切开果肉。正象林贤治赞赏：他有”生存不安的‘世界性主题’，在此前近百年的中国新诗中从未有过。所以是开拓性的。他的诗有一种天然的质感……简约、明晰、现代而又古典，节制中保持质朴，激情中不失优雅，注重细部，整饬讲究，从容不迫却有一种内蕴的力”。而我深感兴趣的是，在喧嚣的十里洋场的上海滩中，他究竟从哪儿取得了诗性澄明的大思想和大力量，能和他的妻子──诗人陆忆敏一直保持着绝对的超越方向和绝对的现实血缘？

　　确定，只有王寅才敢写《我已看见了上帝》这样的诗。因为整个西方哲人都认为：看见上帝的人必死。对上帝不能多谈。而王寅“我已看见了上帝，我已不能缺席”却有挺身而出、冒死歌唱，义无返顾的力量。确实：“是歌唱的时候了/是抛下铁锚的时候了/是举起右手的时候了/我已不能缺席。”没有穿透神性还原人性的烈血长啸，没有融化哲理的强大感性力量，是不能有这种透明诗境的。“夏天都知道上帝都知道/寂静就在他的嘴唇上/阳光的到来已成定局/我已不能缺席”这反复吟唱的自信和自由里，显然奔腾着诗人王寅穿透一切障碍的斧锋和剑气，也结晶着中国诗歌和汉语言精神少有的明快犀利的21世纪先锋个性的光芒。

　　多多的诗有一种直取语言内核和生命内核的打击力量，充满汉语言特有的意象、意蕴、意境粉碎性骨折和综合性爆炸的紧张感。多多的诗不屑于运用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诗人所铺张夸饰的“叙述”和民间“于坚”等人迷恋屑小细节的赘述，更不屑于在一些小感觉、小趣味、小肉感的下半身的沼泽和泥潭里打滚。多多的诗天然地拒斥了这一切散文化、小说化、传媒化、媚俗化的诗歌败血症，而以他一贯激进生命体验的个性给语言和存在的险境以雷击般的磨砺和震荡。他特有的超现实和现实的重大扭转，他特有的多多式的造句法的神奇效应，都构成了汉语言诗歌非凡的艺术活力和启示。他早于1972年就能写出“歌声，省略了革命的血腥”（《当人民从干酪上说起》）“建设，就象一个天体无止的黄昏”（《告别》）这样击中时代心脏的句子。而1973年他就在《致太阳》中宣布：“你不自由，象一枚血海通用的钱！”他发现“社会难产”。“祖国被另一个父亲领走”，而预言般的语词中开始了全球化的《玛格丽和我的旅行》。在1989年他写道“鸽群像铁屑散落”，“一切痛苦都醒来了”，“用偷偷流出的眼泪，我们组成了河流”（《居民》）。在整个九十年代里，多多在海外仍然保持了汉语言母语强大的创造力，《我始终欣喜有一道光在黑夜里》，《在这样一种天气里，来自天气的任何意义都没有》、《什么时候我知道铃声是绿色的》、《我读着》、《在墓地》、《锁不住方向》，仅仅看着这样的诗歌标题也可以窥见多多永恒诗歌的青春期和永恒生命的燃烧力。
　　但是王寅和多多，都没有长诗问世。奇怪的是雨田却有众多的长诗、组诗和永不枯竭的倾诉、控诉和言说的持久动力。虽然我并不以诗的长短论英雄，论优劣，但是我也坚决反对只写短诗的人。如柏桦断然宣布：汉语言只适合写短诗，写长诗就是学西方，跟西方走。其实长诗是一种特殊的诗人生命岩浆奔突和咆哮的出口，长诗也是不得不长，不得不写的存在显现的汉语风光。正如海子曾经被迫为自己写长诗辩护（他受到多多的严厉指责，后来海子卧轨，多多还为此极大震撼和忏悔）。我发现，当代写长诗的诗人，大多有出身于社会最底层的残酷经历或者心灵受到太多摧毁、挤压的最多积蓄。所以雨田的长诗《麦地》和屈原的长诗《离骚》一样，都是不得不发的吼声，都是无可倾诉的绝唱。在雨田这里我看见，虽然他出生于诗仙李白的故乡，却更多地秉承了杜甫作为苦难、忧郁和民族精神历史见证的气质，也更多地深入大地饱含万物生命的原根。廖亦武说读雨田的《麦地》，“直接想到文森特.凡高自杀前的绝笔《麦田里的乌鸦》，前者的诗和后者的画搅在一块，我甚至分不清哪儿是纷纷扬扬的乌鸦，哪儿是密密匝匝的文字。”台湾诗人洛夫认为最能代表自己精神探索的诗是《石室之死亡》，而他看到雨田的《麦地》觉得雨田主要在表现：“对现实的反思“，是”对生命本身的认知和对现实的掌握上产生极大的矛盾，因而导致内心的悲痛。其实你这种精神倾向与我早年写《石室之死亡》长诗时非常相似。“（摘自1990年9月9日洛夫给雨田的信）林贤治主编《2003文学中国》在对入选雨田《自由空间》的理由中说：“诗人雨田天生的理智而疯狂，就象笔下的这辆在黑暗里奔跑的破旧卡车，随着变形的道路颠簸却保持了前进的平静，有所选择却又不知为什么奔跑不已……种种相悖的因素融汇在精神之河里，诗性写作，就在精神的自然流向中启航。”事实上，诗人雨田确实就是一个中国社会人生与世界多极风暴与心灵多维精神向度无限冲突中的综合写作者。他非常自觉“精神是诗人的生命之境……他属于现实生活的自由者和见证人。”“诗人的存在是一种象征行为，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打破了体制内文学制度垄断的神秘，表明我们的写作是自由和无限的。（《星星》2003.6期，首席诗人论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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