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多人都说我是有钱人。这话不对。我的一个叫李光头的同宗兄弟，都打算花上两千万美元的买路钱，搭乘俄罗斯联盟号飞船上太空去游览一番。那才叫有钱人。不过，有一点相同，我也时常像李光头想像自己在太空中漂泊一般心酸落泪。他在地球上已经没有一个亲人，我还有很多，可我只能躲在他们看不到的地方，远远地看上一眼，再悄悄走开。
我是一个很失败的人。究竟有多么失败？我在这里向大家老老实实汇报。话说起来有点长。大家别笑我罗嗦，人老了，就靠一点回忆过日子。若大家能从中找到一星半点有用的东西，我这辈子也算活得有点价值。
我出生在一九五四年。这年中国出了一个李万铭。这位国民党青年军的前士兵，靠着一系列拙劣荒唐的骗术，足迹遍布全国数十个城市，并混入中国农业代表团出访东欧诸国，享尽了鲜花与掌声，还在组织的关怀下娶上一位漂亮的妻子。事件败落后，著名作家老舍同志写了一部话剧《回望长安》，轰动全国。我父亲观剧后，非常激动，把我命名为李长安。父亲是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是一个好逸恶劳的人。他为我取的这个名字包藏着不可告人的野心。长安，那是封建唐王朝的国都，有皮肤雪白戴尖顶帽跳胡旋舞生活作风极端混乱的美貌胡女，有整日高谈阔论自称臣是酒中仙醉生梦死的浪荡士子，有操半生不熟汉语讨价还价一心想发财的波斯商人，还有什么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的杨贵妃……用我母亲的话来说，这个整日无所事事油腔滑调的二流子时刻想变天。幸好党和国家发现了他的阴谋，在我五岁那年坚决果断地镇压了他。
五岁的我对世事已有初步认识。我很奇怪母亲与父亲之间的仇恨。仇恨这么大，还要把我制造出来，你日日打，我夜夜骂，搞啥子名堂？以为我是打不坏的沙包啊。
幸好这种情况在母亲嫁了继父后得到改善，我的名字也理所当然地改为李国安——继父仍然姓李，是货车司机，一个膀阔腰圆外貌粗鲁内心精明的家伙。他与我母亲恩恩爱爱过了三十年。九十年代初，他们在同一年相继告别人世。我在母亲的箱子底发现一个用绸缎布包裹的匣子。里面有五本日记。是母亲的手迹，字迹娟秀，还算新鲜。应该是母亲在年老后写下的回忆录。里面有母亲的秘密。我的亲生父亲并非是被国家镇压的，是母亲在他酒醉后，把他推出窗户。母亲骗了我四十年。但我原谅她。我亲生父亲不仅打我，更以殴打我母亲为乐，用我母亲的话来说，这是两个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何况，母亲已经用这样隐晦曲折的方式向我坦白了她的苦痛。
母亲出身贫民，吃得是腌菜萝卜，长得却好，眉清目秀五官端庄这些平庸的形容词就不拿出来丢人现眼，反正我父亲，那位见惯美女的公子哥儿立刻爱上她。我母亲大义凛然地拒绝。姑娘们爱的是从抗美援朝战场上下来经过铁与火考验的军人。母亲其时在与一位退伍军人谈恋爱，每天从厂里下班后，与那位英俊的他各自走在马路两端，心里充满对生活美好的憧憬，又怎么可能被这些没品味的甜言蜜语所欺骗？父亲不死心，整日跟在母亲身后，终于等来机会。有一天雨后黄昏，母亲撑着伞去外面散步，很不合时宜地搞了一次小布尔乔亚情调，结果搞出祸事。在过一座偏僻的桥时，被一个小流氓拦住调戏。母亲在激烈的反抗中把小流氓搡下桥。大水淹没了那个人渣。母亲惊慌地喊叫，最终失魂落魄地回了家。跟在后面的父亲看到这一幕，情不自禁地笑出声，从此，他以不容分说的强硬姿态，走入母亲的生活。因为父亲的要胁，母亲不得不忍辱屈从，与最可爱的人分了手。母亲写到这里的笔迹发了抖，纸上还洇有一滩滩泪痕。日记里夹有母亲年轻时的一张相片。母亲美得像丝绸一样。
一个得意猖狂的精子与一个郁闷悲伤的卵子结合了。我来到人世。母亲当然不会给我好脸色。我没喝过母亲一口奶，搞得成年后的我一见到稀饭潜意识里就反胃。那是什么样的稀饭啊！不要说插一根筷子不倒，拿来当镜子也嫌光亮。
五岁的我懵懵懂懂地生活在这个不欢迎我的世界里，体重不比一只猫重多少。因为捡到一粒糖，两眼发光，急不可待地把它塞入嗓子眼，结果哽住了，两眼翻了白。母亲看了我一眼，当没看见，径直进屋。喝得醉熏熏的父亲跟进门，大怒，拽住母亲的头发，提起膝盖猛撞。我都上气不接下气了，他们还打得欢。我把手指伸入嘴里胡乱地抠，哪抠得出来？手指太短了。我只好摸起地上的一根细树叉，往喉咙里戳。老天垂怜。那粒糖竟然被我这样撬出嘴。我吐出满口的血。被父亲打得鼻青眼肿的母亲飞来一脚，说我这个畜生，为什么还要活在世上丢人现眼？
母亲嚎啕大哭。我手足无措，心里被猫抓了一样难受。我又怎么能理解他们的恩恩怨怨？我离家出走了。其实也谈不上离家出走，不过是想找一个看不到他们的地方。我去了汽车站，在长条椅上睡了一晚，等天色蒙蒙亮，睁开眼，看见一张女人的脸。女人问我爸妈在哪。我说他们在家里打架。几个大人就嗤嗤发笑。好像我说的是笑话。一个王八蛋甚至还插上一句，“是不是你妈在下面，你爸在上面？”我能听懂这句话，扑过去，试图从王八蛋手臂上咬下一块肉，女人拦住我，把我送回家。
她是一个好人。可好人没好报。这怨我。我不该再去找她。我知道她是县医院的医生，就找到她的集体宿舍，没事坐在门口用苍蝇喂蚂蚁，或者用瓦片画各种图案。我挺喜欢她。她屋里墙壁上有一幅非常大的地图。她的手指头在地图上移动。我跟着她的指头在中国旅游。
南方春日的天空飘着吴侬软语，戴斗笠的农人牵着牛赤足行走在田埂上，银子一样闪闪发光的河流在碧绿的田野上打出一个个蝴蝶结。林子里盛满鸟叫。鸟叫声让最急躁的人也心平气和。东方夏日的大海澄清剔透，海面上飘满肥美透明的海蜇，大大小小的黄鱼在水底悠然来往，岩石罅隙里的螃蟹挥舞大钳。有福气的人能看见海天一线间的海市蜃楼，那是天上的街市，那里生活的人们没有烦恼。西方秋日的山峰比天空还要高，山巅终年积雪，连鹰隼的翅膀也没法抵达。有的山不停地吐出浓烟与岩浆，那是唐僧取经时路过的火焰山。沙漠里没有一丁点绿色，但那里出产最耐得苦寒的马。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它们扬鬃奋蹄，一只只跳上青烟，奔入太阳里面。北方冬日的雪花比席子还要大。河面结了厚厚的冰。在冰上凿一个洞，鱼会从洞里一只只跃出来。河边的树上挂满冰霜。幸福的人们在屋里交谈着来年的春暖花开。
她让我对这片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充满好奇。
我去她那里的次数越来越多，也不怕父母亲的打骂。我不想回家。她那间小小的十余平方米的房子是我的天堂。母亲找来了，在医院门口破口大骂，言词很有点不堪，还动手扯落她几绺头发。我很伤心，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要这样。她不是希望我早死吗？为何还要管我？也许我只是一件归母亲所有的东西吧。自己的东西想怎么砸，就怎么砸，哪怕砸烂了，也没关系，但让别人拿走了，就不对，得弄回来——我是这样理解的。
女人成了单位上许多人谈论的焦点。有一天，女人吃药死掉了。我想了很久很久，在妈妈做的稀粥里拌入了一袋老鼠药。
我真失败。当我掌心捏出汗时，一只该死的猫跑过来，打翻桌上的碗，舔了几口粥，伸直腿，身子比铁都硬了。父亲瞟了母亲一眼，变了脸色；母亲瞄了父亲一眼，眉毛跳起来。那天晚上，他们没打架。这让习惯在他们摔锅砸盆声中睡去的我失眠了。我非常沮丧，听见父亲在屋子里长吁短叹，母亲坐在门外的矮凳上痴痴呆呆。月光照着他们。他们的身体里迸出一道道惨白的光线。父亲身体里跳出来的光线是棍子，母亲身体里跳出来的光线是匕首。棍子打在母亲身上，匕首插入父亲的胸膛。几天后，父亲死了。又过了半年，母亲改嫁了。
我五年开始记事。对前些年的人民公社、大炼钢铁以及亩产几十万斤没什么印象。那年，记得最清楚的事其实就是一个汉字：饿。有多饿呢？反正眼睛是绿的，看见一只苍蝇也能毫不犹豫地把它拈入嘴。最好吃的是麻蝇，味道有点甜；最难吃的是那种绿头苍蝇，有屎味。到处是让人毛骨悚然的传闻。比如说，有的人走着走着，腿一软，身子软下去，就躺在地上再也爬不起身。这是活活饿死的；有的人走着走着，发起狂，抓起地上的瓦片，往肚皮上割，这是吃了观音土憋得太难受被撑死的；还有的村庄因为与别的村庄抢粮食，双方发生械斗，打得尸横遍野。最可怕的一种流言是老有小孩子失踪，说是被大人吃了。据说有户村庄人家还把自己的亲生女儿给煮了，尽管很小心，屋子里还是飘出肉香，结果被人发现，逮到县里。到了晚上，母亲不让我出门，说附近有许多“拍花人”，小孩子见了他们，魂魄要被拍走。我不大信人吃人这种事。老虎都不会咬死去的同伴，人哪能做出这样的事？我并未亲眼见到过死人。所以母亲虽然下了禁令，我仍然偷偷跑出去，在山野田间寻找食物。那年头也真邪，连青蛙、鱼都少见，更别说野果。真饿啊。所有的人都被装在一个疯狂蠕动的胃里。连灌木刚抽出的新芽都被剥食殆尽。面对着荒芜寂寥的土地，就感觉自己与蝗虫没有任何区别。
相对于院子里的其他孩子，我是幸运的。继父是司机。“汽车一响，黄金百两。”继父隔三差五能弄来小袋的米面。每逢此时，母亲像做了贼，紧闭门窗，一遍遍不厌其烦地吩咐我去窗台边观察是否有人靠近。母亲真是多此一举。不过，她的小心也不无道理。院里有个老头，不知从哪弄来小半袋发了霉的土豆，藏在床铺底下，半夜自己起床扔火里煨，被儿媳发现了。儿媳大怒，用火钳追得老头光脚满院跑。
母亲的改嫁是对的。若我父亲还在，可能我早已在六道轮回中打滚。只是，令我厌恶的是，只要继父在家，每晚必与母亲弄出那种可怕的声音。那时的房门隔音效果差得出奇。母亲浑似被人掐了脖子。继父就像一头公牛，身上卷起一层粗大的黑色毛发。我试图捂住耳朵。这种声音跟铁锉一样，锉得我手指头发了颤。我愤怒了，决定教训这两个不知廉耻的家伙，把自己好不容易逮到的青蛙剥掉皮，没烤熟吃，在吃晚饭时，悄悄放在母亲床上，用被子掩好。整整一夜，我都在等待母亲的尖叫与继父的耳光。但事情并未如我所想像的那样发生。第二天清晨，母亲一如既往起床煮粥，继父抓住门楣做了几个引体向上。我等他们不在，再次潜入母亲的房间，想问问那只死去的青蛙到底是怎么回事。青蛙不见了。消失了。好像是在发梦。但我分明又找到了被我剥下的青蛙皮。难道那只青蛙复活了？跳走了？又或者说，继父与母亲在做完床上体操后，累了，用它来补充卡路里了？
我百思不得其解。继父的形象因此也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高大无大。
这一年，值得高兴的事也有。容国团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比赛上，为中国夺得第一个世界冠军。街头巷尾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整日喜气洋洋。许多孩子在有水泥地的单位走廊上，捏着粉笔头画台线，用断砖为网，以小木板为球拍，拿揉成一团的废纸为球，嘴里呼喝，来回厮杀。
我蹲在旁边看，一看就是一天，看得津津有味，口涎流出来，肚子也不饿了。不过，令我气愤的是，那些大孩子，老拿木板球板在我屁股上拍。我觉得这是一种羞辱，但又没法控制自己不去看他们打球，只好把臀部奉献出去。有得必有失，摸着红肿的屁股，我明白了这个道理。
六零年得浮肿病的人更多了，人们的腿都很胖，用指头戳一下，就出现一个凹坑，这凹坑里能维持几分钟。许多孩子都热爱上这种游戏，互相撸起袖管，比谁腿上的凹坑更持久。输了的人要学狗叫，学狗爬，还得让赢家骑在背上。
米饭永远也不够。鸡蛋卖到二毛钱一个，还有价无市。这相对于母亲每月十六元七角的工资收入，贵得离谱。母亲一发狠，花了三元钱，偷偷从黑市里买来一只芦花鸡，瞒着邻居放养在卧室的床铺底下，每天去看鸡屁眼，还摸黑去地里挖蚯蚓喂食母鸡，寄希望它能多下几个蛋。缺少光照的母鸡没几日便瘦骨嶙峋，别说下蛋，连命都快保不住。母亲愁眉苦脸，用绳子绑了母鸡的脚，提心吊胆把它装在竹篮里，用衣服盖住，吊在屋檐下晒，自己蹲在一边眼巴巴地看着，害怕它暴露在要割资产阶级尾巴的劳动人民的视线下。
母鸡很听话，从不在篮子里打滚，成了母亲的心肝宝贝儿。我看着这只不下蛋还要与自己抢口粮吃的母鸡非常生气，可奈何不了它。有一次，我差点逮到它，结果被它在手背上一啄，跳出门。母亲可能与它已经建立起某种心灵上的感应，在厨房放下扫把，三步并作两步堵在门口，就像我在很多年后看张爱玲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母亲把鸡护送回卧室，并赏给我一记耳光。我很沮丧，不过，继父替我报了仇。这只自作孽不可活的母鸡竟然在夜晚跳上母亲的床，或许以为继父那身汗毛是草地，低头想啄出虫子。正在鏊战中的继父吃了这一啄，大怒，抓住鸡脖子，一拧，就要了它的命。
知道这世上什么东西最好吃吗？就是六零年的那口鸡汤。这辈子我再也没吃过这么好喝的汤了。我伸出长长的舌头舔着碗底，舔得舌头吧嗒嗒响，心中对继父的敬仰又更深厚了一层。
饥饿让人们生出了无穷无尽的智慧。哪怕是望梅止渴的智慧。六一年流行起一阵子把米饭反复蒸煮的法子，据说这样能把一碗米煮出二碗饭。充分吸收了水份米粒的个头确实要大一些，可吃到肚子里，该饿的时候还是照样饿。我不大理解，这什么反复蒸煮，说白了，不就是煮稀饭吗？可能那时候的肚子也是人们的敌人。因为很难战胜它，所以就得想法子来哄着它。
说起来，我真是一个坏蛋，因为肚子饿，学会偷东西。那时，我已经七岁，再高的墙也能攀援而上，肢体的灵活性毫不逊色猿猴，能在一大片屋顶上穿来跳去。我偷的第一样东西就是鸡蛋，是在政府食堂。上级机关时不时会下来检查工作。食堂要安排伙食。鸡蛋打在碗里，搁在灶上，与我的距离近在咫尺，可我够不着。食堂的窗户虽然开着，栅栏之间的缝隙太小，我也钻不进去。我想出了办法，去河边找了一根芦苇管，趁人不注意，把管子一头伸向碗底，美美地吸上几口，真他妈的爽啊。这些蛋清会在舌头底下跳舞。可惜这样的机会不是常有。而且，食堂里那位个子与屋檐一般高的做菜师傅实在凶悍，在发觉我偷鸡蛋后，挥舞着锅铲，试图把我拍扁。我才不怕他。我往他的菜锅里撸鼻涕，扔石头。
有一次，我终于发现他的秘密，哈哈，这个王八蛋也偷鸡蛋，鸡蛋虽然都有数，食堂里虽然有几个人互相监督，但这家伙的手法快，在打鸡蛋时，老能把蛋清刮入围裙下掖着的一个薄膜袋子。我找到了一根铁丝，把头磨尖，绑在棍子时，等他做菜时，隔着窗户，去捅那个薄膜袋子--一捅就破。
蛋清稀哩哗啦淌下来，淌了他半条裤子。他兀自不觉，就有眼尖的人发现了，问，你裤子上是什么？我在窗外笑得打跌。
后来的事就不好笑了。食堂主任匆匆赶来，脸色铁青。这位做菜的师傅跪在地上自己打自己嘴巴，开始用巴掌打，后来用锅铲打，打得头破血流。我并不晓得其中厉害。这算是偷窃国家财产。轻者开除，重则可以送去坐牢。第二天，做菜师傅从食堂消失了。等我再见到他时，已是十年之后。他那样高的个子实在是很难让人忘记。他坐在手扶拖拉机上，脖子上挂着"盗窃国家财产"的木牌子，头高高仰着，半边脸肿得比南瓜还要大，头发落满霜雪。他是被人从老家村子里揪出来游街示众的。
人这种两足无羽的生物，或许骨子里都坏透了。我别说忏悔自己的罪，还得意洋洋地把自己做的孽到处宣扬。我成了一群孩子的头，很威风，自封司令。日日夜夜率领着这帮顽童四下做恶。
六二年的肚皮不那么饿了。北京搞了一个"七千人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那时，毛主席的威信还没有文革时那样高。我带领的一帮孩子与北门另一群孩子发生冲突。原因倒也简单，我一口咬定毛主席是不会犯错的，他老人家是天上的神，是到中国带领穷苦人民过好日子的。"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呼尔嗨哟......"我们歌声嘹亮。另一帮孩子的头是县某机关党组书记的女儿，叫张萍。张萍说，毛主席是人，不是神，只要是人，都会犯错误。张萍还捏着蹩脚的湖南腔，背起了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帐，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张萍骄傲地说道，你懂不懂，这是我爸说的。
这是对毛主席的亵渎啊！毛主席怎么可能说这样的话？这是造谣！这是诬蔑！这是恶毒的蒋特分子在攻击我们党，我们伟大的祖国！
可惜那时还没有红小兵的提法，要不，我就是中国第一个红小兵。
我的拳头飞出去。张萍奋起反击。我们所率领的部队捉对厮杀，兵对兵，将对将，卷起七十二路烟尘。我方人多，他们人少。他们陷入人民大海的汪洋战争中。他们仍不屈不挠。我成功地把张萍压在身下，用烂泥巴糊了她一嘴。她绝望地喊叫，拳头在我背上无力地捶打。
不知为什么，我的小鸡鸡硬了。我没撒谎，千真万确。不是一般硬，是非常硬。我都以为是张萍从裤兜里摸出棍子顶在我下面。我无意说七岁的我就有了性意识，这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我突然想起母亲与继父在床上的样子。张萍的两条细麻腿被我分成一个大字。我觉得很羞耻，放开她。我没闹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甚至不得不弯下腰，以免被伙伴们发现裤裆里的变化。
她爬起身，一腿踢来，蹬在我裆里。我正发怔，哪来得及避？睾丸吃了一脚，当场在地上打起滚，发出可怕的惨叫。大家都吓坏了，讪讪地互相松开手。我的军师在旁边小声说道，张萍，你踢烂了李国安的卵，你得嫁给他做老婆了。
张萍哭了，撒腿飞奔，边跑边回头看，似乎是害怕我追上来把她弄去做老婆。她率领的部队顿作鸟兽散。我方大告全胜。我真没想到"老婆"这个词竟有这等威力，早知如此，哪用得着打，叫狗头军师在阵前叉腰戟指说一声，你得做俺司令的老婆就万事大吉。
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结束了，人们脸上又浮出精神抖擞的笑容。
六三年，有一个名字震动中国大地，他的名字叫雷锋。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我念书了。我当然不是一个好学生，但成绩也不差，或许是看多了不花钱的小人书的原因，那什么"人、手、足、口，山、水、田、土”等自然不在话下。我所着迷的是要当“学雷锋标兵”，不过，竞争太激烈，比起现在的考研还困难。一个班的学生有五十多名，只有一名标兵。我最大的对手就是张萍。冤家路窄，这个黄毛丫头成了我的同学，特别爱劳动，能把教室里的玻璃擦得让苍蝇也滑了脚——事实上，就没一只苍蝇胆敢飞入校园。无数双狂热的眼睛在虎视眈眈。上缴苍蝇的尸体也是“学雷锋活动”的内容之一。为此，我在上学路上也时刻紧攥着一只自制的苍蝇拍，不走大道，专挑污水横流的小巷，哪里臭就往哪里奔，并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我母亲因为我在吃饭时突然放下碗，状若疯狂地去追杀苍蝇，吓得摔碎碗，把我狠狠地揍了一顿。不谦虚地说，我抓苍蝇是努力的。成绩也卓有成效，每天能弄到几十只苍蝇。令我郁闷的是，张萍上缴的苍蝇尸体总是全班最多。活动进行到最高潮时，她仍然能每天抓来数以百计的死苍蝇，还不缺胳膊少腿，个个可以拿去当标本。我非常纳闷。难道张萍家专门孵苍蝇？我跟踪了她。
我真蠢。真的。我跟踪了整整一个星期都未发现张萍的秘密。我怎么也没想到张萍在女厕所里一蹲就是半个小时为的就是抓苍蝇。我还以为她便秘了。我蹲在女厕所外面，脚都蹲麻了。我为什么就想不到进厕所抓苍蝇？可见我的智力是有问题的。或许这不能怨我。毕竟在厕所里抓苍蝇也有技术含量。因为轰轰烈烈的“学雷锋活动”，县里的几间公厕一天有十几趟人马来打扫。要逮苍蝇，必须翻过隔板，到后面的粪坑，还不能直接得拍子往苍蝇聚堆的地方拍，那样屎会溅一身。得用一个塑料袋，越大越好，把新鲜刚出炉的屎捡进去一砣，屏住气息，等苍蝇飞来。看火候差不多了，赶紧收口，打上结，装进书包，再拿回去浸在水里，淹死苍蝇，就大功告成了。
当我在有心人的指点下，终于发现问题的要害所在，我愤怒了，马上跑回学校向老师检举了张萍同学的这种恶劣行径。
老师奇怪了，说，厕所里的苍蝇就不是苍蝇？
我无话可说，立刻往厕所里蹿。那一天，我忙到黄昏，起码逮到一千只苍蝇。我把它们装入塑料袋，骄傲地拎在手中，带回家，放在枕头旁边。我想老师明天会表扬我的。我都在梦里笑出声。第二天，我一大早去了学校。我还没来得及展示自己的劳动成果，站在讲台上的老师有意无意地瞟了我一眼，大声宣布，从今天起，“学雷锋活动”不抓苍蝇，改帮孤寡老人挑水劈柴，要让他们感受到雷锋就在身边。
那一刻，我知道了什么叫做沮丧。我恨死张萍了。
说起打苍蝇，不得不提一下五八年抓麻雀的事。我对那个孩子们盛大的节日还是有一点模模糊糊的印象。基于这点原因，当年龄大我一点的孩子在回忆往日的荣耀时，我一般都听得特专心。当时中央提出要开展“除四害、讲卫生”的爱国卫生运动。所谓“四害”，指的是麻雀、苍蝇、蚊子、老鼠。其中又以打麻雀、老鼠声势最为浩大。这是有原因的。毕竟苍蝇与蚊子不与老百姓嘴里抢食。县里的干部在大会上算帐，说，一对麻雀，一年能孵出四十只小麻雀。一只麻雀一年要消耗四斤粮食。县里起码有一百万只麻雀，乖乖，这得消耗掉多少粮食？县里的干部最终也没给出一个具体数字，但无疑麻雀就是坏蛋，与蒋光头一样坏。当然要以人民战争的形式围而歼之。那是何等壮观的一场围剿啊！全县人民不分老幼妇弱，一起出动，敲锣打鼓，手执弹弓、竹竿，还拿鞭炮放在洋皮桶里炸。麻雀到哪，人就到哪，口号是“不让麻雀吃食、休息，使它无藏身之处，无立足之地，务必以疲劳战术，饿死它，活活累死它。”可惜那年不学雷锋，要不，四岁的我抓到的麻雀数量一定要比张萍抓到的苍蝇数量多。
六四年，中国爆炸了原子弹。我有点不解，毛主席明明说了原子弹是纸老虎，为什么国家还要去搞这头纸老虎，并在成功后举国欢庆？
疑惑一闪即逝，我的目光被"草原英雄小姐妹"吸引住了。
十一岁和九岁的蒙古族小姐妹龙梅和玉荣，与暴风雪搏斗一天一夜，舍生忘死保护了集体羊群，人民日报以《最鲜艳的花朵》为题，报道了她们的感人事迹。
大家别笑，当时我虽然还不能看懂每个字的涵义，全文八节，“楔子、风暴、黑夜、灯光、亲人、黎明、生命、尾声”，第一节，楔子的“楔”我就不认得，但这篇报道的字数我数过不下十遍，不连标点符号，共八千七百七十六个。这是一件庞大的工程，眼睛数得发疼，每数到一百个字时，我便在纸上画一横，我整整画了一千七百五十五个“正”字，还多出两划。龙梅与玉荣是多么高尚！用自己的生命保住了羊群，刚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第一句问的就是：“我的羊群呢?”相比之下，我太可耻了，整天私心作祟，哪有一点革命接班人的模样？
我发誓要痛改前非，打算每天去做一件好事，并用日记本写下来，以备到时交给由班主任代表的组织审查。
但做好事的机会又何其之少！我总不能把教室墙壁上的砖也拆下来洗。我很想拾金不昧，但就捡不到一分钱，哪怕是一根针一粒钮扣。我鼓起勇气敲响去年曾经去过的几户孤寡老人家的门，结结巴巴说明来意，他们阴沉下脸，重重地关上房门。我很羞愧，这不怨他们没礼貌，我们曾打碎了他们的碗，弄坏了他们窗户上的玻璃，在帮一个枣核般干瘦皱瘪的老妇人洗头时，拽落了她几绺白头发。我得承认，高举着“学雷锋做好事”旗帜的我们，就是一群蝗虫，所过之处，无不人心惊惶。
学校附近有一个养猪场，我观察了几天，准备去那打扫卫生。当我雄纠纠气昂昂扛着扫把潜入猪场下到圈栏后，猪们一起惊慌地叫，撒开蹄子疯蹿，把蹄子举起头顶，冲出圈栏，满世界疯跑。它们终于获得自由，虽然只是比猪圈大不了多少的自由，所以它们完全不领会我来为它们做清洁卫生的好意。我吓傻了。眼看要被它们踩成食物，暴怒的饲养员冲过来，给了我一巴掌，说，小兔崽子，给我滚。
我终于有了一个奇妙无比的主意。这还是从去猪圈后获得的灵感。我的班主任是女的，是寡妇，丈夫死得早，家在学校里，是一排平房中的一间。房门有几株喜树。女班主任有一位二岁的儿子，每每蹲在树下拉屎。我决定去帮这个小东西揩屁股，为此，特意把报纸裁出巴掌大的形状。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当我皱着眉头把报纸往眼前这个细嫩的臭哄哄的屁股拭下时，小东西成了小畜生，鬼哭狼嚎尖叫不休，声音那个瘮人，方圆几十里的玻璃都砰砰跳。女班主任卷起一阵风砂，暴走而至，说我把她儿子按地上吃屎。这太委屈人了。虽然小畜生嘴边的确有一丁点大便，那属于意外，是不小心，可以原谅，至少我的动机是好的嘛。
六五年，山雨欲来，“社教”在各处开展得如火如荼。人人争表忠心。政治嗅觉灵敏的人从姚文元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里读出不详。我上了小学三年级。张萍做了班长，与我同桌。老师说，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但张萍有红领巾戴，我没有。那条三角形的红色布条儿区分了我们的生活。
张萍同学越来越趾高气扬。那时，男生与女生不大讲话。每张课桌几乎都有用铅笔刀划出了深深的“三八线”。一般是男生欺负女生。许多男生上课时不是听老师讲课，而是观察女生的胳膊是否越线，再以削尖的铅笔头迎头痛击。女生挨了扎后，多半会委屈地瞪来几眼，顶多眼泪汪汪一阵子。可我比较背，摊上张萍这位同桌。当我试图用小刀把这条“三八线”刻得更清楚一点时，张萍举手向老师报告，李国安同学在破坏公物。
在老师眼里，凡张萍同学的话就是可信的，何况张萍还经常把话题上升至“我们要爱护公物胜过爱护自己的眼睛”这种理论高度。我只好委曲求全，也不敢像其他男生那样对付她那双时不时越过封锁线的胳膊。不过，说实话，她那只胳膊也真是漂亮，细细白白，与藕差不多。
那年秋天，秋风起，蟋蟀鸣。学校流行起斗蟋蟀。到了晚上，墙头屋角田边水渠都有撅起屁股掏蟋蟀的孩子。他们屏声静息，搬开砖石，一手拿网罩，一手用枝条，轻拨慢挑。蟋蟀又哪知人心险恶，进退间蹦入网内。把蟋蟀逮回家，放入泥盆或装了土的玻璃罐里，喂以饭粒，待其养精蕴锐，第二天一早，饭也不及扒上几口，玻璃罐藏入书包，匆匆赶去学校。早有孩子守候在校园偏僻角落，纷纷涌上，围成一团，或要一洗昨日的耻辱，或要挣得今天的光荣。擂台由几张报纸折叠而出，把自己的心肝宝贝儿各自搁入里间，用小草杆赶，使两只蟋蟀碰头，看它们振翅张牙挺斗。那不肯斗的虫，若嘘嘘几声仍无效果，便被小主人掼出，一脚踩死。摆台里搁入泥土细沙。开斗之时，人头蔟拥，还真发生过外面的人压倒里面的人，把那蟋蟀也压烂的糗事。一般而言，早秋斗黄虫，黑黄、油黄、乌背黄、乐陵黄；再斗黑虫和紫虫，淡紫、深紫、真紫、粟壳紫等；到晚秋时节，斗的是青虫，有正青、红牙青等。我并不懂蟋蟀的学问，学校里就没有谁懂。管这些蟋蟀叫方头、圆头、尖头、铁头、黑崽、油葫芦，或者恶眼狗、沙皮狼、大腿将军。斗蟋蟀，也从不按个头、种类、重量分级别开打，赢了就好。蟋蟀的小主人会因此得意到自己的这只蟋蟀被活活累死或被另一只蟋蟀咬死为止。这种斗，多带彩头，输者得给赢家抄写作业，或是一小袋葵花籽。
斗蟋蟀，得屏住呼吸，不能透大气。若谁朝擂台里呵气，蟋蟀就跳。人多脚杂，能逃出生天者寥寥，十有八九要被踩破，踩出乌黑的肚肠。一个孩子扯住另一个孩子的衣领哭喊，你赔我的蟋蟀！被扯住衣领的孩子争辩，不是我踩死的。于是只好自认倒霉。
我是这种活动的狂热分子。但我的蟋蟀老被别人的虫儿咬断了腿。幸好皇天不负苦心人，我终于抓到一只极凶悍的蟋蟀，遍体纯青，头线金红，六足洗玉，牙色乌金，听到其他虫鸣便四处觅斗，才一露面，与其对峙的虫往往不战而退，往后逃，方拧转身躯，这虫已跃起，咬住对方颈脖直至咬死才松口。可惜当我把头埋在课桌抽屉里津津有味与它玩耍时，张萍伸来一只手，两根指头拈起虫儿，再一巴掌拍在桌上，把这只为我赢得无数骄傲的虫儿拍成肉酱。我想杀她的心都有了。还没动手，张萍举起那只好看的小手向老师报告，老师，李国安上课时不专心听讲玩虫儿。
我气白脸，骂去一句脏话，老师听见了，喊上讲台罚站。
下课铃响后，我打算去弄来一只癞蛤蟆搁在张萍的书包里，或者是搁上一砣屎。我还未动身，张萍喊住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李国安同学，你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你现在不好好学习，将来拿什么报效祖国？
这一句话如当头一棒，我想起了“草原英雄小姐妹”，想起了自己在日记本里写下的誓言。我万分羞愧，终于看见自己与张萍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
我真的想做一名“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我想拿“三好学生”快想疯了。尽管这年我的语文数学都考了双五分，可年年的“三好学生”都是几名班干部的自留地。这一年自然也不例外。老师的评语是：该学生学习有长足进步，要求上进，但需要改正撒谎的毛病。我不知道我哪里撒谎了？我恨不得用小刀剖开胸膛让老师看看我那颗红彤彤的心脏。可老师说有，那就一定有，这是不容置疑的。我从此也与“三好学生”告别了。
六六年的春天，我的弟弟李国泰出生。
中年得子的继父在母亲肚皮上奋斗了近七年，取得辉煌的战果。我在家中的地位一落千丈。父母不可能不偏心。他们不是法官，不可能手中握着一台天平。手心手背都是肉，但十根指头也有长短。我从父母的眼睛里消失了。望着那个比我小十二岁整夜啼哭粉红色的一小团，我心里有了罪恶的念头。我真有想弄死他的念头。我都拿手捂过他的嘴。孩子是无知的。孩子因为无知而愈显残忍。但我不能用无知来替自己辩解。我是罪人。我承认。
这年，神州大地风雷激荡，万千红色遮蔽天空。六六年八月十八日，丙午年的丙午日，伟大领袖毛主席换上军装，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了红卫兵小将的队伍，向全世界宣布“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激动人心的词语刺疼耳膜。“知道红卫兵吗？”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
“知道红卫兵是干什么的吗？”
“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还有什么比这更令孩子们热血沸腾？这些火热的话语烧得骨头发烫。几年前，学校里就有“红五类”、“黑五类”的说法。所谓亲不亲看出身。用一句流行的话说，是“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出身，指的是阶级出身。出身不好，那就是罪。低人一等自不必话说，就甭想参加少先队，评三好学生。托继父的福，我在各种表格上所填写的家庭出身是继父的工人。不过，这多少有点理不直气不壮。我害怕别人知悉我亲生父亲的秘密。这秘密跟石头一样压得我喘不过气。所以，当有机会来证明自己时，我是那样义无反顾。我渴望成为红卫兵中的一员。“来吧！革命的同志，革命的战友！来和我握手，快来和我握手！今天，毛主席接见了我们革命群众，我握了毛主席伟大的手！......我们手挽手，紧跟毛主席向前走，彻底摧毁旧世界，把红旗插遍全球！"
我决定去北京，去握一握被毛主席握过的手。十二岁的我在九月的一天动身去北京了，未与父母打一声招呼，身上没一分钱。我根本没想过一路上的吃喝问题，更未考虑到了北京后如何去找到那只让我灵魂发抖的大手。我也不知道，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在9月5日联合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中讲的免费乘火车、饭费由国家财政支出的通知精神，我只知道，毛主席在天安门等着我。这就足够了。"天安门前飘红旗革命声浪动天地！欢呼敬爱的毛主席，您和我们在一起。"我上路了。本来在我的鼓动之下，还有两个同学，但临行前的早晨，他们放弃了，说爸妈不同意。我对他们的卑劣行径表示无比的轻蔑。我对他们说，等着吧，我会带来毛主席的最高指示。
我在脖子上系了一根偷来的红领巾来到省城。省城已成红色的海洋。大片大片的红把天空烧亮。天方破晓，万千攒动的人头已汇成流动的河，是我所见过的最壮丽的河。人人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革命无罪，选择有理”、“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被汹涌的人流挤上火车。我是第一次看见火车。这是怎么样的一只钢铁怪兽啊！前不见头，后不见尾，通体碧绿。我相信这是新中国的劳动人民所创造的伟大奇迹。我热泪盈眶。
火车上都是去北京的学生，每一寸空间都挤满了肉。我身子小，被几双大手塞在行李架上，头晕目眩，额头滚烫，耳朵里满是巨大的声浪。那些学生欢欣鼓舞，放声高歌，几万条喉咙管一起歌唱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哟,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他们唱一句，我跟着唱一声。若没有他们，我不可能登上这辆驶往圣地的火车。火车呜呜地吼叫。被铁轨反复打磨得铮亮的车轮铿铿铿地吐出内心闪亮的火花。一个十七八岁的尖脸姐姐发现了我的异常，问我怎么了？我说我没事。她摸了一下我的头，惊叫起来，你烧得这样厉害？
我病了。早不病，晚不病，在光荣即将来临的时刻病了。我对自己的无能感到了愤怒，我恶狠狠地叫起，说，我没发烧。但我的声音不比蚊蚋响。嘴唇生出被体内火焰燎起的小水泡。我都想脱了裤子撒几滴尿喝下去。腹腔中好像有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炉。尖脸姐姐迟疑了几秒钟，从随身带的书包里取出一个柚子，剥了几瓣，小心地喂入我嘴里。我的舌头发了麻。我还是第一次吃柚子。我几乎要把舌头吞下去了。酸酸的，甜甜的，有一点微苦，还带着清香。我说了一声，“谢谢你，姐姐。”然后闭上眼睛，晕迷过去。
等我醒来，发现自己又回到省城，是在省城的医院里。
医生说，有位尖脸的女学生把我送来的，还替我交了看病的钱。然后急冲冲走了。我不知道在我晕迷的时候发生过什么，但能想像得出。我不清楚是什么让尖脸姐姐停止赶赴北京的步伐，中途下了火车，把我送回省城医院，还在我的书包里发现了我所在的学校的名称，打电话给学校，找到我的父母。当我试图逃离医院去追赶这位尖脸姐姐时，继父出现在我的面前，二话不说，把我摁回他驾驶的那辆解放牌卡车。
我的书包里有一个柚子，被剥去了一小半。我捧着这个柚子，嚎啕大哭。
我说，爸。让我去北京吧。我要去见毛主席。
继父不说话，把车开得飞快，比兔子还要蹿得快。我回到家。我一直舍不得再吃那个柚子。这些晶莹剔透像月牙儿一般形状的柚子肉是多么美丽。我找不出更妥当的词汇来形容。我不断地想起尖脸姐姐，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希望她一生健康平安，希望她现在儿孙绕膝。
后来，柚子肉枯萎了。我折了一个纸船，把它们都放进船里，把船放进我老家的那条河里。据说，所有的河流都会流入大海。我希望有一天，这位尖脸姐姐来到大海边时，能看见这艘纸船。我还把柚子皮做了一个灯，在皮上雕上我记忆中尖脸姐姐的模样。到了晚上，点燃里面的小蜡烛头，就能在地上看见尖脸姐姐的影子。
不久，学校停课闹起革命。"马克思主义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革命的号角吹得动地山摇。时间翻过一页，真正属于红卫兵小将的六七年到来了。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学校里究竟谁怕谁？”
八月五日，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人民日报》发表。大字报自此铺天盖地，人人都写大字报，上至白发老者，下至黄口小童，其内容蔚为大观，堪称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有妻子揭发丈夫的，有儿子批斗父亲的，有控诉隔壁老头拉屎时唱《东方红》的，有状告对门邻居十年前借了一块钱不还的。商店里的红纸墨水一时荡然无存，某中学的红卫兵小将们喊着“造反有理”的口号在光天化日下勒令售货员打开库房的门，把为数不多的几卷红纸席卷而去。
我的女班主任被学生从那几间平房里揪出，剪了阴阳头，被黑墨涂了脸，环操场爬行。还罚跪。大热天，头上顶着一盆水。若水倾覆了，就有人抓住她的头发扇光，皮带没头没脑地抽下。抽的还格外阴险，专抽胸乳。也许女性更了解女人的弱点在哪，尽管手拿皮带的人还是一个比我小一岁的女孩儿，是张萍。一夜之间，她成了红小兵的头。不再系红领巾了。她父亲是革命干部，这是最高的阶级出身，这意味着她先天性地拥有惩罚一切的权力。女班主任无法理解心爱的学生的回报，晚上回了家，上吊了。她的儿子，那个已年满五岁的儿子，在门口喊救命，见没人理会，拿了剪刀，架起楼梯，试图剪断勒在妈妈脖子上的麻绳，梯子翻了，剪刀插入心口，也死了。
六七年死的人真多。街头不时会出现一两具血淋淋的尸体，上面落满苍蝇。再也没人去抓苍蝇了。用毛主席思想武装起来的那些中学里的红卫兵已经不满足校园这个战场，挥舞皮带、棍棒冲向全社会。
人，真是凶残的怪物。至今想来，我都不敢相信在那个荒唐的年代，这些十来岁大的孩子竟然能想出那么多的足可以让历史上的著名酷臣也自惭不如的折磨人的法子。坐喷气式飞机之类的人身虐待不必多提，那太一般，不新鲜。我说几个不大见之于报刊文章的。一是，把老鼠放进人的裤裆里，裤裆下方用绳扎紧。又或者是猫和鸡；二是用老虎钳一只只拔指甲，再用烧红的针把十根血淋淋的手指头钉在木板上；三是把人打得遍体鳞伤，再往他身上涂蜂蜜，放在午后的太阳底下暴晒，不一会儿，这人身上爬满蚂蚁。形容那个凄惨，害得我都连做几夜噩梦；四是用木槌锤睾丸，以求让这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断子绝孙。一个中年妇女，因为嘴硬，顶撞了来抄家"破四旧"的红卫兵，被一个眉目嫣然的女红卫兵当众扒了裤子，拎起长嘴铁皮壶，把壶嘴塞进女人的阴道，往里面灌进一整壶开水。
天可见谅。这位不幸的妇女现在还活着，大家叫她清婆婆。那位眉目嫣然的女红卫兵在不久后的武斗中被人用刀剁成肉酱。死之前，曾受到非常残忍的虐待。她的肉，还被煮熟，摆到她母亲的面前，要求那位可怜的老母亲把这堆"反革命"的肉咽到肚里去。
不说这些事吧，免得污了我们的汉字。
我也参加了红小兵。因为去过北京，虽未真正成行，也有几分炫耀的资本。这年记得最清楚的是倒并非轰轰烈烈让人目不暇接的批斗、抄家、游行、破四旧等活动，而是两个七八岁大的孩子的对话。两个小男孩，一个大门牙，一个光脑袋，躲在废品站后面的围墙下一边玩一种"三面红旗打到台湾"的游戏，一边聊天。
大门牙说，你知道江青是谁吗？
光脑袋说，是毛主席的老婆。
大门牙说，你说他们在床上要不要做那事？
光脑袋不解，撸一把鼻涕，说，做啥事？
大门牙立刻躺在地上，摆出一个四脚朝天的姿势，嘴里哼哼唧唧几声，爬起来，说道，就瘦猴他爸妈做的那事。你忘掉了吗？
光脑袋哦了一下，似乎明白了，脸上马上又露出困惑的表情。
大门牙拍拍他的头说，我再问你，你说毛主席要不要吃饭。
这一次，光脑袋回答得很快，要！
大门牙又说，那毛主席要不要拉屎？
我并没有以马上意识到大门牙是在恶毒的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只是反反复复地想，毛主席到底拉不拉屎？若只吃不拉，屎到哪里去了？若也吃也拉，那毛主席是不是也要揩屁股？毛主席拉的屎是臭的吗？这些魔鬼一般的问题一下子塞满我的脑袋。我撑不住，从墙头掉下来。他们看了一眼戴红袖章的我，发一声喊，撒丫子跑远了。我抬腿想去追，又想过大门牙刚才躺在地上时的滑稽动作，肠子打起结。我没法让自己不笑。我想起继父身上茂盛的汗毛，想起自己藏在母亲被子里的那只青蛙，想起我一岁的弟弟李国泰。我笑出了眼泪。
说起来，那年也是让我后悔的一年。因为破四旧活动，废品站里堆满字画文物古本图书，堆得比小山还高。那时只晓得这是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东西，哪懂得这是比黄金白银更要稀罕的稀世珍宝。用手撕，拿脚踩，图的是听那宣纸画轴撕裂时的声音。我那时咋不晓得在野外挖个坑，随便捡几十件东西扔坑里？到现在掘出来，想必就发了大财。哪怕是虫叮蚁咬，也好过化成纸浆。我真蠢。这些年，每念及此，即痛彻心肺。2006年，我无意间浏览到某拍卖行搞的中国古代书画拍卖展，儿时在废品站见到的一幅画赫然在目，标价一百四十万人民币。我之所以敢这样肯定，是因为它少了一边，是残迹。当时我肚子疼，躲在墙根下拉屎，随手撕去了一角，准备拿来揩屁股，后来又看见一块绣花绢布，就嫌它脏，把它抛出围墙。
六八年六月，我儿时的偶像，世界乒乓球男单冠军容国团把自己吊在北京龙潭湖畔的槐树上。我觉得很伤心。我都苦练了这多年的乒乓球，还学会上旋发球与下旋发球，现在容国团死了，这一手绝技还能展示给谁看？我把木板球拍扔进河里。我觉得容国团死得真窝囊。自杀的人，那几年比比皆是，并不稀罕，方式大抵是跳楼、沉河、触电、吊颈、投井、吃滴滴畏、用菜刀抹脖子这几种。堂堂一个世界冠军为什么不能选择一种稍有创意的死法？
县二中，有位数学老师，因为生活作风被批斗，用绳子勒住自己的阴囊，另一端绑在楼顶的水泥柱上，再从上往下跳，身子在空中弹来弹去，悬挂了好长时间。全县人民都跑去看老师的空中杂技。一个农业局的干部，脱光上衣，把毛主席像章往肉上别，挂了几十个，再摸出一根粗长的铁钉，对准太阳穴，手拿断砖往上面拍，边拍，嘴里还边喊“毛主席万岁。”一个老县长因为被人看管得紧，总找不到死去的法子，吃饭时灵感来了，把筷子插进鼻孔，头用力往桌上一磕，筷子穿进脑子，完蛋了。
对自己下手最狠的可能要数县图书馆的老馆长，走到街头，喝下半瓶煤油，又把半瓶洒身上，自己划根火柴点着了，还不忘高举红宝书，跳起忠字舞。跳忠字舞也没什么，那时候讲究早请示晚汇报的人们，不分年龄性别职业，只要广播里响起《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几首歌曲，便会放下手中的活计，当街起舞。关键是这位图图书馆长都烧成了一团火焰，还能跳得有板有眼，比如把红宝书紧贴胸口，双手分开，形成一个高举的V字，有节奏地来回摆动，再跪下一条膝盖，做抬头仰望太阳状。这得需要忍受多大的疼痛才能保持动作不变形？我不小心被开水烫了下，都要啮牙咧嘴鬼哭狼嚎。最幽默的是一个不知道名字的人，准确说，是一具尸体。他死在路上，胸前被人写上了四个大字，"我解脱了。"有人觉得这四个字碍眼，一脚踢翻尸体，噢，背面还有四个字，"我翻身了。"不过，这种幽默感估计不是死者所能拥有。
自杀的人都是用试图用死来威胁党，否定党的正确，洗脱自己见不得人的丑恶，博取不明真相的群众同情。县革委会的干部讲得痛心疾首，宣布凡是自杀分子，一律不得土葬。但问题是，县里又没有火葬场，许多人也不知道西藏有一种彻底的“天葬”。把自杀分子扔河里去？跳河的人已经不少了，在河边生活的老百姓都得出了这种经验：凡投河死的，女的仰；男的趴。这河水可是革委会的领导们也要喝的。后来有人提出建议，把这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的尸体拿去沤肥吧。这或不失为一个废物再利用的好方法，但这人也因为这句话马上沦为革命的对立面，试想一下，反革命分子的尸体里有多少病菌啊，用它沤肥长出的蔬菜还能吃吗？这是居心叵测的蒋特分子妄图毒死革命群众！
尸体最后是怎么处理的，我就不知道了。我所关心的是另外一件事。
六八年也是红卫兵被放逐的一年。他们成了替罪的羊。也不完全是替罪羊。飞鸟尽，良弓藏；狡免死，猎狗烹。文革是他们的宗教，也是他们的陷阱。现在需要是秩序。何况，渴望拥有更多政治舞台的红卫兵已经把矛头对准对共和国的根本：军队。这无疑是高层所不能容忍的。更多底层的只有满腹热血一腔虔诚的红卫兵更不知道，从此，他们就要被所谓的历史钉在耻辱柱上，遭受唾骂与侮辱。他们的罪，仅仅是因为他们无条件的忠诚。红卫兵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他们马上要拥有一个新的身份“知识青年”。
像变魔法一样，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一段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初中与高中的毕业学生一下子就不见了许多。他们戴着红花，去了黄土高坡，去了林海雪原，去了西双版纳，去了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当然，也是最诗意的地方。一本1965年出版的《在广阔天地里》是这样描写的："嫣红的夕阳，把整个山沟点染得金碧交辉。小沟里流水淙淙，森林中鸟儿欢唱，组成了一支美妙的交响乐，滔滔地歌唱着山区的美好远景，赞颂着新的一代青年们的美丽理想。"
我已念了初一，十四岁。因为不断地书写大字报，字倒认得几个，能把《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著名的“老三篇”背得滚瓜烂熟，横着背，倒着背，竖着背，随便从中抽出一段来背。不过，年纪尚小，不是毕业生，没人往我胸口戴红花。好几次，我都想跳上那几辆被人们敲锣打鼓欢送的解放牌卡车。我要去广阔天地里，那里将大有作为。我深深厌倦了这个家。继父那张满脸横肉的脸让我想吐。他已经是工宣队里的成员，派驻县供销社，整天威风凛凛，呼三喝四。我看见他躲在仓库里摸一个女人的奶子。那是一位很漂亮的卖糖果的女售货员。她的丈夫是中学里的历史老师。我没告诉母亲，主要是害怕母亲与继父打架。母亲一定不是胳膊比木杠还粗的继父的对手。我也害怕母亲去撕烂女售货员的嘴。我还非常讨厌已经三岁的整日抱着我大腿拿鼻涕往上面蹭不停地喊我哥哥的李国泰。当继父与母亲背转身时，我老拿手掐他的肉。可能因为痛觉神经发育比较迟疑，当我掐完他，拍拍手佯做无事人去了厨房几分钟后，他才会哇地一声哭起来。
我对母亲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要去人民公社。
妈妈说，要斗私，批修。不行。你还太小。
我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要听毛主席的话。为人民服务，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
妈妈发狠了，大海航行靠舵手。除非是我死了。
我指出了母亲的错误。我说，这不是毛主席的话，是林副主席的话。
母亲不能辩赢十四岁的我，她完全可以念“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也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但她还是在李国泰的配合下，粉碎了我几次妄图逃蹿的阴谋。我家离一中不远。肉嘟嘟的李国泰整天趴在教室的窗台上盯着我。有一次，我用小刀割破手指头写下了一封表决心的血书，老师在课堂上念了，说我是毛主席的好孩子。李国泰跑回家，说，老师表扬了哥哥。母亲一愣，我长这么大还第一次受老师表扬。母亲跑去学校问清端倪，大怒，等继父回来一说，继父去了学校，也不知道他说了什么，反正老师再看我时，眼神就有点恐惧。
六九年到了，毛主席一声令下，全民皆兵，备战备荒。这年四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党章。我们在高呼"祝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后，一般要再补充一句"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革命的口号层出不穷，不过越喊越无聊。牛鬼蛇神是泥巴里长出的草，割了一荏又长出一荏。我有点烦了，觉得很憋气，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刘少奇是不是叛徒、内奸、工贼关我屁事。惟一令我有点兴趣的是三月份打响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苏联大军压境的直接后果是，空气中有了火药味，大批的民兵武装喊着号子排着方队在街头跑来跑去。我跑去看他们打靶。说来也可笑，那些人练习的时候扔的是木手榴弹，当一个民兵脚底打滑不小心木手榴弹扔在脚边时，那位黑脸膛的民兵营长马上扑过去，胸脯压在上面，高喊一声卧倒，然后嘴里长吟，向雷锋同志学习。这事还上了县里的广播，说这位民兵营长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发扬无产阶级专政精神，及时粉碎了"帝、修、反"分子的疯狂反扑。
这很荒谬。我平生第一次意识到荒谬这个词。我觉得这位民兵营长起码喊错了口号，雷锋叔叔是做好事的。他应该说，向王杰同志学习。
"什么是理想，革命到底就是理想。什么是前途，革命事业就是前途。什么是幸福，为人民服务就是幸福。"这是我前二年看过的《王杰日记》，当时很激动，现在没感觉。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这年的夏天改变了我，体内出现许多看不见的裂痕。我整天无所事事地到处溜达。我突然发现县文工团新来了一个面容身段都很好的女人，也就二十岁出头，白脸白手白胳膊白头发——因为她时不时要演上一段样板戏中的《白毛女》，若跳《红色娘子军》，头发就比墨汁还黑了。身上的军装是改过的，紧贴住腰。她能用脚尖在舞台上行走，能在空中迈"一"字， 韧带出奇得柔软。我见过她练功，前踢、侧踢、后踢，把腿架在窗台上往下压，嘴里还小声数着数。阳光照着她，她的身子是半透明的，好像是鸡蛋壳里装着的蛋清。
我都有想把她吃到肚子里的冲动。她在《红灯记》里饰铁梅，在《智取威虎山》里扮小常宝，在《沙家浜》里唱阿庆嫂，要扮相有扮相，要嗓儿有嗓儿，那眉眼里就有水。
不过，她也闹过笑话。有一次汇演，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在演《红灯记》里的铁梅时，有段唱词是：“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她神差鬼使地唱成“我家的爹爹数不清”。大家乐坏了。她反应很快，马上重新唱，但大家还是忍不住笑。
六九年冬天的雪下得非常大，积雪未销，飞雪又至，整整下了半个多月，平地有几尺深。屋檐下挂起的冰棱有一米长。街头巷尾自然就能见到雪人。某日清晨，影剧院门口出现一尊特别漂亮的雪人。人们都说这不大可能是孩子们堆的，孩子们不可能堆得这样高，枯枝为眉，黑炭为眼，木板为嘴。木板上用红粉笔涂了颜色。头顶还搁上一顶破草帽。雪人一天天蹲在来往人群中。有天，一个淘气的孩子可能看腻了它，拿棍子去敲雪人，没敲几下，尖叫起来。大家跑过去一看，妈呀，里面藏着一个人。那年，虽非灾年，街头总少不了冻死饿死的人。难道是胆大的孩子用尸体堆雪人恶作剧？等到大人敲掉冰块与雪花，赫然发现里面的那个人竟然是县文工团里的那个唱样板戏的漂亮女人，面容栩栩如生，宛如沉睡。
那天我就在影剧院门口玩，我很难过，真的，如果我妈死了，我可能都不会这样难过。我心中仿佛有种东西被打碎了。我都喘不过气，说不出话。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被堆成雪人？是哪个丧尽天良的畜生干的啊。我掉下眼泪。我躲在角落里抽抽咽咽，不停地抹着眼泪，不断地想起她练功的样子。我觉得她应该是天使，应该飞到天上去。
这桩案子至今还是一个谜。或许现在这世上已经没有人再想起她了。她还没有丈夫与孩子，她的亲人可能早已在惨痛中告别了人世。愿主保佑她的灵魂得到安息。
一九七零年是乏善可陈的一年。革命形势不是小好，是大好。人造卫星上天了。西哈努克亲王到北京了。倪志钦创男子跳高世界纪录了。"批陈整风"运动开始了。中共中央号召广大群众对反革命分子进行检举、揭发、清查、批判，把隐藏的敌人挖出来了。阶级斗争仍然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十五岁了，有了喉结，开始变声，腋下也长出汗毛了。
我已经不再相信一切喊得震天响的口号，包括二年前血液为之沸腾的到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之类的话。我的一个邻居，小名二狗，当年是红卫兵里笑傲风云的人物，头戴一顶真正的确良的绿军帽，穿四个兜还有肩章痕迹的军衣，腰上系皮带，手拿红宝书，在千人大会上侃侃而谈，声若洪钟，那个英气逼人啊，这若是现在，准能当电影明星。没想七零年却像一个乞丐般溜回家。若非他妈妈哭诉，我还真认不出他。仅仅三年，就已换了模样。看来，那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地方是去不得。二狗的愿望当然得不到满足。街道居委会的大妈拿着红宝书上门忆苦思甜做思想工作，把一些话车轱辘说。二狗大怒，当场拎起一把菜刀，吓得老大妈连滚带爬。二狗妈见事情不妙，往儿子手上塞钱，哭着喊着叫他赶紧跑，回公社去。要不，派出所等会就要过来抓人。二狗脖子一挺，骂了声娘，把刀一挺，说，老子死也要死在城里！
警察过来了，二狗的豪言壮语顿时灰飞烟灭，被逮进去，算作“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典型”，被判入狱十年。
但命运就是这样荒唐。我想去乡下时，不让我去；我不想去乡下时，却又不得不去。
那时的高中已经陷于停顿，没恢复招生，我这样的初中毕业生，实际上只有二条路可走，一是就业；二是下乡。我甚至不可能呆在家里做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无数双眼睛在观察着身边每一个人的动静。人人头上都罩着一个看不见的无形大网。谁敢保证自己明天不会被打倒成为万人唾千人踏的牛鬼蛇神？许多人上班回了家，都偷偷对着镜子练鞠躬，上身与腰部之间的角度在九十度这种标准的鞠躬能让自己在批斗会上少吃点苦。
继父虽然还在做着那个工宣队的大队书记，但当母亲提出试图通过他的影响把我留在城里的某间工厂时，继父拒绝了。也许继父是有了李国泰，我这个拖油瓶自然无足轻重；也许继父认为我长大了，不应该再躲在屋檐下，去乡下煅炼一下也是好事；也许继父其时有说不出的苦衷，自己也处于泥菩萨过江的非常时期；也许我这个半大不小的存在影响了他夜里在母亲床上的发挥；也许是因为继父认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是一句颠扑不倒的真理——附带说一声，我目前认为这是一句很混账的话。一个简单的常识，农民最苦，有几个农民做了人上人？要当人上人，关键是要学会吃人。
我倒不恨继父的决定。用我后来在知青点遇见的一个北京知青的话来说，叫“爱谁谁。”
知青苦不苦？别人我不知道，我反正不觉得苦。或是因为我就在本省插队，离家并不远，不曾有机会在北大荒种过粮食，不曾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里上山砍过木头，不曾下放到那些据说饿死几百万人的省份。伙食虽差，天天红薯稀饭再加白菜帮子，吃了老放屁，毕竟能吃个半饱。时不时还可以去附近村庄打狗吃。就别指望菜里有油——一块长了绿毛的肉皮在锅底一擦算是打牙祭了。但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压根没心思滚一身泥，属于典型的不求上进的知青。坦率说，知青再苦，能苦得过农民？知青刚下乡的那几年，国家每月还补助四十斤粮食，八块钱生活费。知青不干活，饿不死；农民不干活，那是真正要饿死了。生产队更不会因为知青不出工，过来抓人批斗。无非是这帮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家伙原来心里的优越感被打破了。所以现在每当我见到一些所谓的知青回忆录时，心里就发腻。这是你自找的苦，怨不得别人，不要没事就抖落这点破烂。还有，就算你是真正吃了苦，你丫的也只是苦了几年，农民在那片土地上可是苦了一辈子。
不过，广阔天地，乐趣无穷。我算是真正开了眼界，长了见识。
那些乡下婆娘真是活泼泼的，眉眼儿俊，手底下勤，对付起那些吃她们口头豆腐的老男人来也毫不含糊。三言两语，几个婆娘四面围上，扒下那老男人的裤头，摔几个屁墩儿，大笑着跑开。老男人捂着下身，跳进草丛，唱起山歌。唱什么山歌哟？就是扯黄腔。什么随你后生啷个硬，经妹炉灶软如绵。什么张郎之妇李郎骑，李妇重为张氏妻。什么郎姓毛。姐姓毛。赠嫁个丫头也姓毛。毛家囡儿嫁来毛家去。半夜里番身毛对毛。
也开批斗会，主题是永恒的斗私批修，但哪有我原先见过的那般惨烈，完全是妇女工作大会。几名地主婆轮流讲她们当年虐待长工丫环的故事，讲得柳腮桃红眉眼汪汪，细节特别丰富。大队书记开会时一本正经；开完会，就与那几个地主婆眉儿来眼儿去。傻瓜都晓得大队书记与这些地主婆人人都有一腿。
有个笑话，说县里的工作组来村里，吃过饭，开过批斗会，大队书记把几个地主婆分头送进工作组成员的房里。一个工作组成员是年轻人，唬得跳出房。大队书记在外面见了就问，怎么不在屋里干革命工作？年轻人纳闷了，问，干啥子革命工作？大队书记说，操X啊。年轻人差点跌倒。年长一辈的大队书记赶紧解释，说，我们贫下中农翻身做了主人，骑一骑地主婆，这就是革命工作。年轻人大窘说，这个我干不来。大队书记一笑，压低声音，指指工作组组长的房，说，首长现在都干得热火朝天，大干、快干、猛干，你不干，你不就成了反革命？
究竟有没有这回事，我不知道。假若有，我很佩服这位大队书记的谈话水平，有逻辑有水平。或许正是因为这位大队书记的英明以及地主婆们的身子，这个村里的气氛还算比较详和。日出而作，日落而歌，颇有几分《桃花源记》里的气象。只是就苦了我。无师自通学会了手淫，每天晚上躺在床上，那些地主婆的身子就出现了，还都是不穿衣服的。我浑身躁热，痒，还麻，自涌泉穴麻到泥丸宫没一处不难受。早上起来，看到床单上的那一滩褐黄，恨不得把自己的那玩意儿拿刀剁了，心中有特别巨大的罪恶感。
七一年出大事了。这年秋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九月十三日，林彪坐三叉戟飞机出逃，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我是在十月底才知道这事。
当时，我躲河边的蓬草里看洗衣妇人。她们腰间会露出一弯白，白得耀眼，白得像天上的月牙儿。我像吸了毒一样。那么一星半点的肉色，就害得我裤裆里那家伙硬挺挺。我葡在地上，身子上下起伏。大家别笑，因为土比较软，我他妈的还真在地球上戳出一个不大不小的洞。十六岁的我，性欲何至于如此凶猛？我也百思不得其解。唉，我这辈子，女人就是我的毒。成也女人，败也女人。
然后，我发现不对劲。一个叫小兰的年轻妇人一头扎入水里。其他几位妇人也不去救，手中拿着木槌，呆呆楞楞，好像她们突然玩起了“木头人”的游戏。水并不深，小兰坐在水里，水打湿她的上衣，隐约能看见胸口两点嫣红。我几乎要嚎叫起来，一泻如注，终于舒坦了，摊开四肢，躺在地上。耳膛内渐渐生出细微的响声，渐渐一声高一声低。我腾地一下坐直身，竖起耳朵。林副主席啥时改叫林彪了？这高音喇叭里传出的声音犯了大错，是要抓去坐牢的。我这可不是说笑。前二年，县里的黑市上，有个人来卖猪，因为急于脱手，价钱要的比较低。买主疑惑这是病猪。这人脱口而出，这头猪会永远健康！坏事了。“永远健康”那是林副主席的专用词汇，是每个人天天要表达的衷心祝福。这人无疑是攻击最最敬爱的林副主席，当场被人揭发，押送派出所，打成现行反革命，判了十五年。
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冲向知青点。屋里坐着的几个人都是泥雕木塑，眼珠子不动。林彪叛党叛国了？操。那位无意中把猪比喻成林副主席的人是不是要马上被释放，坐火箭，像陈永贵倪志福等人一样，直升中央？我搓了几把手。一个叫林达的知青，此刻脸色堪比臭鸡蛋。往日林氏的荣耀已化作无法洗刷的耻辱。一个叫郑红卫的知青用拳头砸脑袋，砸得咣咣响。一个叫高海民的知青用手指抠鼻屎，都把鼻子抠出血，还浑然不觉。一个叫齐雅的女知青，叉腿坐在地上，裤裆开了线缝，能看得见内裤的颜色。那一夜，众人无眠；那一夜，众人无话。月光浮在窗外，比冰还冰。大家的脑子都无法消化这件石破天惊的事。第二天，我急急回城，想确认这件事的真实性。
县城的气氛又紧张了，像有一块石灰掉入混沌的早已死去多时的水潭。挂着高音喇叭的木电线杆下站满人。被污浊的岁月熏得发黑的脸庞惊疑不定。几个在马路上慌慌张张跑来跑去的人，仿佛是畸形的，歪着脖子，脸色苍白。一个十岁出头的小女孩坐在供销社门口的石阶上哭，嘴里还说，大海航行靠舵手，妈妈，林副主席不是永远身体健康吗？她的母亲忘了去捂女儿的嘴，咬着嘴唇，仿佛已被雷电击中。空气里有酸恶难闻的气息。我没回家，去找了几个留城在工厂里的初中同学。
我们喝醉了酒。喝的是米酒，那种据说是用农药乐果酿的酒，酒色浑浊，入口与刀子一般。我们疯了一样，在山坡上又跳又喊，破口大骂这个该死的林秃子。妈的，眼看都要成接班人了，这是发哪门子疯？我们互相掐对方的脖子，相互拳打脚踢。我们恨不得把对方打死，也恨不得对方把自己打死。太多的疑惑，太多的不解，太多的难受，憋在喉咙里，无法宣之于口，甚至无法对身边的同学讲起——我们都深知把这种疑惑讲出口的不可控制的后果。我们不再是学生了，都在社会上有了一点经验。我们只能用眼神交换心底的秘密，用肉体的疼痛来换取暂时的平静。
多年以后，我不断阅读有关林彪元帅的书。这是一个搞出了“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猛战术”、“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四快一慢”、“四组一队”“六个战术原则”等的军事天才；这是一个在延安党校说“资本主义是少数人发财，共产主义是大家发财”的且敢于直接顶撞毛主席的人；这是一个在塔山阻击战中，告诉程子华 “我不要他的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的人；这是一个以黄埔四期生的资历凭赫赫战功超越当年的老师、学长、上级位列十大元帅第三的人；这是一个对要参加一个老同志新婚的叶群说“老少配算什么回事，我不去是表明我的态度”的人；这是一个提出“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把毛主席捧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神坛的人；这是一个在党的九大主张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结果遭到毛主席嫌弃的人；这是一个与毛主席决裂后坚决不写检查，当着毛主席的面拂袖而去的人。
或许在我有生之年，林彪元帅的叛国将是一个永远的谜。
千秋功罪究竟由何人诉说？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中国的清醒或许从林彪之死开始。七二年，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中日邦交正常化，美帝国主义与日本鬼子成为朋友了。我想不通啊。我在这一年里写下了大量的诗句，不谦虚地说，若非后来一把火烧了干净，我可能也是“北岛”、“食指”。冥冥中，自有天意，一瓢一饮，那也是强求不得。
知青生活百无聊赖。不要说我，在鸠形鹊面的现实面前，大家都没有了救黎民于倒悬、引世人至大同的崇高理想。或许有，但就没见谁再整天高呼毛主席万岁，指点江山，畅谈国是。
我们这个知青点上共有七男六女十三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知青，大家都不曾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将在下半年得到改变。也许是本能，也许是精明，总之，女人适应环境的能力让人咋舌。我们男生还在整天四处祸害，六个女知青不约而同与大队书记、会计、民兵排长等几个底层政权的代表者打得火热。村里的婆娘又哪及学生伢子的细皮嫩肉？这些手脚粗大的乡下人没事就往女知青的房间里奔，嘻嘻哈哈，谈天说地，讲白一点，就是打情骂俏。
男生们眼睛看得流血，潜意识里早把这六个女孩当成禁脔，虽说彼此之间为了某个女孩儿的眼神也明争暗斗，但哪里容得这些手脚粗大的村人沾指？忍无可忍，毋须再忍，在共同的敌人面前，空前团结起来。大队书记呢，斗争经验丰富，凡是劳动，女生干轻活，男生干重活、苦活、累活、最危险的活。这也没什么，还故意把我们分开，喊来地主婆与我们搭档，他们与女生搭档。那个姓熊的民兵排长最是可恶，教女生干活，都是手把手，扭臀送胯，那模样，就别提多恶心。
那是七月的夜晚。其时，万千暑气已被草木吸吮殆尽，山壑岩缝间生出丝丝缕缕的阴凉。阵阵晚风吹得脊背上发麻。是无月无星的夜，正好去干我们早已谋划多日的勾当，目标是这个行为最卑鄙恶劣的民兵排长。这叫敲山震虎，震一震大队书记这只老虎；也叫杀猴给鸡看，杀给那些看见女知青眼睛就放光的老男人们看。我们的胆子也真大。等民兵排长从女知青那谈心回来，用毛巾包脸，蹿出沟渠，一棍子横扫，二棍子打翻，再用麻袋套头，两个人死死按住，其他人闷声猛踢，然后扒了他的裤子，用绳子一头绑在睾丸上，一头绑在一只癞蛤蟆上，把已准备好的粪便倒在他身上，倒吊在树上。整个过程不超过二十分钟，即捏着鼻子鸣金收兵，回到老乡家里继续打牌。
第二天清晨，全队轰动，那些婆娘们笑得打跌，捂着嘴吃吃笑。我们跑去看热闹。没法不笑。癞蛤蟆见人多，跳得愈欢，东跳、西跳、南跳、北跳，那民兵排长的生殖器经过一晚上露水的滋润以及癞蛤蟆的不断扯动，早胀得紫红色，有木槌大小。等人把他七手八脚解救下来，人已经痴了。大家就猜这是谁干的？我们当然不会承认。这事成了无头案。民兵排长的气焰被打掉了，老实多了。这也是因为这位可怜的熊排长除了好吃一点口头豆腐外，其他方面还真老实，要不，我们岂有好果子吃？
更郁闷的是，我们那时哪里懂得不叫的狗才咬人？第二年大学恢复招生，生产队有一个推荐工农兵学员的指标，知青点炸开了锅，十三个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男知青之间的联盟瞬间破产，彼此拆台，打小报告，卖命干活，比赛着给大队书记送烟送酒，恨不得喊他老人家做亲爹。若大队书记好男色，要不，我相信我们中间的某个也一定会把自己的臀部洗净献上。
女知青呢？可能天下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事。
他妈的，六个女知青，全被大队书记睡了。最早我还奇怪，这位《红灯记》唱得格外好的大队书记咋就不见弄大一个女知青的肚子？后来才知道，这位书记大人从地主婆那弄来一种偏方，反正喝了能避孕的那种。指标只有一个，人有六个。咋办哩？书记挨个做工作，最后说，大家抽签吧。大队书记确实是高人。思想政治工作做得特别好。六个女知青不知道吃了什么迷魂药，点头答应。或许她们以为这是最公平的法子。齐雅摸到了“去”。其他五个女知青也没二话，反正大队书记拍了胸脯，明年还有指标，又或者是党票、招工进城。总之，小不忍则乱大谋。不料，这位齐雅姑娘当真是狠角色，到学校后，脑袋开窍了，写了封匿名信，到县革委。其时，正是风头浪尖，县里来人一查，大队书记手中的地主婆没派上用场，几个被书记大人洗过脑的女孩子被训练有素的调查小组分开一问，纸里就兜住不火。这位保了村庄几年平安的大队书记便被从重从快了。
七三年底，我十八岁，回了城。因为继父的关系，在汽车队学徒，不算正式上班，学一门手艺活。用母亲的话说，不管是哪朝哪代，一技在身，就饿不死。文革进入相对平稳期，街头的喊打喊杀声逐渐稀稀落落。一些与林彪有关的冤案被平反，其中包括那头说猪永远健康的人。这是一个农民，可能被关出了毛病，回到家中，嘴里又大放厥词，见人就喊“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结果又被逮回去。
汽车队的生活枯燥乏味。这里还保持着一定的师道尊严，技术好的老工人颇受尊重，也不藏私，问啥教啥。就是规矩太多，我这样的学徒是不让上车的，每天就给师傅们递递扳手。有天中午，师傅睡觉去了，我手痒，没忍住，跳上驾驶室，发动了，挂上档，想在场地里兜几个圈，一轰油门，车轮滚动，心里发了慌，想踩刹车，慌中出错，踩了油门，所幸挂的是一档，速度并不快，汽车发出沉闷的吼声，一头撞在调度室的墙上。我傻了眼，想看看撞得有多厉害，赶紧跳下车，进屋一看，妈啊，调度室后面一尊毛主席的瓷像，已被我撞下橱柜，摔得几块。这可是杀头的罪！我闯下了弥天大祸。手脚冰凉，我就没法动弹，灵魂仿佛飞走了，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那天中午躺在调度室长条椅上和衣午休的，是一个名叫白素贞的年轻寡妇，比我大十来岁，我喊她师傅。她看看我，看看凸起来的墙，看看地上的碎瓷，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愣了几秒钟，听见别处有人喊“出什么事了”的声音，立刻弯腰捡起碎瓷，迅速拉开办公桌的抽屉藏起它们。
师傅们跑过来，七嘴八舌，把我劈头盖脸地一顿臭骂。我没分辨，也不敢分辨，不敢看大家的脸，更不敢看那个藏了碎瓷的抽屉，膝盖软了，扑通一下跪倒。我真害怕有人突然拉开它，更害怕有人问及橱柜上的毛主席到哪去了？我哭了。我真不争气。师傅们或是以为我已深刻地认识到错误，没再更多地为难我，骂骂咧咧把车倒出去。我死死地看着白素贞的脚，那双穿着黑色灯心绒布鞋的脚。我的舌头打起了结，牙缝里倒抽凉气。白素贞没有说话，身子一拧，走出屋外。
第二天，墙壁被补好的调度室的橱柜上又重新出现了一尊毛主席的瓷像。与原来的一模一样。抽屉里的碎瓷也都不见了，就像施了魔法一样。就有人奇怪，咦，昨天汽车撞到墙上，他老人家一点事都没有啊？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用眼角余光瞟了一下白素贞。她的嘴唇小小的，红红的，薄薄的。她看都没看我一眼。
过了几天，我买了四样糕点，去了白素贞的家。我喊了几声白师傅，没人应。我把糕点放在门边，想想不妥，又拿回来，往屋后走。后门是虚掩的，应手而开。倒把我吓一跳，里面透出冰凉的气息。我想退出，听到旁边杂货间有哗哗响声，一时好奇，头扭过去，眼睛贴住门缝一看，身体里的血顿时齐齐向上冲。
杂物间里有一个女人在洗澡，一个没穿衣服的女人，一个真正意义上光着身子的女人。光线自几个窟窿里投入屋内，照亮了一个乳脂似的身体。尽管水汽氤氲，还是能看见那女人丰满的乳峰，以及那两粒闪耀着光泽的紫葡萄。盈盈水珠自乳尖滴落，一滴一滴，滴得我口干舌燥。女人屈着身子，手拿毛巾在背部来回搓洗。因为明暗，身子一半透明，一半隐入暗中。又因为杂物间乱七八糟的家什，这具线条若起伏山峦的女体呈现出一种让人恨不得顶礼膜拜的优美。
女人的头发被簪子挽起，有那么几根垂落在秀长的颈脖上。那浑圆轻盈的肩。那晶莹剔透的背。那玲珑纤细的腰。那微微翘起的臀。那大腿尽头幽暗的灌木丛里有一只怎么样的蝴蝶在飞？
我的身体发着颤，面部肌肉跳动不停，想离开，但就有一种不知名的力量把想狂奔的双腿牢牢地按在地上，裤裆里的那家伙已经比铁还硬，在上上下下地抖。
我的运气实在够背。屋后传来脚步，有人喊，"白素贞。"
我如梦惊醒，想撤退，已来不及了，这若被人当作贼可不好玩，我下意识地反手掩上门，杂货间里传出白素贞的声音，"哎。你等一下。我这就去。"
怎么办？情急智生此话当真不假。我抬腿往屋里奔，准备开前门悄悄出去，走得匆忙，没留意到门槛，扑通一下摔倒。完蛋了。这回是真完蛋了。眼前冒起几颗星星。还没等我爬起声，耳里已传来白师傅的惊叫，"谁？"我翻身坐起，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门外又传来喊声，"白素贞，你快点。"
白素贞皱起眉头，看看面红耳赤张口结舌的我，扭头对门外喊，"要不，你先去吧，我还得一点时间。"
那人走了。我捡起散落在地上的糕点，也不敢看白师傅，死死地看着屋子里的某个角落，眼角余光里，白素贞那十根脚趾头晶莹透剔，嘴里脱口而出，"我没偷看。"
还有比我更愚蠢的家伙吗？此地无银三百两。
话一出口，我已知不妥，再也不敢在这屋里停留，拔腿想蹿，白素贞压低嗓门，厉声喝道，"等一下。你现在这样跑出去，算什么？等别人走远了，你再走。"
白素贞的眼睛深不可测。
这年八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的时期，我在白素贞的床上，天天干着革命工作。我问她，那天怎么会忘了插后门栓？白素贞望着天花板，叹口气，慢慢说道，冤孽。
我没想明白何谓冤何谓孽，这两个字是如何纠缠在一起的，笑了，用舌头堵住她的嘴，在那个女体的神殿里快乐地冲刺。我喜欢看她缩起身子试图躲避我的重击，也喜欢看她情不自禁撑高髀骨迎接狂喜时的样子。我像一头饿疯了的狼，哪怕她在经期，也不避讳。
白素贞为什么能够容许我在她身体里撒野？或许，她是在潜意识里试图以这样的方式毁掉自己的身体与灵魂。就像陈清扬在《黄金时代》里被王二打了屁股。在那个人性极端被压抑政治挂帅的年代，唯有性的放纵才是对抗压制的有效方式，越异乎寻常的性行为就越颠覆政治的庄严。
不过，扪心自问，事情的真相可能与这些巨大的政治话语毫无关系，仅是生命的本能所驱动。
有件事，说出来，我很难受。可是事实。白素贞是一个天性放纵的女人。在与我保持这种不正当关系的同时，还与另两个男人保持关系。我为什么要难受呢？现在细细一想，是自己大男人主义的思想在作怪。对自己宽容，恨不得睡遍天下女子；对女人苛刻，恨不得天下女子都能为自己树贞洁牌坊。而且，男人这种东西总愿意把自己第一次性行为的对象幻想成天使，尤其是比自己年长的女性，里面所混杂的情感就更多了。
我无意像卢梭一般在忏悔的同时，还不忘粉饰自己。
我承认自己不道德，把一个对自己有救命之恩的女人当成泄欲工具。我在那时已心知肚明自己与她不可能有任何结果。我贪婪地呼吸着来自白素贞肉体的清香，一昧索取。她的身体给我带来无尽的愉悦，让我如醉如痴。白素贞很小心，也深谙如何控制我这样一个毛头小伙的手段，在单位上与我保持必要的距离，当十代会结束，夜夜狂欢也宣告结束，只有星期天的下午，她在后门挂起一个竹篮，我才可以溜进去。还有什么比这更折磨一个刚尝到美味的青年？我活在天堂与地狱里，一会儿微笑出神，一会儿闭目叹息，一会儿脸庞狰狞，一会儿嚎叫长啸。
七四年又乱起来了，要破师道尊严。主要是因为去年出现了三个风云人物，两个活的，一个死的。影响最大的是白卷英雄张铁生，人人都谈论他写在试卷背后的那封信，版本的内容不尽相同，起码有七八种。各种有鼻子有眼的小道消息到处飞，甚至传说张铁生是中央某要人的私生子。另一个反潮流英雄是十二岁的小学生黄帅。去年年底，《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她的日记。还加了编者按，赞扬这位小姑娘"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火"的精神。还有一个河南的张玉勤，是初二学生，在卷子背后写打油诗，"我是中国人，何必要学外文？不学ABC，也能做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结果受了老师批评，想不开，自杀了。最后老师与校长都被逮起来了。
这都是教育线上的事。我虽然有所耳闻，但并不关心。我的心里满满都是白素贞。但我们之间的关系结束了。我无法忍受与另两个男人一起分享，暴跳如雷，问，为什么要这样？难道你就不怕被人戳脊梁骨？
她冷笑起来，说，为什么不可以这样？我与你好，就不要被人戳脊梁骨吗？
我无话可说。
她很平静地说，你走吧。
我说，为什么？
她说，你受不了我的。
我热血上涌，说，我受得了。我要娶你。
她咯咯笑了，说，傻孩子。你想娶我？好啊，扛着八抬花桥来吧。
我打了她一个嘴巴。我以为自己是有权打这一下的。我没想到她的反应竟然那么激烈，马上抬手给我了两记耳光，喝道，滚。老娘让你白操了这么久，你还想咋的？
一切恩爱会，无常难得久。若离于爱者，无忧也无怖。
白素贞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我不了解她，时至今日，我也不敢说自己了解。为什么她不怕被人挂上破鞋拉去游街？尽管她足够谨慎，但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连我都可以发现她与那两个男人的秘密，别人不可能没道理发现。或许这与其中的一个男人是县革委会的副主任有关；或许，这与她不求什么政治上的进步，与人为善，处事比较低调有关；或许因为她是司机，街坊邻居平时能得到她的小恩小惠有关；或许与她有关系的男人远不止我发现的那一胖一瘦两个，有一个传言，说汽车队里的几个头头与白素贞都有一腿。
白素贞很奇怪，有时是冰，有时是火。她可能是那种天生媚骨的人。只要她愿意，她可以让任何一个男人疯狂。但有几次，我在她上面挥汗如雨的时候，突然发现她一直在怔怔地看着我，根本没投入其中，眼神飘忽，让人害怕。就好像那具身体与她没有任何关系。我也怔了，停下来，问她怎么了，她回过神，说，没啥，你继续。
不管我在她的身体里进入得有多深，她的内心也永远是我所不能抵达。
人心里真有一个恶魔。
这年夏天的午后，我坐在汽车队后的小山坡上，四下无人，阴森森的绿意泌到骨头里。那一蓬蓬草是一只只披头散发绿脑袋的鬼。我吃着从家里带来的馒头，也用馒头碎屑逗弄蚂蚁，并把它们一一摁死。这些蚂蚁都是白素贞。
太阳移到头顶时，来了一个大眼睛的女孩儿，不知是附近哪户人家的，瘦骨嶙峋，脸庞也脏，赤着脚，腿与细麻杆似的，眉心有一粒痣，眼睛却大，一眨不眨地望着我手中的馒头，嘴里还咽口水。我当时真是被鬼魇了，看着女孩儿单薄的身子，看着那褴褛衣衫下没发育的胸脯，脑子里就有了一个罪恶的念头。我颤抖着声音，说，想吃吗？
女孩惊疑不定地望着我，怯生生地往后退，可能是我眼睛里那恶狼一样的光吓着了她，退了几步，又抵受不了白面馒头的诱惑，站住了，咬着嘴唇，轻轻地点头。
我撕下一小块馒头抛过去。她马上捡起来，塞到嘴里，咕嘟一下，吞掉了。这种馋劲，让我都想起自己的六零年。我压低声音，还想吃吗？
这回，女孩儿坚决地点了点头。与我的距离又近了几步。我从裤兜里又摸出一个馒头，抛了抛，声音颤得愈加厉害，哥哥把馒头给你，你脱了裤子让哥哥摸摸，好不？
女孩儿迟疑着，脸红了少许，这么大的女孩儿或许对性已有了懵懵懂懂的认知。毕竟，我十六岁的时候都晓得在地球上戳洞。我用力地咂咂嘴，以示馒头的鲜美。
女孩儿说话了，你说话算数？
我自然把头点得飞快。
只准摸一下。
我继续点头。
女孩儿走过来，向我摊开手。我把馒头放上去。女孩塞入嘴里，不知为何又犹豫了，没吃，藏进裤兜，在地上躺下。我以为她是想在结束完这场公平的交易后，一个人好好地享受，也没多想什么，把早已发抖的手伸向女孩儿的下身。
第二天，我特意从家里多带了几个馒头，果然，那女孩儿又在那里等着我，接过馒头，也不多话，迅速褪下裤子。完事后，我突然好奇了，问她怎么不吃馒头。她边系裤子边随口应道，带回去给弟弟吃。她走了。我坐在地上直发愣，我抬手扇起自己的嘴巴子，用力扇，把自己扇成猪头。我觉得自己真是一头畜生。
第三天，我早早地把馒头放在地上，躲入草丛。女孩儿又来了，看见地上的馒头，又看我不在，喊了几声哥哥，犹犹豫豫地捡起馒头，走了。我悄悄起身，跟着女孩儿上坡下坡左转右拐，到了一间祠堂。礼堂里饰有花鸟人物浮雕的照壁被人砸去半边。里面有一口天井。天井四沿铺有长条青石。这种礼堂里一般都住着四五户人家。女孩蹲在地上，把馒头一小片一小片撕碎，喂给一个坐在竹椅上的男孩吃。男孩患有某种隐疾，哈涕子拖得老长，费老半天功夫， 才能咽下一小块。腿还是瘸的，可能得过小儿麻痹症。女孩儿喂得很专心，没发觉我在后面。左边厢房里出现一个脸比屁股大的妇人，扫了一眼天井边的姐弟俩，拖长声调怪声怪声地说，哟，又有白面馒头吃了。从哪偷的？赶明儿叫上我啊。
女孩儿没分辨。那少妇身边蹿出一个七八岁大的脏孩子，奔到女孩儿身边，一把搡倒那瘸小孩子，抢过女孩子手中的半个馒头，就往嘴里塞。女孩儿搀起弟弟，眼神愤怒地瞪着那已跑回母亲身边的脏小孩。那妇人抬手给了脏小孩一个巴掌，说，吐出来，这么脏的东西也吃？鬼晓得是不是卖逼卖来的。你三世没吃过馒头啊？
我的心突突一跳。这臭娘们长了一双火眼金睛，不过，我向毛主席发誓，我真的只是摸了几下，没干别的。我想走。女孩儿哇一下哭了，可能是被妇人的话刺伤了。我不敢再停留，赶紧走。
翌日，我又带着馒头来到后山，但我等了许久，女孩儿一直没有来。我按捺不住好奇心，下班后，又去了那所祠堂。女孩儿蹲在门口烧火，铁锅里有几片烂的黄叶子。那个妇人坐在天井边吃饭，吃的是红薯稀饭，一大碗，热气腾腾，女人的胖脸消失在这热气中，嘴里还在说话个不停，哎哟，今天不吃白面馒头了？
天井边还坐着一些人，大家都在各忙各的事，仿佛没有听见。不知为何，我想起小时候那位好人没好报吃药死掉了的女医生，鼻子发了酸。我拍了拍女孩儿的肩膀。女孩儿吓一跳，扭转身，见是我，脸顿时通红，然后青白。我把馒头放在她脚边，就走了。
我在后山放了半个多月的馒头。很快，母亲发现了我的异常，奇怪我咋这能吃，可能以为我正在长身体的阶段，没说什么，向继父抱怨了几声。过了一些天，女孩儿找到我，说她要带弟弟去乡下爷爷奶奶那里。叫我不必再拿馒头。然后脱光衣服，说让我摸个够。我没敢摸，跑掉了。
女孩儿的名字叫陈映真。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一个馒头能让一个少女在陌生人面前袒露自己的胴体。这在今天听起来像神话。很多年后，我看到顾长卫拍的电影《孔雀》，其中有一个镜头，讲姐姐为了拿回被果子捡走的降落伞，脱了自己的裤子。许多观众批评这个细节不真实。我只能苦笑。从某种意义来说，降落伞与馒头并无区别。一个小小的馒头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这话一点不假。2006年，当我看到陈凯歌与胡戈共同制作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时，我没笑。
七五年，无数暗流在人心中涌动。“走后门”，这个几年前让人羞愧要被批判的词语被人们在大街上堂而皇之地谈论。能否为回城子女找到工作，变成许多父母亲肩膀上的一块大石头。继父回到汽车队担任领导职务，我也成了汽车队里的正式职工，时不时把一辆大卡车开去兜风。街头出现多无所事事的年轻人，他们叼着嘴，拿烟的姿势个个都像毛主席，左手拿，夹在食指与中指间，胳膊弯曲，烟头与左肩齐平。那时有个名词，管他们叫“社会青年”，他们吸烟、喝酒、赌博，乱搞男女关系。群殴之风一时盛起，主要就是争女人。十几号人，各自拉扯队伍，约定某处。先是讲数，讲得拢，就去吃饭；讲不拢，就开打。武器一般是砖头、菜刀、擀面杖，也偶尔有自制的匕首。谁打赢了，那女的就跟谁。若过了一些日子，输的一方喊来更多的人，把赢家打趴下来了，这女的便也蹬了原来那个，跟了新东家。
现在一讲文革，似乎有种误区，好像那时候的人都特纯洁，满怀革命理想，满脑子政治词汇，根本不想下半身的事。这是扯蛋——难道那些年出生的孩子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还真有女流氓了，不是别人，正是张萍，不过，大家都尊称一声张逼。
张萍是六九年下的乡，七五年初回来的，比我早去，晚回。至于当年为什么她比我小还能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就不是我所能回答的问题。有一句俗语说，“人有人路，蛇有蛇道。”
或许，一切痛苦、焦虑都来自肉体。惟有毁了这肉体，毁了这具由骨骼、血液、肌肉、内脏和五官构成的袋子，才能彻底与装满袋子的种种词语一刀两断。革命的张萍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嘴里吸着烟走起路来叉手叉脚双腿中间塞得一个磨盘的女子。如果我没记错，张萍这年是十九岁。但她的样子不比三十岁的妇人好多少。我当时认得两个社会青年，叫青皮，算起来，也是一中的学长，是知青，不过，他没有我那样的继父，所以也没有工作。
青皮说，国安，东门那来了一个张逼，给她一包烟，她就让你干。想不想去玩？
我当然就去了。带了两包上海出产的凤凰，一包烟四毛六，算是当时最高档的了，与青皮一人拿一包。进了门，青皮示意我在屋外稍等，自个儿先摸进房，没多时，里面传出熟悉的男女交媾声。过了一会儿，屋内传出女声，叫你那朋友一块进来吧。我有点犹豫，还是蹩进门。屋内的光线不是太亮，青皮撅着屁股正干得欢。那女的叉开双腿，奶子松松软软地垂到肚皮上，皮肤也黑，小腿上还有老大一块疤痕。我一下倒了胃口，白素贞脱了衣服，跟一堆雪似的，这没法比。我前脚进门，后脚出去。我说，青皮，你慢慢玩，我走了。
我没想到，这女的反而恼了，啪地下，蹬开青皮，跳下床，就这么晃着两只奶子走出来，破口大骂，操，看不上老娘啊？是哪个烂屌的？
十年了，弹指一瞬间。儿时的伙伴，今天这样相见。我无法准确形容自己当时的感觉，一种很复杂的情绪。反正不是被雷电劈了的那种，就是难受，全身都难受。好像身体都包裹在一层牛皮里，牛皮被太阳暴晒，在不断地向里收紧。我看着眼前这张依稀相识的脸庞，脱口而出，张萍。
张萍愣了一下，仔细地盯着我的脸，终于认出来了，说，李国安啊。
张萍脸上没有丝毫的羞怩，说，你等会儿，我去穿裤子。
青皮出来了，在张萍乳房上捏了把，说，你们认识？
关你屌事。张萍横过一眼，进屋，穿了衣服出来，屁股往椅子上一放，撕开烟盒，叼起一根烟，吸了口，大刺刺地说道，你过得不错嘛。张萍没看我。我小声地说，我在汽车队上班。
张萍嘎嘎笑了，不错。有前途。
张萍把手指抠了一下脚丫，再把手指放到鼻子底下嗅了嗅，说，今天遇上老同学。高兴。晚上我请客。去为民饭店吃饺子。
我赶紧说，我还有事。
张萍哈哈大笑，怎么，来操逼就有时间，老同学请你吃饭就没时间，这么不给面子啊？
我张开结舌，无法理解张萍竟然会说出这样粗鄙的秽语。
青皮按住我的肩膀，说，有个屁事，天大的事，也没吃重要。妈的，这回，总算打回牙祭了。青皮眉开眼笑。张萍乐了，我说请你了吗？青皮傻眼了。张萍把手一摊，要去也行，拿钱来。青皮苦起脸，我哪来的钱？青皮用眼神瞟我。我摸出贴肉放着的五块钱，说，今天晚上，我请。
吃过饺子，我们互道珍重，挥手再见。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哭得稀哩哗啦，枕巾都湿透了。
有人或许要骂我矫情，但人有时就这样矫情。
张萍的事不断传入我耳里。大抵是为了她争风吃醋的。什么北门上绰号特务的捅瞎南门“胖子”的眼，西门“二狗子”的腿被人敲断。细心的读者或许会问，张萍的父亲不是县某机关党组书记吗？是不是死牛棚里了？还有她母亲就不管？容她这样放肆？张萍是独生女，父亲倒并没在牛棚向马克思报道，七二年左右解放出来，官复原职，她母亲活得很好，也去找过张萍，被张萍指着鼻子骂老逼壳， 骂得抹着眼泪狂走。她与父母为什么会闹成这样？具体细节，我并不清楚。听说，张萍的父亲蹲牛棚的时候，张萍回城探亲，县革委会的某人看上她。张萍不肯，被母亲灌醉了，用女儿的贞操交换了丈夫的自由。这也只是传言。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张萍身上一定发生过比较不幸的事。但谁会关心她的不幸？大家只晓得城里来了一个张逼。
我以为张萍这辈子算完了。但2006年，我在北京遇上张萍，是在王府井的那个教堂。我没认出她。她叫出了我的名字。她是来做祷告的。她已经是一位虔诚的教徒，并嫁了一个法国驻华参赞，不久后就要跟随夫君赴法。我们在星巴克喝了一杯茶。我要的是芒果冰爽茶。她要了杯伯爵红茶。她的举手投足间已经有了一种优雅感，在椅子上坐的姿态非常迷人，双腿合拢，左腿置于右腿后，轻轻地往旁边挪出角度，身子是Ｓ形。我们互相询问近况，然后互道珍重，挥手再见。
她怀里还一直抱着条雪白的叭巴狗。当她的手被狗的舌头轻舔着的时候，她笑得像一个三岁的孩子。
我们都没提起过去的事。
张萍大约是在八十年代初离开老家的，去了哪里我不知道。我对她后来的经历一无所知。
但我得说，七五年的张萍确实起了一个坏傍样，县里很多在社会上混的女孩子，都不以与男人睡觉为耻，一荏一荏，跟韭菜一样。当然，人名还是数得过来，什么长征巷的三姐妹、红旗街的陈向阳、反修路的许胯子，没有像当下笑贫不笑娼的中国，十步之内必有小姐，整个村庄整个乡镇的女孩子都去卖淫。但不管怎么说，这在性相对保守，道德能杀死人的那个年代还是非常罕见。我很诧异。可能是我的老家比较特殊。后来，我打听过邻近几个县城有没有这样情况发生，有，没有成为现象。又或者说，他们那里这种现象并不比我老家逊色，只是我问到一个不知道内情的人罢了。一个圈子有一个圈子的法则，没真正进去，就不可能知道水的深浅。
最后像张萍这样修得善果的，寥寥无几。不是在后来的几次严打中被抓去坐牢，就是改名换姓远嫁他乡，再要么是死了，被人杀死的、自己投河死的。七九年有个女的，叫兰姐，手腕比起七五年的张萍要高出一筹，很懂得用身体驾奴男人。县里的几大流氓团伙竟然被兰姐奇迹般地捏在一处，在她的领导下，团结合作，打遍邻近几个县，威风凛凛。兰姐有点像港台录像里黑道大姐的风范。谁也没想到，一天晚上，兰姐犯了烟瘾，去外面买烟，被四个十来岁的少年打晕了轮奸，尸体还被扔进河里，几天以后浮出来，被鱼虾啃得面目全非。说来也凄凉，最后给兰姐收尸的，还是她的老母亲。她那么多的情人姘头没一个愿意站出来。
七六年，中国农历的龙年，天灾人祸接踵而至。一月八日，周恩来总理去世；四月五日，天安门事件；四月七日，邓小平下台；七月六日，朱德元帅去世；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地震；九月九日毛主席去世；十月六日打倒“四人帮”；十月七日华国锋继任主席。
各种民间传说纷纷出笼。有说毛主席是帝星下凡的，周总理是文曲星，朱总司令是武曲星。周总理与朱总司令先走一步是为毛主席护驾，至于唐山地震死的那三十万人，叫做“人殉”。人殉就是用人殉葬。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毛主席那是千古未有之帝王，死的人自然就多。
有说毛主席是男人女相，没有胡须与喉结，是观世音投胎转世来打救世人的。观音菩萨也是男人女相。
有说毛主席脸上那颗痣是1935年遵义会议后才长出来的，预示他中年得志，而且毛主席还是国字脸，因此后来简化汉字时参照他的脸形造出了“国”字，否则——“城中有王即成国，是无须那一点的”。这事引起了我的后期，后来，我在做大成县县长的时期，因某次机缘看到毛主席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照片时，特意留心了一下，在遵义会议之前，他老人家的那张脸确实是没有痣。
还有人说，知道毛主席为什么要把警卫部队的番号定为8341部队吗？1948年，毛主席到佳县白云山白云观抽签算卦。道士让毛主席报一个数字，毛主席说了个九九，道士默思半天，在纸上写下了8341这个数字。毛主席不解其意。毛主席逝世后，人们才醒悟“8341”四位数字代表着毛主席活83岁，当领袖41年。而九九正是毛主席归天之日。
当然，这些言论只在我们年轻人之间私下流传。相对于全民哀悼，举国悲痛，我以及我身边的朋友们并不怎么难过。对毛主席的称谓多半拿老人家来指代。青皮给我弹了根烟，说，老人家去世了，我妈哭得可伤心了。真想不通。有什么好哭的？妈的，好像天塌下来了。
我自然不会接嘴，注意力都放在一个尖脸的女孩子身上，她有一个很男性化的名字，叫周红兵，不过，她的乳房真大，在秋日的阳光下是那样饱满结实，把宽大的蓝工作服都撑出线条。我想它们一定比馒头更好吃。
周红兵忧心忡忡地说，毛主席走了，天要变了。搞不好，我们就要回到万恶的旧社会。
青皮就笑，回到旧社会好啊，我做黄世仁，你做白毛女。不过，你别整天控诉我，那太烦了，没劲。我呢，负责剥削长工，让李国安替我们做牛做马。你每天就负责花枝招展，看见李国安不干活，张口就骂抬手就打，累了就叫他替你捶捶背、挠挠痒什么的。天天吃饺子，吃得满嘴流油。然后再生一大堆娃，叫李国安的弟弟来学狗爬。我们没事就躺在树荫下看着娃们骑在李国安他弟弟背上撒野。哇，这样的日子，想一想，都美。
青皮的逻辑是混乱的，周红兵的脸蛋是值得夸奖的。我的弟弟李国泰十岁，念小学三年级了，比我还捣蛋，没事就在学校里欺负人，还特爱见义勇为。去年冬天，数学老师冤枉了他的一个女同桌，他在雪地里拉了一泡屎，等冻硬了，用雪裹了，放在讲台上。老师没提防，用手去抓，一捏不对劲，再捏，捏出一团黑乎乎的屎，脸都绿了。我帮他揩屁股都无数次了。搞得他们学校的老师人人认识我。这不，也顺便与周红兵也搞在一起了。周红兵是李国泰的语文老师。
周红兵胀红脸，你这人怎么这样说话啊？
周红兵想走，我拉住她，说，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你理他做甚？
这天下午，我与周红兵并肩走在县一中后山的小路上，四下无人，我们中间的距离保持了一米。这也是路太过狭窄，要不，起码得有三米。周红兵很严肃地说，李国安同志，你怎么与那种人混在一起？
周红兵说的是青皮吧。我嘿嘿笑，说，他的确不是好东西。毛主席在上，我可没与他混在一起，不过，他是我原来一中的学长，我可拦不住他在街头向我打招呼。这人的嘴还能堵上吗？
周红兵这才释然，大辫子一甩一甩，甩得我那个心痒，恨不得就在这杂草蓬生处，把她给办了。我拖长声调，背起了毛主席的《泌园春·雪》，背得慷慨激昂，边背边用眼角余光打量我身边这位健美的姑娘。她的美与白素贞是截然不同的，有一种勃勃英气，眸子晶亮，带一点明郎的张扬，带一点清新的骄傲。若把这种女人骑在身下，一定有在大草原上纵横驰骋的感觉。
亲爱的读者，我那时的脑袋就比公共厕所还脏。鲁迅先生是怎么说的？看到了女人的胳膊就想到了女人的大腿进而联想到裸体与性交。说的就是我这种人。
山下红旗招展，游行的队伍摇旗呐喊，“打倒四人帮”、 “打倒白骨精江青”、“打倒反革命分子王洪文”、“打倒政治流氓，文痞姚文元”、“打倒狗头军师张春桥”，还有什么诗朗诵“江上有座桥，晃晃又摇摇，总理请指示，是拆还是烧”……锣鼓声震耳欲聋。我想起了小时候听见的大门牙与光脑袋的对话，不禁嗤嗤笑出声。周红兵问我笑什么？
我说，你知道江青是谁吗？
周红兵毫不犹豫地说道，当代的武则天。野心家，阴谋家。
我说，她是毛主席的老婆。
周红兵脸上的怒色更盛，咬牙切齿。我还真担心她把牙齿咬碎，若瘪了嘴，怎么亲嘴？周红兵狠狠地挥了一下手，说，所以说她是白骨精。不是她蒙蔽毛主席，四人帮能祸害中国人这么久吗？
我乐了。看小人书时，我就知道有一个叫褒姬的，是冰山美人，周幽王为博佳人一粲，搞烽火戏诸侯，亡了国。还有什么夫差，当勾践献上西施后，为美人儿建了个馆娃宫，不理国事，夜夜荒淫，结果成全了“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不过，江青有褒姬、西施漂亮吗？就她那样的长相，倒贴钱给我，我还不乐意呢。毛主席那样伟大英明咋会......这些念头一闪而过。我当然不会把它们吐出嘴，更不会问出毛主席要不要拉屎这种愚蠢的问题。我飞快地点头，振臂高声呼喊，打倒白骨精。金猴奋起千钧棒，王宇澄清万里埃。
周红兵笑了，说，你记得的毛主席诗词真多。
泡妞是门学问。关键一点：投其所好。为了达到与身边这个女人性交的目的，我三句话不离毛主席的伟大诗词。可惜那时的我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这两句诗还没有比较深刻的理解，不然，也一定会当着周红兵的面大念特念天天念。
很多年后，我曾应朋友之约，去饭店吃饭，巧遇已经做上县教育局副局长的周红兵。席上，黄段子无数。多是文人骚客，水平也高，这个念有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那个吟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这个背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那个诵商女不知亡国恨，隔岸犹唱后庭花......或有人不解诗句之意，便有高手代为解释，比如什么我是锄禾你是当午。大家就来评选哪个最黄，七嘴八舌，辩论不休。周红兵开口了，说的正是毛主席的这首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此语一出，几个杯盏落地，众皆叹服。
遗憾的是，七六年的周红兵并不具备这种可喜的幽默感。我都把毛主席的诗词从头念到尾再从尾念到前，还背起老三篇，但当我试图往她那边靠近几厘米，她似被毒蛇咬了，身子马上往另一侧移去。我们之间的距离是一个精确恒定的常数。我很失望，心里特别急，感觉自己是耗子，对着一个光滑的鸡蛋没法下嘴，回了家，整夜手淫。我决心把她搞上手，再弃之如履。可没等我想出什么好办法，她找到我，目光忧伤，向我致以革命的敬礼，说，我们都还小，谈恋爱的事还是以后说吧。
我那时真纯洁，把鸡蛋打碎，不就可以下嘴吗？
半年后，我去学校帮李国泰打架，才知道周红兵嫁人了，嫁给了一位解放军叔叔，叫傅全生。我们之间的友谊至此划上圆满的句号。我非常愤怒，觉得她是小婊子，怎么可以说一套做一套呢？我忘了自己的无耻，只晓得要发泄自己的怒火，找了一个高音喇叭，三更半夜潜去周红兵的新家，伏在窗下，听到里面传出床咯吱响的动静，心中炉火焚烧，扬起喇叭，对准窗户，大声吼道，打倒反革命分子傅全生！再撒腿狂奔。
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一行为将导致多么严重的后果。后来，我与傅全生阴差阳错认识了。那时，我是大成县县长。他来找我办事。我听说他已与周红兵离婚。我说，你们郎才女貌离啥子婚，脑壳进水了？
傅全生苦笑，说，妈的，老子正爬高山如覆平地，痛并快乐着，一个短命鬼在外面高喊口号，说我是反革命，要打倒。深更半夜，苦惨了老子，被那鸡婆推下床，当场痿掉。以后，老子只要一脱她的衣服，耳边就响起那声口号，妈的，哪里还硬得起来？
我没敢说自己是那个短命鬼。我若是老实交待了，谁敢保证傅全生不会暗地里找人把我给阉掉？
七七年，我的工资加了五块钱，每月拿三十六块钱，可喜可贺。社会上都在讲陈景润，讲他为了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在煮鸡蛋时特别爱把表往沸水里扔，还老把头往电线杆上撞。母亲开始苦口婆心做我的工作，说别人可以证明一加一等于二，你为什么不能？
我说陈景润练了铁头功，你儿子没有，再说，若全中国人民都是陈景润，那街上的电线杆岂不遭了殃？我没提自己也往电线杆上撞过头的事，不好意思讲，因为我是回头打望姑娘。母亲被我气得嘴唇发抖，叫我滚。我懒得睬她，用手摸李国泰的头，说，乖，哪天证明个一加一等于零让你妈看看。
李国泰嘿嘿笑，大口扒饭。感谢毛主席，感谢华主席，感谢英明的懂得审时度势始终屹立不倒的继父。我们家不要饿肚子，隔三差五还有几片肉打打牙祭。继父回来了，翘起腿，点燃了一根大前门，打量了我许久，说，国安，国家马上要恢复高考了，我看你去试试吧。我说，我都上班了，还考什么考？
继父说，我看了文件，工人农民、知识青年、复员军人等都可以考。哪怕结了婚，未满三十岁的，也可以。老话说，大乱大治。乱了这么多年，我看以后这社会上有文凭的人要吃香了。继父露出忧心忡忡的神情。
可能现在的读者不会觉得这句话有什么了不起，但在那个年代，这是多么高瞻远瞩的智慧！我这个在当时好歹也算是有文化的初中毕业生，对时代的敏感性却是远远不如只念过二年书的继父。继父再一次洞悉了潮头的秘密，也预见了自己未来黯淡的政治前景，我常想，如果继父有幸出生在革命年代，想必也有可能成为封疆大吏；又或者说，继父晚出生一些年，接受好一点的教育，他又会成为怎么样的人？命运不可假设。
我懒懒洋洋地应了，并没把这事放在心上，过几天，继父搬来一摞复习资料。我哪里看得进？我交往的多是不良青年，谁都不把所谓知识当一回事，更不晓得摆在自己面前的是一次十年难逢的机遇。我没跟着他们去街头打打杀杀，就算给了我继父与母亲天大的面子。但老天爷似乎忘掉了我曾经做过的恶，惦念着我行过的善。
还记得陈映真吗？
一天晚上，我从朋友那喝酒回来，天空中有微风，路边的杨树吐出一团团轻絮。我看到路灯下蹲着一个女人单薄的影子，没留神，迈着长腿，跌跌撞撞，走到她身边，冷风一次，哇一下呕吐。这一吐不要紧，还一脚踢翻暗处的椅子。椅子上坐着一个孩子，惊醒了，哭开了。那女人慌忙起身，扶好椅子，撸起袖管擦去那孩子脸上有污物，不无埋怨地说道，你这人是怎么走路的？咦，很眼熟嘛。我挠挠头，这不是哪个吃了我半个月馒头的女孩吗？虽然身材高挑了不少，这脸蛋还是有印象的。何况她眉心处还有那么一粒痣。病孩子的模样倒是没有改变，时间仿佛对他没有意义。女孩也认出了我，结结巴巴地说道，是你啊。
我晃了晃晕沉沉的脑袋，虽是酒意不断上涌，但也心明，字还是认得，顺手捡起女孩搁下的书，随手一翻，吃了一惊，说，你看得懂？女孩儿看的是一本《高等数学》。我也翻过，如看天书。
慢慢看，就看得懂。女孩儿小声说道，马上国家要高考了，我想去报名。
你多大啊？
二十。
天，这么说，她只比我小三岁？她脱光衣服让我摸的时候，就是十七岁的大姑娘了。我一下子脸红耳热，怎么也不能把记忆中那具赢弱的身子与眼前的她重叠在一处，赶紧走开，不敢回头看，走到东门桥时，觉得浑身躁热，扑通一下，跳下桥，迎着满天月光洗了一个冷水澡。我操，我堂堂一个七尺男儿还会比不上一个小娘们儿？李国安啊李国安，人家可以蹲在路灯下看书，可能还没有馒头吃，你他妈的条件这么好，还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不行，老子非要争一口气不可。
我这辈子要感谢的人很多，陈映真的出现，让我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开始看书了，可能那一晚被冷水泡开了窍，发现往日觉得艰深无比的课本并不难，不过就是一些定理公式嘛。母亲为我的改变深感诧异，也没说什么，到了晚上，煮来一个荷包鸡蛋。李国泰看了不高兴，也嚷着要吃。母亲瞪过去一眼，说，你哥要补脑子。
其实这个家也没有我想像中的那样讨厌啊。
这年夏天，我考取了省师范大学。
我去了那所祠堂，很想与这个当时我还叫不出名字的女孩儿分享喜悦。我想她也能够考上。她搬走了，那个脸比屁股大的女人不耐烦地说道，不晓得。都搬走好几年了。然后又补充一句，你晓不晓得，她爸是上面下来的大右派哩？我朝这个满脑袋鸡屎不能与时俱进的女人吐了口痰，走了。我又在偶遇陈映真的路灯下逛了几夜，还在附近打听了几次，都没她的消息。她仿佛就是专门为了点化我而出现在那个春天的夜晚。
那时候考上大学，真有点高中状元的味道。走在路上，别人看你的眼神就不同。母亲整日笑得合不拢嘴，继父在单位上的神情也变得庄严神圣。家里摆了几桌酒，请各方的亲朋好友。我收到了半屋子的脸盆、毛巾，十几支钢笔，还有数十个日记本。日本记的扉页上写满了各种祝福的话。什么友谊长存万古松，什么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什么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我就没弄明白天行健是啥意思，翻了半天词典，这才闹明白，这话出自《周易》，后面还有一个“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我很慷慨地分了一大半的钢笔与日记本给弟弟。我头一次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尊重与佩服。妈的，老子帮他打的十几场架都是白打了。
我去汽车队办手续。可能细心的读者会问，你与白素贞不是在同一个单位吗？咋这两年就没闹出啥动静？这不应该问我，应该问白素贞。但在我办手续的那天，都已经下班了，我回去取遗忘在继父办公室的相片，隔着门听见里面有人交谈，还有断断续续压低嗓门的抽泣声，我把耳朵贴在门上。是白素贞的声音，细细的，李队长，你放心，我怎么可能会说出去呢？当年我都答应你与他分开，他现在考上大学了，我也为他骄傲，我不会去害他的。
我迟疑了半天，推开继父办公室的门，白素贞的眼睛通红的，好像是一个眼泪汪汪的兔子，见我进来，赶紧起身，对继父说，李队长，我走了。白素贞没看我一眼。
我仿佛明白了，但没深想下去。我已经不需要白素贞了。这个女人已经不能再给我什么。
男人确实是一种极端自私的无情生物。
我现在有时想——这种情况在我那批人中间并不罕见——若白素贞一直与我维持着肉体关系，当我考上了大学，我会怎么办？结论是：我肯定会马上与她一刀两断。这样的例子就太多了，包括那个九十年代传唱一时的“小芳”，无不都是始乱终弃的调调。哪朝哪代，陈世美从来就是大多数。但你能说陈世美就是坏人吗？恐怕结论并不这么容易下。
这年，我在东门桥河里救起了一个落水儿童。不过，我没死，所以也没有谁感谢我。就别提像八二年的中国医科大学的张华那样轰动全国，连落水儿童的父母，因为那个满口谎言的孩子，一口咬定是我把他们的儿子推下水的。我他妈的都是大学生了，我犯毛病要把这个小屁孩推下水？我懒得与他们计较就走了。我也没有因为这样的事，而不去救人。
我是试图为自己辩解。我也不反对骂我的读者。骂吧。如果你们觉得骂了我，心里会好受一点。我只想说生命是残酷的，究其根本，是与更多异性交媾以生产出更多拥有自己血缘的后代，所谓名声，财富、地位、美貌、谈吐、智慧，无一不是为吸引异性而搁置在天平上的砝码。我们所身处的这个社会，不过是一个为生命提供猎取异性的平台。我们都是DNA的奴隶。但我们意识不到这点。事实上，也惟有此，才能解释一切的善，一切的恶，解释这万象沉浮的大千世界，解释我曾经身处其中明或者暗、大或者小的种种旋涡。
百废待兴的大学校园呈现出盎然生机。我在七八年开始疯狂地阅读，用一个很烂的比喻，就像水掉入水里。我都没感觉到身体的存在，走到路上，只觉得自己只剩下一个脑袋浮在半空中。我惊讶地发现原来我对书本有着这样旺盛的需求。看什么书呢，大家别笑，主要就是看《资本论》，还有四大古典名著，反而对入学前绞尽脑汁四处搜罗的各种手抄本提不起多大兴趣。这也可能是因为自己当时已经把能看的都看了，什么《第二次握手》、《绿色的尸体》、《梅花党》、《一只绣花鞋》，包括现在仍然属于黄色小说的《曼娜回忆录》；也可能是环境影响人，觉得自己是能吹牛逼的人物，不能再去看那些等而下之的大众读物。
我好歹有过一点社会经验，年龄在同届学生中又算稍长，再加上平日里沉默寡言，平时也假模假样特爱装深沉，没多久赢得老师的好感，叫我做班长。我长这么大还第一次被人委以重任，有了士为知已者死的心，每天蹿上跳下，没多久，折腾出一摊事情。
七八年北京西单民主墙出现了，各种介绍西方思潮的小册子涌入校园，我这个蠢蛋又不知道自己的鼻子上插了几根葱，再一次被红小兵的幽灵附体，搞起一场轰轰烈烈的辩论会，讨论中国的何去何处。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结果有学生就提起去年的天安门事件，并对毛主席留下的那张“你办事，我放心”的手谕颇为微词，最后不知不觉把辩论会的主题对准了华主席提出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辩论到最后，谁也不服谁，只能靠拳头说话，几十名学生扭作一团，大有当年武斗之风。要说，那时的青年纯洁，也真是，明明吃够了苦头，一个看上去庄严的大词儿就又让他们无怨无悔往坑里跳。我一下子成了学校里的风云人物，人人都在说我这个二百五。班主任吓坏了，与系党支部书记匆匆赶来，做我的思想政治工作。系党支部书记姓侯，破口大骂，说要揪出我后面的黑手。并扬言要把我开除学籍，送去劳教。班主任试图和稀泥，也被侯书记指着鼻子一顿骂。
幸好邓公复出啊！五月十一日，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全国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搞政治上台的侯书记没再理会我这条小泥鳅，功夫都花在塑自己的泥菩萨金身上。我也得以喘一口气，夹起尾巴做人，不敢再言思想为何物。
现在想，人这种东西就是贱，给他一个鼻子就上脸，我若没考上大学，还在汽车队，会这样热血沸腾以天下为已任整天嚷着要解放全人类吗？做知青时，我就觉得自己看透了世间百象，没料想，这个"透"字却是假的，不过是自欺欺人。
我的班长之职被拿掉了，前后三个月。肚子里那几根花花肠子又抖动起来。学校毕竟不是社会，不是我当初混迹的那种龌龊圈子，谈恋爱都谈得特有文化。眉儿来，眼儿去，算是有了意思。得男的主动，某日看四下无人，腆着脸向女的递过去一本书，书里夹了张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条子。然后三魂去了二缕，用勺子舀饭时，把饭喂入鼻孔或衣领里，熬到流光坠下，拿了一本书，匆匆前去。有时，路上偶遇了那约会的对象，不敢交谈，心头颤出阵阵弦音，步伐加快，更不敢回头望，浑似做贼，生怕有人看出心中的秘密。到了地头，跳起跳落，往女生宿舍那边看，看得脖子酸，眼睛疼，心中不断暗叹自己明珠暗投了，背后传来一声轻笑，当即若五雷轰了顶，傻傻地转过身，望着那从小路潜来的女子，脸红耳赤全身打起摆子。女的说，你找我有事呀？
男的就干笑，支支吾吾。两个人分头坐下，也不抱，也不亲，也不摸，中间隔了几尺远的距离，这个蛾眉轻蹙，把又粗又长的辫子拉到胸前，低头抚弄，面若桃花，双脚一遍遍蹂躏着脚下的野草。胆子大点的呢，杏目含烟带雾，不看人，看身边的树，口中吐出芝兰之语。我汗颜啊，只好扬眉剑出鞘，长吟革命壮志--不再背毛主席诗词，背那时最流行的伤痕文学中的段子，背得愁云惨淡，一腔悲愤。就这样，校保卫处的同志还不肯放过我们这些纯洁的鸳鸯，到了夜里，便打起手电筒在小树林里来回搜查。
等到晚上八九点钟，女的说，我走了。
男的说，我送你。
两人一前一后起身走出小树林。女的说，就送到这吧。
男的说，好的。又问，明天你还来吧？
女的说，明天的事明天再说吧。
于是，接下来的二十四个小时又是魂不守舍中。
我是一个有过性经验的男人，这无疑是活受罪啊。眼前珍馐食不得，拔剑四顾心茫然。回到寝室，躲入被窝，这手淫的活儿做得格外地道，能在无声无息中让自己从南坡攀上珠穆朗玛峰，再从北坡翻下。学校里有不少比我还大的学生，还有结了婚的，胡子拉荏，看女生时，眼睛专看下三路。我同宿舍有个叫刘琪山的，当知青时在乡下娶了婆娘，这回托邓公的福，朝为田舍之郎，暮登天子学堂，来到这满园春色飘浮着无数只白细胳膊的校园，受刺激了，又没有学到我这手超凡脱俗的自慰功夫，晚上去撒尿，看到墙壁上有一个洞，心血来潮，愣要与砖头比硬度，把那玩意儿插入洞里，不料洞里有一只蝎，当即用大钳牢牢夹住这个不速来客。刘琪山那个惨啊，拔出龟头，低头看了一眼，看见那只张牙舞爪活泼可爱的蝎，一声惨叫，当即晕掉了。佑大的校园被惊醒了，匆匆把血糖低迷的刘琪山抬入医务室。一时间，全校传为美谈。
九零年，刘琪山做了省文教厅的处长。我与他喝酒，好好的茅台不好，非要喝什么蝎王酒。我就提起当年此事，问他，被蝎子钳住的感觉如何？
刘琪山嘿嘿笑，说，麻，痒痒的，还特别酥。你想不想试试？
因为是家宴，刘琪山的夫人也在座--已经不是那位用肉体温暖逆境中的刘琪山的乡下婆娘，自古糟糠之妻要下堂--不明其意，问我什么意思？我大笑，口诵一绝：
当年JB惊世间，墙上钻洞若等闲；一只蝎子出墙来，壮志从此付红颜。
七九年的春天，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经过二十八天的作战，部队打到谅山，扬我国威。我在心头暗自嘀咕，越南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建国后，中国是勒紧自己的肚皮来支持越南的民族解放事业以及国内经济建设，援助总值超过200亿美元--这可是一九七九年的美元，在中国对各国的援助中占第一位。兄弟阋墙仇者快。难道......幸好，经过去年的教训，我又把沉默是金当成了自己的人生信条。
学校里开始讴歌解放军战士的事迹。各种文艺汇演纷纷登堂亮相。我呢，这年受了一场大惊吓。老家出事了，二个公安找到我谈话，问我当日与青皮去张萍房里时有没有与她发生性关系。我叫起撞天屈。公安说，那个青皮一口咬定你也做了。
我说我没，你们喊他来对质，还有张萍。
我被公安带回县城协助调查，一开始还轻言好语，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要承认了，就没事。可我不是三岁的小孩子。杭州恶少"二熊"， 结伙强奸、轮奸、奸污、猥亵妇女达百余人，被判死刑。这几个词的大意，我还是明白的。后来，来了一个人，是张萍的父亲，他做上了公安局的新任政委，见着我，眉头皱起来，然后我被上了拇指铐，成了一只身子紧贴着墙壁展翅的鸟。我哭了，哭得真伤心。我像祥林嫂一样重复着当日的情形。他们就打我的嘴巴，说我态度不老实。
我那时真怕啊。第一是怕不能洗脱自己；第二是怕与白素贞的事情被暴光，虽说是你情我愿，但若硬要讲我奸污，我又从何辩起？第三是怕摸那个陈映真的事被人揭发，这可是真正的猥亵了。自己这一生就这么毁了？我恨透了青皮，也恨透了张萍。这两个婊子养的合起伙把我坑了。
关了三天。第四天，公安来了，拍拍我肩膀说，没事了，你回去吧。
我那个激动啊，那个感激啊，恨不得屈膝磕落几个响头，再为他们送一幅青天大老爷的锦旗过来。我回了家，母亲眼泪汪汪，继父脸沉似铁，弟弟李国泰翻起白眼珠看我。我说，我真没干这事。
母亲叹气，说，我知道。母亲突然发了怒，一拍桌子，咤道，可你交的都是什么样的朋友？都是人渣！
我不敢分辩。这若让我在那时见到青皮，我会把他身上的肉撕成一条条的，烤着吃。我偷眼去看继父。继父是知道我与白素贞的事，他是否对母亲讲了？心里七上八下，打翻了十二只水桶。继父说话了，学校知道你回来是因为这档子的事吗？
我摇头，说，不清楚。他们刚去的时候还挺礼貌的。
继父吁出一口气。
母亲又破口大骂了，这回骂的是张萍，骂这个烂婊子这回仗着父亲得了势，张嘴乱咬人了。
后来，我才知道事情的起因，青皮偷了工厂的东西，公安去抓，没想正撞上一幕活春宫，张萍正躺在青皮身下哼哼唧唧。把人逮回去一审，乖乖，原来这女的是新任公安局政委的独生女儿。这下棘手了。于是一番周折，张萍成了受害人。青皮是强奸犯。青皮不服气，觉得怨，咬出所有与张萍有过关系的人，随便把我也咬了一口。本来盖子也能捂住，偏偏公安局的老局长与这位新来的政委有矛盾，要搞臭政委，让全县人民看笑话，案件的性质严重了，由普通的一桩强奸案上升至多人多起、时间跨度几年的轮奸案。政委不知哪根神经错乱了，发了狠，干脆把这些碰过自己女儿的人统统严办。张萍成了父亲与局长权利斗争的战场。最后，或许可能是张萍想起那晚我请她吃的饺子，改了口供，说我没碰她，这才让我得一个囫囵身子回家。
这件事对我影响巨大。我不再相信有睾丸的朋友。男人与男人，都是古罗马圆形斗兽场上的困兽。
我回到学校，愈发低调做人，没敢去参与《中国青年》杂志那封题为“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在全国激起大讨论的“潘晓来信”，虽然心痒痒的——据说有个叫赵大的武大学生喊出“人的本质是自私的”，被天天斗地主。恋爱也不敢谈，很有点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味道。我开始把分泌过于旺盛的力比多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文学事业中。那年，我写了多少诗歌与小说呀，不谦虚地讲，手稿起码有一麻袋，堆满床铺底下。写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智力严重失常。上课傻笑这些症状就不提了，连吃饭时也会想这口饭该怎么把它喂入喉咙，怎样才能把它喂出文学价值。写了就想发表，心中有非常重的铅字情结，就带了几份自己还觉得比较满意的小说到省里一家当时在国内赫赫有名的文学刊物去，诚惶诚恐地递上稿子。还真别说，那时的编辑态度真好，不仅马上热情地接了，居然还倒热水给我喝。我耸起肩膀缩在椅子里等待编辑对我文学才能的认可。我以为自己是有才能的，码这么多汉字是不容易的，这需要多少纸与墨水。我都写坏了上学时别人送给我的所有的钢笔。过了一会儿，编辑说，你写的是什么？我看不懂。
我说，怎么会看不懂呢？
我没等编辑吭声，噼哩叭啦把故事的框架、立意讲了一番。
编辑笑了，眉毛鼻子嘴都在笑，说，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你的字我看不懂。
蓬头乱发大有魏晋风度的我哑巴了。这是书法啊，是真正的毛体，是我写大字报时练出来的。你堂堂一个有文化的人也不认得？虽说有点草，可文思泉涌的时候当然难免笔画勾连龙蛇齐走。我很郁闷，回去按编辑的吩咐把稿子用端端正正的宋体誉写一遍。我记得很清楚，我带去了一篇叫《布鲁诺》的稿子。编辑看了，摇头，说，文章不能这样写，要反映时代，主题模糊，不知所云，读来头疼。有性描写，还什么女孩子光着身子，这与当前国内的文艺政策不符。而且病句太多，建议以后多读中外世界名著，以提高自己的文字修养。
编辑点中了我的死穴。文章我写得不少，中外世界名著却看得不多。我很惭愧，告辞了，两眼无神回到寝室，看着那一堆纸，欲哭无声，拖到小树林里，一把火烧了干净，结果还引起保卫部门的注意，差点被当成纵火犯了。
我为啥没有坚持的勇气？编辑敲来的这一棍子虽说有点疼，毕竟人家也给自己指明了方向，为什么要放弃？可见我性格中的缺点，就受不得一点挫折。
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到了，这是我在大学的最后一年，我已经不再关心文学，在图书馆阅读时，还是情不自禁地用铅笔在书本上写下了一些眉批及注释。该怎样来分析我当时的心理？可能是想向后来的阅读者炫耀；也可能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自己的文字不朽。我已经无法准确描述那时的心态。更大的可能还是与图书馆的那位漂亮的女管理员有关。她叫任小娴。是学校任副校长的女儿，比我大一岁，肤色白净，五官并不精致，嘴唇很厚，带一点妖媚，感觉很古怪，却很合谐。敢于穿好看的衣服，胸脯上那两只脱离了地球引力的乳房吸引住绝大多数男生的目光。我很想知道它们的形状与颜色。但她根本不拿正眼瞥我。我只能见到她的侧身，并为她线条优美雪白的脖颈欲火中烧。她的美不同于电影杂志上那种健康丰满端庄稳重的女明星。我说不出来这究意是一种什么样的美，现在我懂了，这叫性感。可前车之鉴犹在，纵然我有宋玉之才，也不敢再写上一篇《登徒子好色赋》。
时间乏善可陈，我基本上是天天发呆。也有美好的时刻。学校每逢周末会放一场电影，要比过去看的露天电影内容丰富多了，还有搂搂抱抱的镜头。自己的欣赏口味也从小时候非打仗的不看改而什么片子都看，每部片子都看过N遍，熟得不得了，电影里的主人公还没张嘴，我就能把台词说出来。不提《地道战》、《冰山上的来客》、《小兵张嘎》、《霓虹灯下的哨兵》、《阿诗玛》、《烈火中永生》、《艳阳天》、《红色娘子军》等这些影片，说一说《小花》。
不知道有几位朋友还记得这部在七九年横空出世的影片。至今片内的三位演员仍是中国电影的焦点所在，并从某种意义上见证了中国天翻地覆的大变革，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一个是拍了《大班》、《诱僧》、《茉莉花开》的陈冲；一个是演了《原野》、《垂帘听政》、《芙蓉镇》的刘晓庆；一个是主演了《孔雀公主》、《三国演义》、《雍正王朝》的唐国强。
当时真迷小花。迷到什么程度？电影放完了，还跑上台，摸一摸那白色的幕布，希望能摸一摸赵小花那双稚气的会说话的眼。因为这，我成了陈冲的影迷，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我现在还能说出陈冲在她所主演的电影里的所有台词。
妹妹找哥泪花流，不见哥哥心忧愁……我小声地唱着《小花》里的这首电影插曲，心都要碎了。
有件事，说出来，可能大家都不信。
有一晚，我在学校的后山唱这首歌。唱着唱着，山坡后传出一个女声，是那样甜美细腻。我闭上了嘴，魂儿都不见了。阵阵清风打着头骨，打着关节，打出一个个节拍。那天上的万千流云因为这女子毫不逊色李谷一的歌喉，滴下细细密密的水滴。夜很黑，黑如锅灰。我没敢起身，很有点恐惊天上人的意思，鼓起勇气继续唱，声线发颤。那女声在空中轻柔地抛出几个音节，一飘一荡，似乎在埋怨我的失常，然后像石壁里流出的泉，流入草与树林的深处，用一连串“啊”，轻轻地唤我。我终于吐出一句还像点模样的“花开花落几春秋”，那女子便接上去了“当年抓丁哥出走”……一曲女声独唱，竟然就这样你一句我一语你一段我一阙，被我们俩演绎成男女两重唱。
黑暗中，我胆战心惊地向那女子摸去，她在树下，在山坡上。是一幅由轮廓、雨点、声音、神秘的宗教气息组成的影像作品。我进入到这个作品中。我们并肩坐在高高的山坡上，看着脚下的校园，把这首《绒花》唱了又唱。不知何时，声音消失了，雨也消失了，四野虫鸣唧唧，她轻轻地把头靠在我肩膀上，我揽住她的腰。我还是第一次揽女人的腰却不没想到与之性交，仿佛被某个没阳具的神灵附了体。我用嘴寻找着她的嘴，只想告诉她我心中的欢喜。她没有丝毫犹豫，热烈地应和，仰起脸，闭上眼，吐出丁香一样的舌头。光线淡淡，我看见了她的脸庞，是任小娴。我差点叫出声，但她的舌头堵住了我的嘴。我们唇舌交缠，相拥相抱，起码有半个时辰之久。然后她伸手推开我，起身走了。
我一定是中了邪，没追上去，看着她消融于夜色的身影，摸着自己发麻发肿的嘴，竟然落下泪。我不晓得自己为什么为哭。我现在也不明白。是因为觉得这个天使之吻浇灭了自己这一年多来的心魔吗？
此情可堪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第二天，我没去图书馆，躺在床上背了几十遍《关关雎鸠》。第三天，去了，她没抬头看我一眼，光洁的前额上落满阳光。我坐在暗绿色斑驳的长椅上，一遍遍地问自己，前天晚上自己是在做梦吧。巨大的风，像一匹金黄色的马，从窗外的林梢上跑过。当下班铃响了后，当所有的人都走了后，偌大的阅览室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我们互相等待，也许是在等待对方对那一夜的确认。
我数着步子，走到她面前，她低下头。我放下图书，手轻轻地按在她的手背上，按在这双干净白晰的小手上。她说话了，语气幽幽，我有男朋友了。
这是一场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的恋爱。
我真蠢。有男朋友算什么？哪怕她嫁了老公大了肚子怀的还是双胞胎，只要我喜欢她，我就可以，也应该去撬墙角。这才是爱。口口声声道德文章的人，扒下那层皮，无一不是兽。可那年的我，在听闻此言后，却傻傻地放了手，强自吞下喉咙里的悲声，自以为无比纯洁地离开了她。那时的我，并不懂得，她其实是给我出了一道题目，可我没有回答上。
人这一生，有太多偶然，也都在一念之间。我若娶了她，命运会怎样呢？今天的我还会在桌边坐下书写这篇文章吗？亲爱的小娴。感谢你。在我最心灰意冷人生最暗黑的时候，我不断地回想，就想起了你这个吻，我告诉自己，这世上，还是有美好的。亲爱的小娴，如果上天能够安排，哪怕现在的你已经是一位皱纹满脸的妇人，老了，佝偻了，白发苍苍了，打盹的时候嘴角会流下口涎了，我也渴望坐在你身边，为你轻声背诵叶芝的诗篇。
八一年的我回到老家中学当了一名灵魂工程师，教语文。人生的荒谬莫过于如此。我这种混蛋居然也为人师表，对着一个个面黄肌瘦的孩子信口开河。这也罢了，在八十年代初，一名“孩子王”是远不如一个手扶方向盘的司机更受人尊重。母亲不无沮丧，埋怨继父不该让我去考这个劳什么子的师大，也埋怨他的无能。继父已沦落为汽车队的一名普通司机，不能再为我走后门了。
毕业分配对我打击巨大。许多同学留在省城，更多的去了机关，我是最惨的一个。几年后，因为特殊情况，我违背组织原则，偷看了自己的档案。真他妈的厚。我在大学第一年的英勇事迹被载入档案，“该同学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有不良的思想倾向，未能树立起高尚的思想观与正确的人生观”，这行颇有魏体之风的钢笔字向我揭示了谜底。我二话不说，抽出它，把这条看不见的附骨之蛆焚为灰烬，并用一份假鉴定取而代之。
继父沉默无言，送了我一块"上海"牌的全钢防震十七钻的手表。我在街头漫无目的地闲逛，看着坐在自行车后座从我身边飘飘而过做了别人新娘的白素贞，心中充满苦涩。我又回到起点。三年的大学生涯恍若一梦。
所幸，学校里的年轻老师不少，大家没事便聚在一起打牌，讨论从台湾驾机回大陆的黄植诚，羡慕国家奖励他的六十五万元人民币以及某航校校长之职，为什么自己不能走这样的狗屎运？讨论著名的“叶九条”，一致认定，国民党虽然血债累累，不过，本是同根生，也就宽大为怀。讨论年初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的判决，一致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策。讨论五月逝世的国母宋庆龄的一生。顺便不忘把她与她那两个姐妹做一番比较。我们为电影"金鸡奖"、"百花奖"评选争得不可开交，也为国务院调整烟酒价格的通知破口骂娘。因为是文化人，骂娘都骂得有水平，不再直接提及生殖器，个个山路十八弯。
日子过得很无聊。该怎么形容呢？一点虚伪，十分刻薄，特别懒惰。
我的牌技突飞猛进，号称“屠夫”，尤精洗牌切牌，每日无事便拿着一幅扑克练手法。烟，就不必自己买了，总有人孝敬，赌注相应慢慢变大，从一包烟到一块钱，再到五块钱。玩到后面，同事不敢再奉陪，就扔了扑克，研究起围棋。围棋的底子是大学里打下的。七六年的聂卫平东渡日本，一举击败四名日本九段高手，取得七战六胜的战绩，获“聂旋风” 的赞誉，在年轻人中间颇有影响。我给自己立下一个目标，超过聂卫平。很快，我凶悍的棋风笑傲全校，继而雄霸县城，以力大势沉招招见血见称。洋洋得意，以为独孤求败之际，一个同事的表弟来了。是一孩子，才十三岁，在旁边瞅我与他的表哥下棋，很谦虚地表示要向我请教。请教就请教，得有点彩头。否则，俺一个大老爷们哪有兴趣陪你这样的瓜娃子下指导棋？我的同事叫周贵生，就笑，说，国安，你不是挺牛的吗？不准你还下不过呢。
我恼了。这还没毛的鸟就想啄马王爷的三只眼？摘下手上腕表，往桌上一拍，老周，你平时不是眼馋得紧吗？我让先，他若赢了，这表归你；若赢不了，你这罐云子归我。
周贵生真不是好东西，咧嘴乐了，不仅乐，还扮出一副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架式，瞥了眼手中的云子，悲壮地说，好，一言为定。
得，就下吧。让我摸不着头脑的是，自己那把用得纯熟的刀头上不知什么缘故挂起了一块沉甸甸的铅，勉勉强强耍完三十六路，哪里都不得劲，下完，一数子，输了六目。我说，三盘两胜。
各位看客别笑，俺当初就这样无赖。这回，没让先，猜棋，我猜到黑，欺他年幼，在天元上落下一子。这少年不动声色，点了星位。你来我往，渐入佳境，待到一局终了，再数，还是差三目。真邪。我两眼痴呆，眼见周贵生笑眯眯把表摸入口袋，心中大懊，说，不行，这个不算。这两盘，我是与他闹着玩的。没拿出真本事。我一定是中午被饭撑着了。现在还没有消化。再下。我一定认真下。若输了，不仅这表归你，我他妈的还学狗爬犬叫。
我怎么可能下不过一个十三岁的小孩呢？一定是周贵生使了妖法。我念了几遍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郑重其事地摆出星小目的开局。具体过程不复赘述。我又输了。输了十四目。我愈恼，更怒，也不去看那只表的去向，一把拽住那少年的手，吼道，再下。那一夜，我使出浑身解数，这刻耍刀枪棍戟，下刻弄斧钺钩叉，过了一会儿抓槊镗镰鐹，然后再搬鞭锏锤爪，到最后拐子流星也派上用场，翻起一双死鱼眼珠哀声泣告，总之，死缠烂打与这少年下了九盘棋，没赢一盘。
我彻底绝望，默默地望窗外的鱼肚白，默默地听公鸡打啼，默默地拍用火柴杆支住眼睑的周贵生的肩膀，默默地看面容仍然沉静不见丝毫倦色的奇怪少年，四肢落地，汪一下叫出声。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少年曾拜过一位专业棋手做老师，算是天才。可惜天不假年。当聂卫平八五年时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立下赫赫战功时，他却在省城那条大河里溺水而亡。
周贵生拿走我的表，过了一些天，又送回来，说，不过是场玩笑，也就治治我的狂。
周贵生把自己说得跟圣人一样，我清楚他的底细。他是想要这块表的，要不，就不必煞费苦心设下这么大的一个套子让我钻，更不会拿去把玩了如许之久。不过，世事殊难意料，校长听说这事后，找周贵生一谈心。一心向组织要求政治进步靠拢的周贵生马上表示没有这事，说，我怎么可能参与赌博呢？我是借李国安的表戴几天。
表，失而复得。只是，我对棋就再提不起什么兴趣了。
八二年，我已沦为大龄青年。李国泰也十六岁，念初三了。母亲急眼了，先旁敲侧击问我有没有相好的，当答案为否的时候，以其精湛的演技挤出几滴眼泪，理论高度上升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说，妈，你别做我的思想工作。只要你看顺眼的，人家看我也顺眼，就可以了。
这话母亲不乐意听了，你这什么意思？好歹你也是一个大学毕业生。我们家这些年也没挨过饿出过事。总得门当户对才行。母亲开始早出晚归，走东家窜西户，托亲朋访好友，回了家就嘀咕，“孙家的二姑娘，在财政局上班的那个，人还排场，我托许嫂说去了。就是左眼皮听人说有一块疤。我没瞧仔细。下次，得逮个机会好生瞅瞅。”
“张家的老大，这姑娘不错，每次见到我热情得不得了，一口一个阿姨。我都七老八十，还阿姨呢。我看这姑娘心眼好，过日子就得找心眼好的，一辈子踏实。”
“吴家的三丫头，模样好，你看她那骨架子，肯定旺子旺孙，走起路来，风风火火，娶进来，肯定能当好家。”
“钱家的老二，单位好，在银行。虽说容貌一般了，但手里捧一个金饭碗，风吹不到，雨晒不到。侯姐对我说了，人家那姑娘不嫌弃你一个吃粉笔灰的，说只要人实在就行。你啥时去看看。”
这男女之事，天地纲常。管子《入国篇》说明白：“凡国都皆有掌媒，丈夫无妻曰鳏，妇人无夫曰寡，取鳏寡而和合之。” 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子年十五而嫁。这不婚不娶的人物是要受法律严惩的。
我已不再叛逆，无聊时长吟几句“妹妹几时有”，对母亲的指示自然一一照办。孙二姑娘很健谈，问我近期有没有入党计划，准备怎么为2000年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我招架不住，磕磕绊绊答了。孙二姑娘说，你是第一次相亲吧？我说是。孙二姑娘说，如果是第一次相亲，如果没觉得对方没有什么特别不满意处，还是将就的好。越相到后面，就越不满意。我马上恭维她的经验之谈。她长叹一声，一脸悔意地说，是啊。我要是早明白这个道理就好了。
张家老大在粮站上班。我们约在电影院门口见面，说好晚七点整，等到八点一刻，来了。可能喷了香水，可能是花露水。总之，一晚上，我头晕目眩，打了十几个喷嚏。第二天，那边传过话，说，你家的小子是不是身体有毛病？
吴家的三丫头屁股真大，脸蛋还白如羊脂。我还真动心了，不过，没等我用手臂去量她的腰，母亲匆匆赶来，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宣布，不行，她有生活作风问题。这若娶回家，还不让人戳着老李家的脊梁骨骂。
钱家老二很文静，眼睛很好看，就是一只大一只小，用当前两位港台女星来比喻，一只是关之琳，一只是林忆莲；若有动物来比喻，一只是牛眼，一只是猫眼。这真让人悲伤。这也罢了，比喻并不能为这个世界增加什么也不能减少什么，更不能改变事情的本质。遗憾的是，钱家老二眼角竟然糊着眼屎。士可杀不可辱！
母亲问我这只癞蛤蟆想娶哪家的如花似玉？
我想了半天，想起去年五月开始的，目前已达到高潮，被提高到"精神文明"范畴的“五讲四美”活动。"五讲" ，即"讲文明、 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即"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我说，找一个够得上五讲四美的。母亲愤怒了，说，你也不晓得照照镜子。
我很沮丧，属于我的天鹅在哪里啊？那只脖颈修长眼珠乌黑通体雪白亭亭玉立姿态优雅的鸟。那只翅翼丰腴内心火热在岁月的轮回里不断南迁北移的鸟。那只为爱人捕捉水草与鱼并站在彼此的身体上凝视远方的鸟。那只在我心头不时飞起鸣音清澈身体巨大而又轻盈的鸟呵。
夏天到了，蝉叫得狂躁，扯出一条条杂乱无章的声线。我在校门口买了根绿豆冰棍，五分钱一根。卖冰棍的多是小孩子，黑不溜秋，好像是从湿润的泥土里长出来的，样子差不多，穿着劣质塑料拖鞋，鞋底外侧磨得特别厉害，脚跟上长着厚厚的茧子。他们扑嗒嗒到处走动。
校门口有几个孩子。我走了过去。他们是一种挑冰棍棒的游戏。先是石头、剪刀、布，然后赢家把一大把冰棍棒握在手心，于离地尺许高处撒落，冰棍棒叠起小山坡。先把零散的冰棍棒拿起，再用一根冰棍棒一根根去挑，若能不挨动其他的冰棍棒，那挑下来这冰棍棒就算自己赢的，否则得让别人去接着玩。小时候我也玩过这种游戏，老输，辛苦攒下的冰棍棒没多久便被别人——多是一些眉开眼笑手指特别灵活的女孩子赢去，也懒得像别的孩子一般去街头捡，从山上找来竹子，用柴刀砍成冰棍棒那般粗细长短，砍出一大堆，再放手里浸上几天，拿去再比，一直到输掉最后一根，也就腻味了这种游戏。
我蹲在孩子们的身边，一边看，一边用舌尖舔棒冰，在上面舔出凹痕，正舔得津津有味物我两忘之际，眼角余光突然发现一个熟悉的影子。影子从记忆黑洞中冒出来，是一个女人单薄的影子。女人跌跌撞撞地从学校后面的一条小巷里走出来，身子好像早春河里悬浮在水面的冰块，发出咔嚓咔嚓细微的响声。她在哭，无声无息地哭，泪水滚滚而下，双手垂落腰间。她可能已经没有力气去掩饰心中的伤痛，目光痴了。我手中的冰棍掉在地上。这不就是当年路灯下的那位看《高等数学》的女孩儿吗？我迟疑了片刻，拍了拍屁股上的灰尘，跟上去。她走得很慢，肩膀不断耸动。这让我也非常难受，情不自禁地抖动双肩。她到了东门桥，在栏杆上坐下，叉开腿，身体朝向水面。桥下的水很深，几乎每年都有溺水的少年。水面有一大团油汪汪的绿。我担心她出事，走过去，挨着她坐下。她没看我，大颗大颗的泪水掉下来，掉在水面，溅起一个个微小的涟漪。
我说，你没事吧。
她的哭声大了，嗓子里仿佛有沙子，剧烈地咳嗽起来。我害怕了。她若掉下去，我岂不是也要跳下去救人？
我说，你还认得我吗？
她转过脸。这是一张多么悲伤的脸啊。泪水在她脸上划出了两条深深的伤痕。鼻子、嘴还有眼，蹩成小小的一团。
她哇地一下哭出声，我爸打电话来，我弟得病死了。
我吁出一口气。那个得小儿麻痹症的孩子死了？我很想深沉地说一声，人总要死的，不管死得重如泰山还是轻如鸿毛，不管早死还是晚死，结果都一样。想想不妥。没敢说出口。那时候特别流行一首歌，叫《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是谷建芬谱曲的。也不知是谁天才横溢，把歌词改成“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送到火葬场，全部烧成灰，你一堆，我一堆，谁也不认识谁，全部送到农村做化肥。啊，亲爱的朋友们，到底谁先被烧成灰？先烧你，先烧我？反正都是不齿人类的狗屎堆。”但我不能用这样的歌声来安慰她，甚至还不能说“节哀顺便。”
我把肩膀借给她。她也不客气，趴在我肩膀上哭了个把时辰才渐渐收住悲声。桥头来往的人并不少，用奇怪的眼神打量我们。他们可能以为这是一对闹了别扭胆子特别大的恋人。我只能苦笑，研究起她的脸庞。这些在阳光下的泪水真迷人。用断了线的珍珠来形容就有点暴殄天物。我偷偷拈起一颗放在舌尖，有点咸。过了这么多年，她好看多了，若非眉心上的那粒痣，我还真认不出来。
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陈映真。
我叫李国安。
我知道，你在汽车队时，我就知道了。
陈映真在七七年跟着官复原职的父亲回了省城。她父亲是省政府下放的右派分子。当年，因为没憋住一泡尿，被众人表决做了右派，在下面一呆十五年，现在老了，时来运转，老同学已贵为某省封疆大吏，他也被组织上重新想起。
陈映真与我同年考上大学，在南京大学读了四年，八一年毕业分配至地区行署，八二年下到县城煅炼，在县林业局担任副局长，是整个地区最年轻的女干部，年仅二十五岁。她父亲此时已是省财政厅新任厅长，是人人敬仰的财神爷。陈映真早已打听到我的下落，一直不好意思与我联系，在路上还遇见过我几次，可就是没喊出口。若非这天我主动，我们之间或许就错过了。命运是这样不可思议，那个吃不饱饭的女孩已经成了芸芸众生之上的白雪公主。几个月后，我被她带到省城，走进一幢爬满青藤的二层小洋楼。堂屋里有两副遗像，一个是那瘸腿孩子的，一个是我所未见过的女人的，应该是陈映真的母亲。我在遗像前默哀三分钟。我不清楚陈映真有没有对她父亲提过馒头的事（估计不会提我摸她的事），她父亲看我的眼光很慈祥，问了我大致的人生经历，又问我在学校的表现，我紧张了。我在校内的风评一向恶劣，上课教书从来应付差事，还老迟到早退。
我结结巴巴吐出四个字，志不在此。
她父亲问我，志向何处？
陈映真偷偷捏我的胳膊。我更紧张了，脱口而出，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说完，自己闹了大红脸，头埋入膝盖，想在那铺了瓷砖的地面上找出一条缝。不过，这不怨我，官本位的思想在中国太深入人心了。“官之位高矣，官之名贵矣，官之权大矣，官之威重矣，五尺童子皆能知之。”
她父亲就笑，做官易，做官也不易。做好官易，做坏官易；做贪官易，做清官易，惟做造福一方的官难。
我不大理解这话。
她父亲又说，年轻人有志向，是好事。有这种志向，也无可厚非。但更要脚踏实地，莫虚掷光阴。一寸光阴一寸金。她父亲感慨万千，继续说道，做老师其实很煅练人，一堂课四十五分钟讲下来，这口才不得了嘛。
我愈发羞赫。
她父亲说，听说你会下棋？
我赶紧点头，暗暗叫苦，我输周贵生一只表的事恐怕已不是秘密。陈映真取来棋盘，坐在一边为我们削苹果。我执黑以三连星开局，她父亲摆了个星小目。棋至九十七手，只要我长出一子，就是“乌龟不出壳”，要吃掉她父亲一条十子长龙。我犯起难，吃还是不吃？额头渗出汗。想了半天，打算不吃，这手却不听话，棋子长出。老人眉头下皱，我大叫悲惨，无赖劲差点又犯，恨不得捡起棋子重落。
陈映真起身了，不知有意无意，膝盖在棋盘上一撞，噼哩啪啦，棋子落了一地。
我蹲下身陪着陈映真把棋子捡好。
她父亲开了口，你觉得棋是什么？
这问题我还真没想过，幸好当年闲书没少看，过目不忘的本事仍然还在，思索片刻，掉起书袋，答道，围棋之道，天地之道。金木水土火，五行参差，暗合东西南北四星位，居中天元。一是始，九是终。棋路纵横，各为一九，自是生生不息。下棋，下的不仅仅是棋，似乎更是一颗心。高手对弈，不战而屈人之敌。尽悟天人合一之理。中手对弈，有布局、中盘、收官之分。知谋势，懂手筋，不以一时一地之失而虑。低手对弈，唾沫四溅。所谓下棋有“三心”。执着心下棋，菩提心修性，无常心看输赢。而且，围棋似乎比象棋更为深刻。
她父亲哦了声，眉毛扬起，说说看？
我说，象棋有帅士相车，各自的职能及等级在游戏中法度森严，不容侵犯。虽然有过河卒子一说，感觉总有些小人得志的猖狂劲。围棋不然，每粒棋子皆温和儒雅，形状一样，“人人”平等，让人有亲近之心。
她父亲点头，接过陈映真递过来的苹果，咬了口，说，围棋里不也有弃子么，你又如何看待那些死子呢？
我说，弃是为了得，死是为了生。阴极阳生，否极泰来。这是天地之道。而事实上，没有哪粒棋子是真正意义上的死子。从棋盘上拈起某粒棋子，放入棋盒，过一会儿，还可以重新将其置于棋盘之上的其他位置。
她父亲笑了，所以这给了某些人幻觉？以为事情还可以重新再来？
我汗都下来了，拿不准这老头儿到底吃晓自己以前多少事情——我在学校里被公安请去协助调查的事，他也知道吗？我在肚子里一口气骂了十几句老狐狸，脸红耳赤地说道，每粒棋子投下之前有无数可能，但棋子一落，位置便不能改变。后悔是无济与事的。应该承认，过去的每一步对现在与将来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影响。棋子的位置虽不能改变，其效力却随其他投下的棋子在不停改变。一些早已处于绝境中的棋子也能因为未来可能发生的打劫而成为关系到胜负之争的资本。伯父，你说是吗？
陈映真笑了，哎，国安，你要是从小开始学下棋，准一国手。
我偷偷拭了把汗，心里说，这都是你爸逼出来的，脸上笑容却更为殷情。
她父亲哈哈一笑，闲看数着烂棋柯，涧草闲花一刹那，五百年来棋一局，仙家岁月也无多。也罢，顺其自然吧。
我福至心灵，当即恭恭敬敬地叫道，爸。
陈映真顿时羞红了脸。
八三年，我结婚了。我妈笑得那个灿烂啊，她老人家怎么也想不通我是如何把林业局的副局长，一个厅长的女儿，还是名牌大学生，且貌美如花的女孩子骗上手。我也不明白，问陈映真。
陈映真咯咯笑，用指头戳我脑门，说我傻了巴唧的，然后又补充，傻人有傻福。
我说，我不傻啊。
陈映真说，你若不傻，当时怎么会吃掉我爸那块棋？人家拍我爸的马屁还来不及，你倒好，弄得他都下不了台。
我没交待当时是鬼使神差，嘿嘿干笑，说，幸好娘子英明。你弄翻棋盘是故意的吧？
陈映真骄傲地扬起嘴角，那是自然。我虽不懂棋，瞅我爸的眉头就知道不对劲。不过，事后，我爸还夸你。说你这人实诚。想接他的班还有待磨练，做女婿嘛，勉强将就吧。
婚礼办得很隆重。没走纳彩、问名、纳吉、纳徵、请期、迎娶这些过程。新人新事新办。陈映真就没张口向我提八十年代初流行一时的“三转一响”。哪三转？缝纫机得是蝴蝶牌的，自行车得是永久牌的，手表得是宝石花牌的。一响指的是双卡录音机。这行情我懂。没吃过猪肉不成没见过猪跑路？不过，母亲封建，打了金戒指、金项链、金耳环，还把她与继父的主卧室空出来让我们住。
主要是吃。吃在八十年代初算头等大事，梅菜扣肉、清蒸鲤鱼、爆炒三鲜、红烧蹄膀，白斩鸡，香酥鸭，蚝油牛肉一溜儿端上桌，一些人甚至吃下了眼泪。事后听母亲讲，一个我叫梁大叔的，吃得十成饱，还不甘心，跑去厕所用抠喉咙，吐掉了，继续回来吃。至于偷偷往衣兜里挟菜藏蛋的就不是个别现象。
宴席是在长征饭店办的，是县里最高档的酒楼，三十六桌，还有雅座。县长、县委书记，行署专员，甚至省里都来了人。母亲很紧张，有点怵场，这都是超出她日常生活经验的大人物，握着陈映真父亲的手，把亲家公这三个字说了一遍又一遍，说得热泪盈眶。继父多少见过世面，口袋里装了两包当时最高档的中华，见人就散，还抱拳致礼。母亲提醒他，得握手，抱拳作鞠是摆不上台面。继父这才改成握手，可他这双大手实在太有劲，不少人被他捏得眉头皱紧又不好吱声，上了席，犹自甩手不停。我反正是懵掉了，看着身边言笑宴宴谈吐得体的陈映真，不断地想，这就是我的妻了吗？我怎么也不能把她与记忆中那个赢弱的女孩子联系起来。这还没到十年呢。
这场婚姻带给我家的现实利益是巨大的。继父在翌年又重回汽车队的领导岗位，我也在这年冬天以一个中学老师的身份直接调任县凤岗乡副乡长，且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多年以后，我不断地思索这个问题，陈父为何答应我与陈映真的婚姻？是因为我心善还是因为我实在？这显然是无法说服自己的理由。在当时的择偶观念下，门当户对是硬道理。何况，像陈父这种高层人物，是完全可以通过女儿的婚姻为自己谋取更好的政治前途。可以肯定，最关键的一点是，陈映真爱我。
可我最后却辜负了她的爱。
洞房闹得很晚。几个同事逼我老实交待谈恋爱的经过。能交待吗？我这可是够得上法律严惩的流氓行径。陈映真嗤嗤笑，眸子里光波流转，因为饮过酒，霞烧两颊。周贵生最缺德，口里诵着百年好合，心里恐怕不知道骂了多少句一朵鲜花插在牛屎上，说什么爱的苹果，叫我们给对方削苹果，若谁削断了苹果皮，就得受处罚。处罚还不一样，陈映真得吻我，我得让陈映真骑背上。一干同事赫赫起哄。等到把应付完他们，已是午夜。我看着窗户上的大红喜字以及剪裁精致的戏水鸳鸯直发愣。屋内堆满街坊邻居亲朋好友送来的礼物，大多是毛巾脸盆热水瓶。我的子子孙孙恐怕都不必再为这三种生活用品烦恼。幸好文革过去了，这若堆了满屋子的《毛主席语录》，怎一个愁字了得。
陈映真帮我脱下全毛呢的中山装，扶我上床，又径自去厨房打来一脸盆水。我不明白她要干什么，坐在床沿边，傻傻看着。陈映真弯下腰，就想帮我脱袜子。我吓了一跳，说，干吗？
替你洗脚啊。陈映真抿嘴，眼里都是笑意，怎么，还怕我吃了你不成？原来的老虎胆子都上哪了？
我说，没。我有点不大适应。
帮丈夫洗脚，是我老家的风俗。我小时候就老见我妈替我爸洗脚。
有点封建哦。
什么封建不封建？我乐意。陈映真白了我一眼，两根指头捏住鼻子，你的脚好臭。以后，一定要天天洗。
三十岁之前，只有陈映真替我洗过脚；四十五岁之后，替我洗过脚的女人很多。洗完后，我把钱付给她们，这叫足浴，是九十年代末风靡全国的一种所谓的保健服务行业，并已经上升至什么“足文化”。只有陈映真是真心真意替我洗脚，没向我要任何东西，反而把整个的人给了我。我是配不上她的。
我常在梦里掉下眼泪。我不明白像她这样一个女孩儿为什么会这样死心踏地爱我？难道真是像她说的那样——上辈子欠我的吗？
那天晚上，陈映真脱了红色罩衫，在我怀里躺下，把脸贴在我胸膛上，还说了一句话，现在，你想摸多久都可以了。
我这辈子再没听过比它还更能撩拨起自己的话了。我爱你。陈映真。我知道自己是没有资格说这话。若时间能倒流，并永远停止在那一晚，我会跪在你的脚下，为你打来水，替你洗净脚，用毛巾细细擦去水渍，然后把你那比鲜花还要娇嫩的脚趾含入嘴里。我爱你。写到这里，我已经泣不成声。我是多么痛恨自己笨拙的文笔啊，究竟什么样的文字才能表达出我此刻的心情？
愿主保佑你。
八三年，我的眼里只有陈映真，没有其他人，其他事。连震惊全国的二王案也没多加留意。陈映真倒对我提起过身残志坚的张海迪，说，如果我哪天高位截瘫了，你会还爱我吗？我说，爱。
我嘿嘿笑，说，党中央一定会号召全国人民向陈映真同志学习。
陈映真撇撇说，若真那样，我就与你离婚。你再娶过一个。
我说，你瞎扯什么啊？你这不是鼓励我做陈世美吗？我姓李，不姓陈。
我是八四年二月十七日去的凤岗乡，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官宦生涯。
一入官场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
凤岗乡国土面积一百零八平方公里，辖十四个行政村、四十一个自然村，全乡人口约五万余人。在县十三个乡镇算是中等规模。因为乘龙快婿的身份，连乡供销社卖烟酒的老头儿都晓得我是来这里镀金的，人人皆曲意结纳。我把岳父写的“清、勤、慎”三字挂在屋内，每日三诵，不敢有丝毫怠慢。
“上面张张嘴，下面跑断腿”，乡镇工作千头万绪，主要有这样几大块，一是搞计划生育；二是推广农业科技，推动农村产业升级，买种子，买化肥；三是调解邻里纠纷、山林纠纷、经济纠纷、水利纠纷、赡养纠纷、边界纠纷等；四是处理文革遗案，为了冤屈的人们平反；五是收农林特产税以及其他费用，开源节流；六是修水利、修路、修学校，搞村村有电工程等公益事业；七是完成上级指派的各项任务，比如统购公粮、征兵；九是处理各种突发事件。
其中最难的就是搞计划生育。难到什么程度？干部都变成鬼子兵了。牵牛、扒粮、烧房，就不提了。一人超生、九族诛连，也不提了。抓育龄妇女忙乱中误把黄花闺女扎了，这样的事也不提。
我说件我上任伊始发生的事。一个三千人口的大村庄，村民多姓吴，民风强悍，有很强大的宗族势力，据说去年还执行过族规家法把一对偷情的男女浸了猪笼，事后无一人受到法律严惩。族长大儿媳生了三个女儿，这年又怀上了。村干部上去做工作，好话说了一箩筐，族长眼皮也没抬，端起茶杯送客。十里八乡自然看了榜样。乡里开会讨论，决定拔掉这颗钉子户。乡镇干部全体出动，打算霸王硬来弓，把这引产做了。到村头，不知是谁走漏消息，黑压压一片人头，人人手执锄头铁锹扁担鸟铳，看那架式像要打世界大战。我们这几十号人马被包围了。乡长姓高，到这个份上，容不得回头，手一挥，说，这是共产党的天下，就不信他们敢造反。带头向村里走去。族长拦住他，捻着几缕山羊胡须说，请问高乡长有何贵干？来聊天，欢迎。来抓人，请回。高乡长说，党的基本国策，必须执行。今天你的儿媳，扎也得扎；不扎也得扎。话音未落，人群中跳出几个黑脸妇人，哭着嚎着七手八脚揪住高乡长，伸手在他脸上乱抓。我们这些跟在后面的干部吓一跳，想上前，被这群有组织有纪律的村民横起锄头一拦，不能靠前，眼看着高乡长的裤腰带被这几个泼妇拽掉，面面相觑。这些人是真是吃了称砣铁了心。凤岗乡一把手牛书记顿脚，这咋办呢？这咋办呢？排名在我前边的许副乡长一声怒喝，往人群里挤，横地里敲来一把锄头，当场把他的腿打瘸。其他干部都拿眼睛看我。我也急眼了。高乡长的裤子已经被人扒下，睾丸还被一个妇人捏在手里玩儿。这还有没有王法？党和国家的脸面还往哪里搁？我朝乡派出所一个叫郑海生的民警使了眼色。郑海生掏出枪，对空放了一响。妇人们停下手，也不松开，仍紧按住光着下半身的高乡长。可怜的高乡长躺在地上蹬着两条长腿声竭力嘶，表情是那样无助。族长走过来，眯起老鼠眼，拍拍干瘦的胸膛，说，有本事，朝这放。
气氛那个紧张，点一根火柴都要炸了。这句文学作品里经常出现的那一句话，我终于算是明白了。
人民考验我的时候到了。
我说，把高乡长放了。你们清不清楚这是在与国家对抗？这是犯法！是要坐牢的。今天的事就当没发生，我把高乡长领回去。至于引产的事，改天，我再与吴老先生谈。
我说得很客气。那老棺材瓤子瞅瞅我的脸，说，说话算数？
牛书记沉下脸，算数。就这样办。
我们撤退了。坐在吉普车里，高乡长一言不发。许副乡长抱着腿哼哼唧唧。牛书记不断咳嗽。大家都不敢说话。我知道，他们对我有意见。
我说，那女的肯定被藏起来。就算当时我们冲进村，也抓不到人。示敌以弱。总不能拿真的枪对着那老王八蛋搂。晚上我们再杀一个回马枪。不必太多人，就十个精壮小伙，组成小分队，直扑这族长家的老巢。我带队。牛书记、高乡长在外面接应。许副乡长由专人护送到县里去看病，县里不行就省里，务必不留下一点后遗症。所有人都不回家，不得与他人联系，以防再走漏消息。到凌晨二点，准时出发。牛书记、高乡长，你们看，这样行吗？
这一夜，我们大获全胜，抓住族长的儿媳妇，当晚送乡卫生院做结扎手术——不是普通的结扎手术，因为高乡长的吩咐，这妇人的两个卵巢都割掉了。
到天亮，把这妇人放回去。那边传出话，要把说话不算数的我给阉了。
我相信他们是真干得出来的，托人把那位老先生请到乡政府，与他谈条件，扒高乡长裤子一事可大可小，放下去一两；提起来千钧，这侮辱的不是高乡长个人，侮辱的是政府。把领头的几个抓去坐几年牢应该没问题。你若不服气，我这就把你送到号子里去。大家真刀实枪干一场。你背后是三千村民，我背后是整个国家。好，现在我不抓人，高乡长受一点冤屈。你大儿媳妇已经扎了，就算了。你不是还有小儿子吗？总有传宗接代的。还有，你们村的学校，乡里先拨钱给修了。今年，化肥特别俏，我做主，多批给你们二十吨。你老这个乡贤的名头跑不掉。
一番话，软硬皆施。老东西见事已至此，也有台阶可下，叹口气，走了。
我写了一份报告，把牛书记、高乡长、许副乡长的功绩夸了又夸，自己一笔带过。再把报告呈给这三位领导过目，他们笑成了三朵花，尤其是牛书记，用一口浓重的口音说，要得，这你这后生，不是吃官饭摇官船的嘛。
这年，凤岗乡的计划生育工作名列全县第一。
或许有读者会骂乡镇干部，作风简单、粗暴，把党群关系搞得这样恶劣，为什么不可以通过和风细雨的思想政治工作来说服人呢？我不想多加辩解，只说一句话，若做思想工作就能解决问题，这个世界早就共产主义了。
我不无得意地在电话里向陈映真说起此事。陈映真听了后怕，埋怨我不该做这只出头鸟。懂不懂，你现在就是四个字，韬光隐晦。
岳父听了，没说什么。
八五年，我三十一岁，调任梨山乡乡长兼党委副书记。不谦虚地说，梨山人民至今也是感谢我的。我还在凤岗乡与老同学电话聊天时得知这几年君子兰价格节节走高，再找农业专家了解情况，发现这是一种很容易种养的花卉，马上找到归林业局管辖的县苗圃，请求派出技术人员在梨山乡大面积栽植各种花卉——不仅仅是君子兰。凡潮流所趋，必有可疑处。我的判断是：君子兰的价位肯定是被人操纵，在万元户刚刚出现的年代，哪有一盆花卖上万元的道理？但花这种东西肯定会在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所谓花之物语，牡丹象征荣华富贵；桂花象征光荣；梅花象征刚强；菊花象征高洁；马蹄莲象征纯洁；玫瑰象征爱情……乡财政很困难。我在县政府立下了军令状。若搞不好，撤我的职。我以乡政府的名义向银行货款五十万，试图建起一个规模庞大的花卉养植基地。
今天的我回想这桩骄傲时，必须承认，我的决策其实也是拍脑袋的决策，带有很大的偶然因素，幸好天时地利人和皆在我处，还有自身的赌徒心理，幸运女神光顾了我。这年六月，君子兰的价格突然雪崩，传言是邓公在听闻疯狂的君子兰后，表了一句态，“这不就是根草吗？”一夜之间，上万元一株的花变成了百十元，几千元的变成了十几元，过去几百元一株的小苗子，只卖几毛钱，甚至是一毛钱一大把。在君子兰最疯狂的长春，市政府六月一日颁布《关于君子兰市场管理的补充规定》，强调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不得用公款买君子兰；各单位的领导干部养植君子兰只准观赏，不准出售；凡是用公款公物修建花窖的，一律按价付款；在职职工和共产党员，不得从事君子兰的倒买倒卖活动，对于屡教不改的要给予纪律处分，直至开除公职和党籍；同时进一步调整税收，仍然恢复加成加倍地征收税款的办法。
感谢上帝。这个规定若再晚一天颁布，我那五十万块钱可能就全购买了君子兰的幼苗。可能读者会问，你当初不是已经注意到这是一种投机行为，为什么还要参与？正因为是一场投机，我才渴望马上把手上这五十万块钱翻倍！然后再去搞这个基地。说不好听点，当时一盆叫什么兰的，开价就是六十万人民币。一盆凉水兜头浇来。我在长春给家里打长途，找陈映真，把事情一说。陈映真说，只要钱还在手中就好，赶快回来。
我已经在几位领导面前拍了胸脯，怎么好意思再把这五十万带回家？与同行的技术专家一合计，决定不搞君子兰，搞别的品种，正准备赶去山东看看那里的牡丹，陈映真突然打电话过来，说，她一个老同学的丈夫在省花市上做兰花，目前君子兰的幼苗价格还得好几块钱一株呢。我乐了，南北消息有一个传播期，人们还有一个将信将疑慢慢消化的过程，若能把握好时间差，就能赚翻。只是风险也恁大。我决定花十万块去买幼苗，同时做好二手打算，能在省里的花市消化最好；若消化不掉，拉回梨山，君子兰的培育是有周期的，我就不信过了谷底，它的价格不会反弹。我吩咐陈映真立刻赶赴省城，找她的那位老同学，再去拜访几家批发大户，以县林业局的牌子与他们签订君子兰幼苗的供应合同。同时在长春花市上，树起牌子以每公斤几块钱的价格收入幼苗，预备装三辆大卡车，结果装了八辆，给司机拍出天价，用了一天半的时间星夜赶回省城，把幼苗以近一块钱一株的价格转手批出，这十万块钱就变成一百八十多万。这是多么惊人的利润！
现在回想起来，这事好像没什么。当时是下了天大的决心，用惊心动魄这个成语来形容那几天一点也不过份，我运气也实在是好。省里的那几个批发大户为什么敢于要我这批君子兰？赌的也是时间差。这就像小时候玩的游戏“击鼓传花”差不多，谁若没在鼓声停止的那一刻把花传给下家，那他就跳楼去吧。
当时，所有的钱都过我的手，财务制度形同虚设。只要我分几万块钱给同行的技术专家，大可以把这一百多万瞒下，或者说瞒下几十万是不成问题。
别说我没动心，我那时的工资也不过百多块钱。这是够我赚上几十辈子的钱。可惜就是不敢拿，顾虑太多。严格地讲，按其时的标准，我这种行为已经够得上经济领域投机倒把的边缘，若有人去检举揭发，自己再往里面伸手，弄不好就得去坐牢。何况陈映真已经对她父亲讲了这事。这位老右派思想顽固得紧，把胆大妄为的我训了一顿。我可不敢再拿政治前途下赌。回梨山乡，五十万欠款还了银行，再分了一口汤给林业局花圃，没喘一口气，又赶赴山东，找来技术顾问，引来良种，用这赚来的一百多万搞起花卉养植。再通过老同学的关系，在上海、武汉找销售渠道，一年来风里奔雨里走，到年终，财政收入原本在十三个乡镇中排名中游的梨山乡一跃成为龙头老大，全年乡财政收入实现357万元，比上年增加210万元。
要说那时，真是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白天蹲基地，晚上还蹲基地，同时疯狂地阅读各种有关于花卉知识的书籍，没多久，便能与省里的花卉专家过招，侃侃而谈各种花卉的习性、日常养护、虫害防治、常见病治疗、以及授粉、嫁接等等。一时间，人人都知道梨山乡出了一个花疯子。
我这人是有疯劲，可能遗传了母亲的基因。岳父送我的三个字，我只能做到“清”与“勤”，“慎”字是远谈不上。不过待人接物还算谦虚，知道自己本来屁都不是，是靠裙带关系爬上来的，别人干八小时，我干十八个小时。真不是吹牛。那时体力又好，脑筋转得也快，一晚上只睡四五个钟头是家常便饭。
梨山乡焕然一新。除了搞好这个花卉基地，抓日常工作之外，我还办了二件大事：一是投了三十万给梨山乡小学，盖起一幢三层楼的教学大楼，是全县最好的乡级小学。再穷，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我没把这句刷在马路围墙上的石灰语录当成广告。二是修马路，把通过县城的那条晴天三尺土雨天三尺泥的烂路改造成一条两车道的沥青马路。总共投资一百七十万，乡里拿了三十万，问县里要了二十万，再直接找省财政厅专款专用拨了一百二十万。没问老百姓要一分钱。
我的事迹引起了县、行署、省政府的高度重视，被视为敢想敢干有魄力的年轻干部。各级部门的宣传部开始树我这个典型。当时全国的政治大气候是鼓励能人，鼓励农村搞深化改革，把以建立农村生产责任制为中心的农村改革第一阶段转向改革农村经济管理体制、促进农村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农村改革第二阶段。在这一年的一月一日，中共中央就发出"一号文件"，要求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逐步把价格放开，真正按价值规律办事，做市场调节的文章；要求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继续贯彻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面向市场，因地制宜，使农业内部各个方面协调发展，逐步实现农村产业结构合理化。
八六年，我做了梨山乡的一把手。这从副到正，无异于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讲的惊险的一跳，许多人做了二十年的副乡长、副书记，就拿不掉前头这个“副”字，我这个从政两年的后生以火箭一般的速度把他们甩在身后。靠的是什么？岳父是一方面，“朝中有人好做官”；自己做出来的成绩是一方面，“稀泥糊不上壁”那也不成；更重要的是机遇太好，还遇上贵人。老书记姓龙，是南下干部，没多少文化，平时话不多，却什么都看在心里，大力支持我的工作不提，去年底要退休了。县里召开会议讨论人事。老书记不请自到，向县委书记递报告，推荐我接任。有人说，小李还太年轻，得有人替他把舵；有人说，李国安这人成绩不少，毛病不少，有点好大喜功。老书记在会议上拍了桌子，说，梨山七万百姓需要这样好大喜功肯为他们办实事的书记。第二天，老书记得了脑溢血，县里派人去慰问他，他已经不能说话，示意家人拿来纸笔，用颤抖的手写下一行字：梨山需要李国安。
等我听闻此事后，老书记已经去世了。县委罗书记把这张纸条递给我，拍了拍我肩膀，只说了一句话，你要对得起龙书记。
现在，还有龙书记这样的官吗？
凭心而论，我在梨山前后从政三年，对得起龙书记对我的信任，对得起梨山百姓对我的厚爱。不敢说所有人，十有八九吧。八八年，我离开梨山，就像戏剧里演的那样，许多村庄的百姓自发来到乡政府门口为我送行，鞭炮响了一天，几个白发苍苍的老者不送锦旗，捧上了一把万民伞。一些村人还请愿，说，请政府把李书记给我们留下吧。我当时哭了。真有一种圣洁的感觉。觉得自己这三年苦没白累，三年的心没白掏。
这年春天，双喜临门，我的儿子李君强出生了。“君子自强不息”。君字也有纪念那一捧神奇的君子兰之意。
我与陈映真聚少离多。读者们别笑，连过夫妻生活，进行到半途，我也会突然跳下她的身体，把她晾一边，拧开台灯，趴桌上，抓起笔，把脑袋里出现的主意形成文字材料。
我真是被鬼迷了心窍。总觉得是天降大任于斯人。有大把的工作要做，工作总也做不完。梨山那九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我是用脚量过几遍的。
陈映真生孩子的时候我没在她身边，坐月子时，我只回来过一趟。别人的老公对自己的妻子整天嘘寒问暖，我十天半月不打一个电话。她倒是三天两头给我电话，我随口应付几句，就把电话挂了。有时，工作上遇到难事，还对她发火，对她大吼，把自己的不高兴发泄到她头上。她都默默承受了。她偏偏也是一个要强的人，产假没休完，又去上班了。家里请了一个保姆与我母亲一起带孩子。我们根本没有这种念头——地球少了你，照样转动。
梨山乡人富起来了，许多迷信活动也搞起来，巫婆神汉、风水先生、算命瞎子由过去偷偷摸摸的地下活动转为公开或半公开兴风作浪。建新房要请人看风水，结婚要请人看日子，还要测前途、看运气、请人消灾免难。集资兴建家族宗祠的现象日益增多。一些村人还捐资修起一座许天菩萨庙，日日香火不断，逢年过日还演起傩戏。气得我在全乡工作会议上骂娘，说，你们这些王八蛋，修马路建学校就没钱，搞迷信就有钱啊。
不过，骂归骂，我还真拿捏不好处理此事的尺度。我已听说有人向罗书记告了我一状，讲我这个人任由封建残渣泛起，并把这事提到亡党亡国的高度。我犯起愁，强硬推行计划生育工作已为我这个花疯子再赢得一个“李绝后”的绰号，再拿搞计划生育的那一套那对付这种有几千年传统的东西，恐怕我又得多一个外号。这倒次要，关键是乡里人手有限。搞计划生育的人都是我临时从社会上招聘来的一帮无业青年，准确说，是地痞小流氓。这帮人甚难管教，干起活来效果虽然立竿见影，私下底没少干偷摸偷拿的事，扒人家的稻谷，扒了一千斤，报上来只报四百。牵人家的牛，牵到路上，拿锤子砸死，各人分走一大块，说是牛自己跌死了。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道理我是懂的，但如果把他们放到街头，梨山准得鸡犬不宁。我也别想睡安稳觉了。
搞计划生育是国策，腰杆子硬。对付封建迷信，上头没文件精神，不好办。我愁眉不展。陈映真问我愁什么？我老实说了，她也没想出好办法。
这年仲夏，我去省里开会，走在街头，看着天德路那一带逶逦起伏沉浸在黄昏里色彩斑斓的房子。时有蝙蝠从那间著名的佑民寺檐角下飞出，绕树几匝，唧唧有声。深深浅浅的小巷里的灯光逐一亮起。灯下，那些拄着拐杖一身青衫的算命瞎子神态是那样安祥，步履是那样安静。他们好像走在时间深处。
我并非一个虔诚的马列信徒。马克思的唯物辨证法、历史观、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在我看来是瞎扯。商品的价值是劳动创造的，而且仅仅是由劳动创造的。这条马克思主义的奠基公理更是扯蛋。说实话，我内心深处对反而那无可明状的神灵总有一种隐隐约约又无法与人言讲的敬畏，包括对陈映真我也未谈起过这种敬畏。我突然觉得所谓的封建迷信活动没有某些人所讲的那些简单。这里面极可能藏着一种我还不大了解的深刻智慧。我的目光落在一家小卖铺柜台上摆着的糕点包装上，上面有两个字——民俗。灵感来了。
以民俗的名义把巫婆神汉等弄在一条街上，通过新闻部门来宣传这条民俗街，再把花卉基地与其搭在一起捆绑，搞绿色农业旅游、特色民俗旅游，把已吃饱了饭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的人们吸引到梨山，那可就发达了。一念及此，夜不能寐，当晚，我在省委学校招待所，用了一个通宵写出一个洋洋万言的《梨山乡旅游计划大纲》。
我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来丰富这份计划，把一万字写到五万字，再重新精炼至一万字，提交给县委常委会议讨论。一石激起千层浪。脑子里只有吃饭干活的人们，怎么也想不到《新华词典》上还有旅游这两个字。反对的声音大得不得了，更有甚者，说我失心疯了。我摆事实，列数据，讲道理，一些笨蛋的脑袋就是拨浪鼓。罗书记没表态。这只老奸巨滑的狐狸拿不准我这份计划的背景，他在等上头的意思。我在省里请了一批专家，来梨山实地考察，好吃好喝好招待，临行时用各种土特产塞满了他们的行囊，并拍出巨额稿酬，以为润笔费。等到他们拿出相关的文章后，再找关系、托人情，在省党报、晚报、地区日报等各大媒体集中投放，然后把这份计划递交地区行署，同时私底下向岳父汇报。
钱流水一样花出去，我是真怕。精神压力太大了。官场就是一团浆糊，哪怕是一块铁一团火，到在这里，也统统得变成一块牛皮糖，扯不尽的稀皮，躲不过的明枪，避不完的暗箭。乡政府有一个工作人员，年近三十，已为人妇，长得非常漂亮，叫许芳，为人泼辣，能说会道，敢于喝酒，有巾帼不让须眉之气。还有一个小伙子，叫明海，去年从省农大毕业的，笔头好，酒瓶拿得起。我带着这两个人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喝过去，是真喝啊。那些“酒精”考验的好干部是非要看到我们出洋相才心满意足。喝到第二十七天，我吐了血。许芳掉了眼泪说，李书记，你犯得着这样吗？
我说，这是梨山的机遇。把握住了，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现在我们给人家当孙子，以后，人家给我们当孙子。
许芳说，李书记，你这样为梨山。你有没有听到梨山人是如何骂你的？
我说，知道，说我是李绝后。我扒了他们家的房子。
许芳说，还说你天天在上面吃喝嫖赌。
我想了半天，想不出什么话来回答，反倒想起被皇帝剐了被老百姓生吃了的袁崇焕，最后嘴里憋出半句“浮名自可任毁诋”。
感谢我的妻子陈映真，在看完我的计划书后，提出了一个关键的切入点，光提生态农业、绿色与民俗旅游还不够，还得讲扶贫。扶贫，这是政治的大文章。讲了政治，就讲了一切。梨山深山里不是有几个至今仍在刀耕火种的少数民族吗？把他们揉入计划，从山上的寨子里迁出来，划出一个地盘，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民俗的一部分。
感谢我的岳父，这回，他无条件地支持了我，并为说服有关部门的领导，动用了他的关系。这年冬至，行署召开扩大会议，梨山旅游项目列入议题。我在会上慷慨陈词，为梨山勾勒出一副美好的远景图。计划启动了。
掌声响起来，我的眼眶湿了。这半年，我他妈的吃了多少苦。有本小说叫《创业史》，梁生宝为给互助组节省两角钱不住客店而在车站的屋檐下露宿。我呢，在那辆破北京吉普车上睡觉是家常便饭。
八六年，梨山乡全年财政收入翻番，占全县财政收入的七分之一之强。梨山名气大了，连海外游客也络绎不绝。许多梨山籍的海外华人回乡认祖寻亲。我的目光也投向闻名全国的“苏南模式”，这种模式说白来就是发展乡镇企业。正当我摩拳擦场准备再大干一场时，一场变故打断了我的计划。八七年开春，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赵紫阳代理党中央总书记。我去年扶助上马的木竹加工厂、蚊香厂、地毯厂皆被银行告知银根缩紧，不再对外贷款。更痛苦的是，县里爆出特大非法集资案。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农妇以高出银行利息数倍的利率为诱饵，说是做化肥生意，共诈骗集资款近千万元。
集资之事，我早有耳闻，在乡镇会议上也是三令五申，机关工作人员一律不得参于其事。这倒非我有足够的金融知识，而是基于一种本能，觉得这也是一种变形的"击鼓传花。"我承认流通领域能产生巨大的利润，我也承认化肥等生产资料确实是紧俏物资，拿到批条就是拿到人民币。但我不相信这个农妇的话，我不相信一个有本事搞来几十万吨化肥指标的人没本事在银行搞定一笔借款。何况君子兰之事也给我带来了足够强的风险意识。但我怎么也没料到这场看上去波澜不惊的集资竟有之大的能量，在案发后暴发出如此可怕的威力。这个貌不惊人面庞黝黑的农妇竟有这样大的胆魄与头脑。暗流汹涌。渴望致富的人们在农妇拆东墙补西壁付出的高额利息面前晕菜了，在农妇用高价从黑市上买来再以低价销售的几车化肥面前糊涂了，攀亲托友，遍寻关系，以求把自己的血汗钱交到她手中，换来一张字迹粗劣的白条。连信用社的主任都受不了这种诱惑，挪用上百万元公款，加入其中。
梨山乡是首屈一指的富裕乡，自然免不了受其影响。案发后，一些被骗的群众天天坐在乡政府门口哭诉，要求政府为他们做主。怎么做主？我在会上讲时，你们置若罔闻。现在出事了，就找政府。农妇已经被抓。集资款只追回一半，肯定是先要拿去填补银行的窟窿。其他的皆被这位可恨的农妇挥霍干净。
读者们可能无法想像，这位翻身做了几个月慈禧太后的四十余岁的农妇，还养起三个"面首"。警察抓到她时，她正与其中两位小白脸在宾馆床上胡天胡帝。只能这样说，上帝欲让人灭亡，必先让其疯狂。不过，我私下猜想，这恐怕是女权主义者所喜欢的案例。许多年后，我就读到了一本以这位农妇为蓝本的小说，里面的她时刻高举着一面女权主义大旗。
我本是不必管这些家财荡尽的人。用一个刻薄的成语说，咎由自取。
最后，我还是管了， 为什么管？大家别笑，因为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儿跪在地上，给我磕头，头都磕出血，口口声声喊"青天大老爷"。她的父母都是这场集资案中的受害人。我这人有点清官情结，再加上这个叫王小菊的模样特别让人爱怜，让我想起个准备打杀小妾李氏女恒温的大老婆讲的那句千古名言，"阿姊见汝，不能不怜，何况老奴！"我吸吸鼻子，王小菊波光粼粼的眼神还真像吃不上馒头时的陈映真。我叫工作人员造了花名册，每户发了几百块钱生活费，同时向县民政部门申请救济--民政局局长已是我的铁哥们儿，这点面子，他还是会给我。对确实有困难的人家，我还安排到十几名到花卉养植中心等处上班，其中包括王小菊。
如果读者不带偏见，或会承认我应该算一个还不错能为百姓办点事的清官。但有件事，可能让大家失望。所谓清官，内心同样黑暗。我是一个三十三岁的男人，坦率说，因为工作一直压抑着性。陈映真的大部分精力也在工作与孩子身上，我常手淫。王小菊来了后，不知为什么，我的性幻想对象就成了她。
这年六月，东北大兴安岭发生特大火灾，费翔唱的《冬天里的一把火》烧疼十亿人民的心。据说，还有不少气功界的特异功能人士，比如严新什么的，跑到林区去施法降雨。我与有关部门的领导去下面检查消防措施，带上许芳。许芳其时已经是办公室主任。花卉中心的吴主任可能觉察到我对王小菊的好感，叫她来陪酒。吃过晚饭，其他领导走了。我留在中心刚建起来的一座郁金香大棚，王小菊为我介绍郁金香的品种。许芳喝了不少酒，说去卫生间。我嗯嗯应了，心不在焉。或许是因为路窄的原因，王小菊的乳房老在我的胳膊肘上揉来搓去。肘尖生出电，隔着薄薄衣物，我能想像出她胸口那两团滑腻有多么迷人。我口干舌燥，想起当年对陈映真干过的事，就硬了。我努力控制自己不去想这事，越控制越糟糕，阴茎是一团不随意肌。我也没法提醒王小菊挪开乳房。我想脱下王小菊的衣服，不敢，时非往日，我已经是有身份的人。我的手掌在她尖翘的臀部上方虚浮几秒钟，终于落在自己大腿根部，狠狠地掐了一把，等许芳回来，匆匆告辞。回乡政府，进办公室，没开灯，在黑暗中发愣，心魔发出吼叫，叫得墙壁也在摇。墙壁上的钟在缓慢地走，滴滴嗒嗒的时间被一个看不见面目的女巫偷走。我咬紧嘴唇，手伸入档下，眼看那珠穆朗玛在脑海中渐渐浮出庞大的身形时，办公室的门开了一条缝，一缕月光溜进屋。月光中有一个丰盈的影子，头发蓬松，像沙滩上的水母。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手重新放至办公桌上，用故作威严的声音嘶哑地说道，有什么事？
门被掩上，轻轻的咔嚓一声响。眉一样的下弦月的光从墙壁与房梁参差不齐的接合处流来，装满小半个屋子，并在凹凸不平的墙壁上方将阴影与光亮分割，割出一只只河里的鱼。时间放慢步子，被鱼的尾巴卷起一小朵一小朵的浪花。那影子顺着银光闪闪的水流流过来。
我凝视着许芳。我不知道她要干什么。手掌上有湿沾沾的腥味。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裤子已褪至膝盖。我其实是光着屁股坐在椅子上。许芳喉咙里传出呻吟。
我心里紧绷的弦几乎要被她这声呻吟拽断，赶紧提裤子，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出去。
许芳的眼泪掉下来。月光下看得清楚，是一滴清泪，又大又圆。我这人最怕女人哭。我说，你哭什么？
许芳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苦自己？
我说不出话。许芳蹲下身，仰起脸看我，眼神痴痴的，声音是那样轻柔，像神话书上所描绘的塞壬歌声，我不会给你添任何麻烦。我也不会说我爱你。但你要了我，好么？
我的身子僵硬了。一瞬间天人交战，脑海里出现无数道有关利弊权衡的算术题，但还没等我一一给出答案，许芳已向我凑来，所有的算术题都不见了，像退潮的海水，茫茫沙滩上只有一个硕大的贝壳。妈的，要死了。这是我第一次被女人用唇齿侍候。我所有的性经验在许芳的舌尖下是那样可怜好笑。我忘掉了身份，忘掉了政治前途，忘掉了陈映真，忘掉了李君强，眼里只剩下这具丰腴娇嫩比白素贞更为销魂的身子。我成了一头咆哮的兽。
事毕，我清醒了，害怕了。生活作风问题一向就是大问题，这若被人知道了，那还得了？
我说，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她点点头，突然说道，李书记，你为梨山做了这么多事情。我是梨山人。我只是想侍候你一次。没别的意思。你对王小菊有意思吧？我看得出来。很多人都看得出来。不过，我提醒你要当心。我听人家讲，王小菊已经被郑副书记睡了。今天晚上，我看得清楚，她在勾引你。搞不好，就是郑副书记在给你下套。你也知道，郑副书记是李县长的人。当然，王小菊可能与郑副书记没关系，她可能是崇拜你，可能是想感谢你，不管她的想法是什么，她毕竟是孩子，很难守住秘密。如果你们真发生了什么，这对你太不安全。你若需要发泄，可以找我。我会把一切安排妥当。我做事的风格你是知道的。你放心，我再说一次，我不会给你添任何麻烦。陈姐，我见过几次，也聊过几次。我很喜欢她，很敬重她。她能嫁你，是她的福气；你能娶她，是你的福气。你们很般配，你们都是有福气的人。
许芳的话有点哽咽。许芳这番话让我激棱棱打了个寒战。许芳的做事能力我是清楚的。没想到自己对王小菊的好感竟然在这么多人眼里落下了痕迹。该死，那个王小菊到底拨的是哪颗算盘珠子。许芳说得一点也不错，千万小心。官场不比走钢丝好多少，我的性格比较狂狷，想做事，要说不得罪人，不大现实，且往往连自己是怎么得罪的都不晓得。何况，就算没有得罪，树大招风，出头的檩子先烂，这可是千古名训，中箭落马的滋味可不好过。八十年代初开始扬名四海的企业改革家，有几个好下场？
我说，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
许芳惨然一笑，我说爱，你信吗？我自己都不信。
许芳走了。我陷入沉思。郑副书记是李县长的人，我在大家眼里又是谁的人？真是有意思啊。
这年年底，许芳晋升梨山乡副乡长。
八八年，商品经济的大潮掀起神州狂澜。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下深圳，闯海南，停薪留职，创办公司，成为不安于现状的勇敢者最为时髦的行动。"富了摆摊的，苦了上班的。""摆个小摊，胜过县官；喇叭一响，不做省长；全家做生意，赛似总书记。"各种关于致富神话的民间顺口溜与小道消息如雨后蘑茹，吸引了循规蹈矩生活的人的视线。这是一个教授卖烧鸡、博士摆烟摊的年代，不能迅速转化成货币的知识在本年度显得无足轻重
我是见过钱的，百万富翁的距离与我曾只有咫尺，可日子毕竟过得清贫。很惭愧的说，当时与我同级别的干部抽的烟最起码是十四块钱的红塔山。他们的钱从哪里来的，我心知肚明，每月一百八十多块钱的工资，还不够买一条半红塔山，但我就以为自己模样俊，想做那朵莲花。
许芳仍兼着办公室的活，三天二头给我扔烟。我呢，公归公私归私，分得清爽，有客人上门，敬上一枝好烟，自己摆手表示不会。私下里，抽二块钱的湘南，就这，还得省着抽。要说不眼馋那些发财的人，是假话。我反复思索这个问题，并准备在私底下与来梨山检查工作的地区行署一把手刘书记交心--不提工作关系，因为岳父的引见，我们还是棋友。我也到这时才知道当年那盘"乌壳不出壳"是岳父故意下出的错着，就是想看我这人的德性。老右派的棋艺不要说太好了。整个儿滴水不漏。但没等话找到合适机会，刘书记一个电话过来，我调任大成县代理县长。并在上任三个月后，拿掉了"代"字。官职连升三级。这不符合人事惯例，在全省范围内也算破天荒，而且按正常的人事程序，地区行署组织部事先要派人到县里、乡里来调查，并询问我本人意见，但这次什么过场也没走，平地一声雷。
我头天晚上还在梨山乡办公室写材料，第二天早上接到刘书记电话，放下手上工作，立即赶赴大成县。
大成县出大事了。这事我早有耳闻。县里的几位领导自1984年价格双轨制的实施以来，从小打小闹到明目张胆搞"官倒"，竟敢把地区拨下来的计划内尿素拿到黑市上高价出售。贪污腐败之风横行，还买官卖官，乱出了名声。没想到这次地区纪委竟然动了这样大的决心，快刀斩乱麻，只保留了一个向不管事的唐书记，把大成县的领导班子一锅端，四套班子的干部都是在全区范围内紧急调来。
我成了六十万百姓的父母官。
摆在我面前的这摊子有多烂，我就不举具体数字。不包括县局，光县委、县政府就有十二辆奔驰、宝马，其中七辆是走私进来的水货。县政府后山有三十余幢被当地人民称为"王八楼"的由县党政部门领导及地方豪富盖起的私宅，最起码是三层的，深墙阔院，院内踱着几只毛发乌黑体格雄壮的狼狗。这片"王八楼"东边就是污水横溢、粪便满地的棚户区。在里面出没的面有菜色的人们连绝望的眼神都没有。一个与我母亲差不多年岁的老妇人蹲在破门前，用一口发了锈的锅煮饭，煮的是什么啊，几片从菜市场捡来的烂菜帮子，上面连油星都没有。凶悍的丈夫在另一扇门内把妻子打得头破血流，仅仅因为妻子丢失了三块钱。而那不幸的女人仿佛认为这是她应该接受的惩罚，被丈夫的拳头打到一边，嘴里哀哀地哭，又老老实实跪行到丈夫的面前，等待丈夫一脚把自己踢飞。八九岁的女孩光着上身赤着脚看着我这个陌生人眼神惊恐。
问她，天还凉，为什么不穿衣服？女孩受了惊吓，跳入墙壁后。旁边一个面黄肌瘦的男人答道，衣服介样贵，个个季节都要买，啷个买得起哟。反正女娃还小哩。省一点是一点。山里面，还有两公婆合穿一条裤子的。
这都跟听笑话一样。可当我到了大成县云岗乡不足百户人家的银坑村，亲眼目睹了那一切，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是八八年的中国大成县。贫富极端分化，干部鱼肉百姓，算得上"民不聊生"。
为什么会这样？很多年后，我得出一个结论：不幸，并没有底线。否极泰来，只是书上的一个成语罢了。对于穷人来说，他们存在的意义只是被不断掠夺以及繁衍可供人掠夺的下一代。这种疯狂的掠夺将吮尽他们体内最后一滴血。他们是别人的食物。是的。是食物。这就是隐蔽的真相。一切美好的词眼为穷人所打开的，并非天堂之门，而是通往奴隶之路。
要治理大成，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千丝万缕，种种利害关系，并非我所能一刀两断。尽人事，听天命，但哪怕前面是地雷阵，是万丈深渊，我也得往前趟一趟。地区行署对我的破格提拔让我生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心，并没有留意岳父眼中的忧虑，更未把陈映真的千叮咛、万嘱咐当回事。人有一死，或轻若鸿毛，或重如泰山，我拿这话激励自己。
当务之急是稳人心，尤其是广大科局级中层干部。归根到底，再好的政策都得由人来执行。中央一片晴、省里一点云，行署一片风，县里一阵雨，乡镇受涝灾。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无意的变形以及有意的阳奉阴违让我在梨山时就吃够苦头。我一个人，哪怕是铁打的，也攒不出这么多钉。我在全县范围内召开了一次三级工作会议，把我在棚户区见到的几户人家请上主席台，让他们扳着手指头给干部们数自己的收入支出，讲自己的日常生活。许多人哭了。我也哭了。
最后，我掼出一句话：地区行署纪委转给了我一批材料。我没看，一把火烧了。我当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党的好干部，是群众的好公仆。你们以前有没有犯错，我不管。我只管你们今后。我甚至可以向你们保证一点，只要你干出了成绩，哪怕以前犯了错，被查出来，我李国安用头上这顶乌纱帽保你们。我来大成，不是来要政绩的，我只想让大成八十万百姓有一口饭吃，有件衣吃，孩子念得起书，人们不指着共产党的脊梁骂娘。我不说大话、套话、官话、场面话，就这样散会。
中国官场有几大顽疾，一是坐车风；二是吃喝风；三吃饭财政，人事超编；四是公款旅游风。大成县也不例外，但情况特别严重。全县不含直属省管单位在内，不含警车等政法部门的专用车辆，光专门配备给各位领导乘坐的各种公车有一百五十九辆。不算当初买车的钱，每辆车的维修保养费用、每年以行驶二万公里计算油耗、保险费、养路费、车船使用税以及一个专职司机的月工资，每辆车每年最低费用也要五千块钱左右。这里就是七百多万。公款吃喝的数额与其相当。公款旅游也有三百多万。加在一起，近二千万，与全县财政收入基本相当。这是何等畸形的一种消费！
全县的干部又有多少？有具体名头的党政部门、行政机关，加上四大班子，共是92个。领导干部人数：正职92人，副职279人。全县共有行政、事业在编人员二万八千人。官民比例高达1：28。即二十八个老百姓就得养活一个干部。若加上不在编的，还另二万人。这个数值有多么惊人？纵向看，西汉时期官民比例是1：7945；康熙年间的官民比例大概约为1：900；新中国建立时期是1：600人；横向上看，日本是1：150人，法国是1：164人，美国是1：187人。这若不是国家拨的扶贫款、救济款，这些干部连饭都没得吃。
这一堆堆枯燥数字对我的冲激太大了。这年，我干了几件事。
全县一百五十九辆车子，党群战线以及四套班子在内共二十个部门只保留四辆车，政府、县委、人大、政协各一辆；各单位的领导专车最多只允许保留一辆。所有车辆的购置价不得超过桑塔纳。谁要嫌档次低了，自己去找我们管不了的省管单位借去。结果拿出九十七辆公车，其中七十辆是进口车，再加上县里的那十二辆，由省某专业拍卖行向全社会拍卖，最终拍出一千五百万。这笔钱花了一大半用来清偿乡镇干部与乡中学老师的工资“白条”。
政府部门禁止公款吃喝。就这样简单。统一到县食堂吃工作餐。若有特殊情况，报县公关小组批准。凡公款吃喝者，一经举报落实，举报者获得公款吃喝者自掏腰包的相当于该桌宴席的金额以为奖励。公款吃喝者第一次降行正级别，犯三次开除公职。若在审计中查出做假账公款吃喝的单位，处以十倍罚金，并奖励审计局。
凡需要大成县掏钱的公款旅游，彻底禁绝，毋论是什么考察，还是学习，一律自掏腰包。要不，就别去。自然会有想去眼界的人。若别处掏钱搞的公款旅游，不反对。但如果贪了，拿了，循私舞弊了，那就对不起了。
向上级部门变着法子要钱。我专门成了一个公关小组，并特意从梨山乡调来许芳、明海负责，搞了几个样板工程，各种性质的样板工程。比如，凤岗有几百亩林子，长得还算郁郁葱葱，我请有关部门做了许多牌子，牌子上分别写着青年示范林、生态林、防风林、三八林……每次许芳邀请省区有关部门来参观，陪着客人在林子边咔嚓咔嚓照几张相，领导们就乐开怀，开始拨钱批款子。这还不够煽情。最来钱的是扶贫工作。国家贫困县自然是要申报，几个人专门在省里部里跑，跑不成，你就给我死了拉倒。大量的大化土特产就往上面搬。光搬东西，人家也会。我把大化县最穷的村庄、那些衣衫褴褛的人请专门的摄影师拍了相片，做成一本集子，亲自动手写出几句让人掉眼泪的话语，印上五千册，到了地区、省里、中央是见人就散，再想尽办法请脑满肠肥的老爷们来大化，一定要把他们的同情心激发出来。年底一盘点，乖乖，我们比往年拿了二千万。可见老爷们的心也是肉做的。值得赞叹。当然，许芳，还有一位叫杨成艳的副县长更值得赞叹。她们为要钱付出了太多。一个姜老爷指着阔口高脚酒杯对着已经醉熏熏的她们说，喝一杯，给十万；这两个傻女人，就一杯一杯喝下去，一个喝了三十四杯，一个喝了四十一杯。没法想像她们单薄的身体里是如何容纳下这么多酒精与液体。感谢姜老爷，他的话兑现了一半。没让她们白喝。虽然白喝是正常的。
卖车也罢、要钱也罢，都不是正路。农业上的亏欠又太多，休养是根本，反正我是不指望从那里拿钱，只要叫我不往里面贴钱就心满意足了。但二万干部要吃饭啊。所有扶贫款救济款一律专款专用，每笔款项的用途都必须经我过目。过去吃的是救济，现在该吃哈？我这人确实胆大妄为，从那些犯在“价格双轨制”的人那里获得灵感。“官倒”是一把双刃剑，就看是为自己谋福利，还是为百姓谋幸福。我也根本没有一点现代政府的意识，完全是搞强人政治，顶风而上，找过去曾参与此事的生资公司经理、物资局局长谈天，鼓励他们扔掉担子轻装前进，重新组织了一个公司，叫华润，把明海放进去，专做倒空卖空的生意。上帝眷顾了我，七月二十八日，国家决定对13种名烟名酒的市场价格放开，全国各大中城市从抢购名烟名酒渐渐开始掀起一股抢购火柴、肥皂、洗衣粉、毛巾、被单、铝锅的狂潮。我们以政府名义向银行贷款，通过回扣等方式，在这个狂欢的日子来临之前囤积大量货物，在短短二个月时间内盈利数百万。当本年度十月中央作出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后，我们这种行为虽有收敛，但就没停止过。我说过的话是算数的，其中一名生资公司的经理真是才俊，但地区纪委为了他原来的错误找他谈话，我为他与地区纪委拍了桌子，并把状告到刘书记那。
大成县是农业县，不比梨山，没有底子。财政收入主要靠的是农林特产税及其他。大量土地被搁荒，许多青壮年流失到广东、浙江打工。农民不愿种田。我把搁荒土地在乡一级部门统一调剂，小的拼大，大的拼更大，在全国范围内招聘种田大户，给予种种政策性优惠，比如收一百块钱税，返回三十块钱补贴。把国家的各种支农款、专项资金用在实处，搞农田基础水利建设。完善农村投融资体制，鼓励农村信用社多向农民发送小额货款。还冒天下之大不讳搞村民自治选举。乡里一并不得指派村干部，用无记名方式投票选举。做通县医院白衣天使的工作，让他们组织一个医疗小分队，每个星期到一个村庄为老百姓免费看病，并发放普通药品。药品这块由县财政支出。
赚钱是本事，花钱更是本事。搞良种强行推广，就花了二百多万。开始老百姓不信，骂娘，还偷偷地把良种吃了，把育出的秧拔了，换种原来的品种。等到二晚一熟，种田大户的庄稼长势那个喜人，老百姓终于相信了。
对全县贫困线以下的群众给予生活补助，根据实际家庭情况，每月二十元到四十元不等。贫困家庭学生一律免书本费、学杂费、寄宿费。这一块花的钱更多，约去了五百万。
都骂我败家仔啊。
或许有朋友会问，大成县就是你李国安一个人的大成？那么多修炼得道的老狐狸就允许你这样胡来？
我胡来的事情还在后头。
我把那位不管事的唐书记的奔驰车弄没了。那老头儿像死了亲爹，天天坐到行署去哭诉，行署领导不厌其烦，打电话叫我要注意团结，说，他是一把手，你是二把手。这组织原则不要搞错了。我说，我当然知道他是老大。所以他坐桑塔纳，我坐北京吉普。老头儿被我气得上地区疗养院，不愿意看我这个沐猴而冠的家伙表演，在那风景幽丽的名胜处静候我可耻的下场了。还有一个杨副书记，挺年轻，也是从别的县刚调来，笑里藏刀，整天不干别的事，专门给我捣蛋。小报告打多了，领导耳根子会软哪。得让这只苍蝇闭嘴。我叫明海请他吃饭，再找了个三陪小姐，用他的裸体摆出种种造型，等他酒醒了，告诉他，你还是自己打报告调走吧。他威胁我，说撑场面的硬话。我笑了，扔过去一本金庸先生所著的《鹿鼎记》，告诉他，韦小宝会怎样对待他的敌人，又是怎么对待他的朋友，我必有过之而无不及。你自个选择做朋友还是做敌人吧。
这话我不吹牛。我这人从不爱拿那些大词儿招呼人。虽然自己就是在用大词儿激励自己。古人说得好，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钱能使鬼推磨。今人也说得好，利益的同盟比道德的结盟更可靠结实。明海搞华润公司，我批准他们这几个经理每个人年终奖金几万块钱。有人在会上跟我提，讲几万块太多吧。我说，有本事，你也给我一年赚八百万来。
许芳与杨成艳不是拉钱吗？我分别给了万分之几的提成。有人不乐意，说风凉话。我说好，你去拉。谁拉来了，我都照给。一视同仁。妈的，这点奖金还不够治人家喝酒喝出来的胃溃疡。
坦率说，明海这个华润公司是县政府的小金库。一切不便于公开的财务支出，都在其中支出，光帐都做了三套。明海为我赚钱。许芳这个公关小组在拉钱的同时还负责替我花钱，弄清上级各部门领导的爱好以及家庭状况。谁喜欢书法，谁好金石盆景，谁家里急需用钱，谁老婆孩子的具体生日......资料收集要尽可能完整，尽量可靠。在这方面花钱，我从不吝啬，光为各位领导找不花钱的保姆就从农村找了五十四个，够一个班的人数，还都是年轻漂亮的，并都搁到县政府招待所进行过强化培训。
领导是个人，他就有做人的弱点，只要找对路子进攻，一定可以成功。
这句话，我在公关小组的碰头会上天天讲。有关支出，我在县常委会上做了通报，自特别经费中列支，以各种名义入账。这笔钱花了三百万。我用得问心无愧。但从其他角度看，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结果是，我也是在用公家的钱为自己铺路，建人脉，找可以乘凉的大树。
我是想为老百姓办事，此心苍天可鉴。我并不想做被人架成一根道德标本的海瑞。要想办事，必须大权在握。
搞我的人多不多？多。我怕不怕？不怕。整整一年，我没回老家，没去看陈映真，到星期天，与轮值的各部门的负责人，各搬几把桌椅到县中心广场，听老百姓提意见，一有问题，当场处理。陈映真抱着三岁的李君强来看我，叫李君强喊我爸爸。那小东西研究了半天，说，这不是我爸爸，是大灰狼。
八九年初，《人民日报》发表大邱庄禹作敏的文章《十年改革十年巨变》，详细介绍了大邱庄的发展情况和经验。我仔细读了几遍，从里面琢磨出一面"政治挂帅"的旗帜。在公关小组外，我从宣传部抽调人手，成立了一个特别的宣传小组，专门在全县各条战线上树典型人物，上报地区、省里。
官样文章做得震天响的同时，我在县里小范围内召开人事制度改革会议。准备搞"三刀切"。一是，所有编外人员全部清退，不管能力、资历，一律自谋生路。政府第一年发百分之八十工资，第二年发百分之五十，第三年发百分之三十。第四年，没有了；二是，各单位在编人员半年抽签轮岗，不搞竟聘。富裕人员一律充实到我特别增设的第三个小组，农村工作小组，下到全县二千零二十三个自然村，与村民同吃同住，工资照发。简单说，也就是毛主席搞的"上山下乡"。为什么不搞竟聘？人的能力是没法有一个量化标准，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形式上的公平才是当下惟一的公平。过去的官员选拔还搞摸阉呢；三是把国家规定的退休标准强行提前五年。到了年龄就下吧。各单位一律不准进人，全部冻结。
最后我还加了一条，预备了一根胡萝卜。不管是编外人员、轮岗下来的富裕人员、还是退休人员，只要有某方面的本事，能拉来钱，能写一手好文章，哪怕是能栽一手好菜，欢迎自荐，材料直接递交我本人，由政府统一返聘上岗，量才使用。
可惜，这份计划并未有机会得到实现。春夏之交的风波搁浅了它。稳定压倒一切，成了重中之重。我这条小泥鳅自然不敢在这种非常时刻瞎折腾，整天开会，传达中央文件，讨论如何防止可能发生的变数。与此同时，我的黑材料也在行署、省直有关部门堆起一座小山。九月，地区人事大变动，一直保护我对我青睐有加的行署刘书记调任省人大政协担任副主席，明升暗降。十月，我自大成县离职，进省委党校学习，不再担任其他具体职务。大成县的改革曳然而止。一位省厅下来的杨副处长接手了我的工作。
岳父问我，知道为什么要把你拿下来吗？
我说，知道。我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
岳父又问，知道为什么当初要让你上去吗？
我说，知道。我是过河卒子。是中国象棋里的过河卒，不是国际象棋里的。
岳父笑了，心态不错嘛。
我说，这是自然。我都是四岁孩子的爸了。
岳父说，知道为什么让你进党校吗？
我说，保护我。
岳父说，明白就好。你回去吧。
岳父的财政厅长仍然坐得四平八稳。若没有他明与暗的支持，我不可能在梨山、大成搞出任何名堂。事实上，按陈映真的工作表现、能力以及背景，她早该晋升正科级干部，但这七年来，她一直原地踏地做着林业局的副局长，原因就是我的火箭蹿升。这是官场微妙的平衡。
说到这里，有点心酸。我的诺言在巨大的政治风暴中是何其苍白无力。我曾力保的那位生资公司经理，在我离职当日，被重新请入纪委，一个星期后，检察院按法定程序起诉了他。明海来找我，说审计局进驻华润公司调查。生资公司经理已向检察院交待我与华润的复杂关系。明海言谈间面有忧色。他毕竟是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我用几句套话宽慰他。我并不怕审计局、检察院。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华润公司的三套账，最真实的一套在我手中，所记录的那三百万资金的真正流向，精确到元角分。就算岳父不再做官，真有哪个傻逼想动我，我把这本帐拿出去，也能买个平安符。但私底下，我还是觉得对不起这个颇有才气跟着我吃了四年苦的年轻人。我是吃饱了撑的，人家在梨山的日子过得那么舒心，我为一已之私，愣唱着高调儿把他调来，给他画了一个大饼，最后把人家摞在半空。
还有许芳。她本是梨山乡副乡长，来到大成，做了我那个公关小组的副组长。我前脚离职，小组后脚解散。她现在就是一个享受副科级待遇的普通政府工作人员。唉。只能深深叹息。
明月几缕几多香，丝丝缕缕皆惘然。
功名利禄如云来，云开雾散还自在。
自在可以饮酒酣，毋须理会秋日寒。
明月应当自归去，不要为我添衣裳。
这一次离开大成，别说鞭炮，连一下掌声也欠奉。我没要县政府派出的小车，拎着一个简陋的行囊，没通知谁，独自步行去了汽车站。天下着微雨，阴阴的凉。鸟，应该是麻雀，一只一只在那群“王八楼”的屋脊上跳。瓦是一大片红，鸟是黑色的一个个点。这"点"在"面"上，弹啊弹啊。蛮好看的。好像这鸟是乒乓球，好像那瓦面是球拍。
“王八楼”中有二幢联体别墅，曾被县里收缴，被我拨给县养老院。养老院确实有困难固然是一大原因。我也是故意恶心那帮在“王八楼”里住的有钱人。我甚至向环卫所暗示，要他们在那里搞一个垃圾中转站。现在，一个老头，就在微雨里撑着把黑布雨伞，来回小跑。当我从门口经过时，他停下脚步，看着我嗬嗬笑。再过段日子，他可能无法再呆在这里。政治一向就是人走茶凉，甚至人还没走，茶已微凉。我心里很清楚。我在大成县搞的良种推广、农村工作小组、村民自治选举、对全县贫困线以下的群众给予生活补助以及免去贫困家庭学生学费等，都将沦为一纸空文。比如，县里已经明确表示将取消对种田大户的补贴。而这二幢房子也听说要被县政府重新收回另做他用。该买的车会重新买，该吃的饭将照样吃，该去旅游的人还得去。“革命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老婆告到纪检委，纪检委的书记说：该喝的不喝也不对。"
说来惭愧，去年的禁吃令曾导致大成县一大批餐馆关停并转。一个厨师还手抡两把菜刀，在路上拦住我，说要与我比试刀法。现在，他的高妙刀法算是有了用武之地。
我在大成县呆了一年半时间，大成县市面比较萧条，甚至还不如我来之前。用地区一位领导的话来说，到了夜晚，就是一幢鬼城，街头连个洗桑拿的地方都没有。我无意把大成搞成鬼城。我甚至有在大成搞一个红灯区的打算。我个人是赞成卖淫合法化的。但我得先让老百姓吃饱饭，而不是让二万干部每天晚上聚在街头餐馆猜拳划酒热热闹闹拉动GDP。
GDP能说明什么？两个母亲各自在家里照看孩子，不会产生GDP；如果她们交换看孩子，每个母亲向对方付费，则会增加GDP，但是孩子却因为非母亲照看而增加痛苦。又或者是著名的那个破窗理论。GDP不能衡量社会成本、增长的代价和方式，不能衡量效益、质量和实际国民财富，不能衡量资源配置的效率，也不能衡量分配，更不能衡量诸如社会公正、快乐和幸福等价值判断。可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了八十年代末官员们的政绩体现。我之所以能在前年连升三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在梨山乡干出来的GDP好。
我为大成留下的或许只有去年多弄来的二千万款子。可能还有向上级部门要钱的法子。顶多，再加上那个没成型的宣传小组。官员们来来往往。百姓们或许会因为某位官员，眼里冒出一点火星，很快，火星熄了，如是一而再，再而三，他们的表情就是我刚来大成时见到的那样——连绝望都没有了。
我在汽车站候车时打了一个盹。短短的十分钟内，我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
我记得我好像干了一件坏事，赶紧驾车逃亡。怕被别人发现，还把汽车折叠起来，藏入口袋。我涉过一条河。河水上游是哭泣的人们，男女老少都有。他们的眼泪汇成了这条河流。我感到害怕，继续飞跑，上了山。山里有很多树。我在树下坐，想歇口气。然后，我发现自己倒在河边，被人用木棍殴打。一个蒙着面的男人准备干掉我。我很平静地与他讨论各种问题。也提到自己做的坏事。我觉得马上要面临的死，是上帝对自己的惩罚，也是我惟一的赎罪方法。男人没理我，挥动铁锹，把我埋入土里，在掩上最后一锹土的刹那，嘿嘿笑了，脸色诡异。我的脑袋里出现他的声音--那些都是我把你用棍子打晕后出现的幻觉。
换句话说，我并没有干什么坏事，没驾车逃跑，也没走过河，走进山，我不过是被男人绑架在这儿。
但为什么我觉得自己干坏事的感觉是那样真实？
我问自己。然后醒了。
上车时，我看见去年那个在棚户区煮烂菜帮子的老妇人，她背着一个大竹篓从我面前一点点挪过，肩膀上似乎有看不见的山，身子是歪的。她看了我一眼，又好像没看这一眼，手中的铁勾子准确地敲在我脚边的一张废纸上，并刺穿了它。
九零年，《渴望》与《围城》轰动一时。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召开。我闭门读书，颇有点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中国传统士大夫风范。几位老领导在人背后夸我有静气、大气，不向组织发牢骚，提要求，能坐得下来。
我坐得下来吗？陈映真最清楚。在家里稍有小事，即大动肝火，有时自己忘了把电视机的遥控器搁哪了，四寻不得，劈手抓住不懂事的李君强打屁股。这几年的官场生涯算是把我的脾气养大了。陈映真容忍了我对她的无礼，但常被我对李君强的粗暴态度气哭。陈映真说，国安，你实在憋不住，就把拳头朝我打。别把气朝孩子头上撒吧。求你了。
我深知自己的不对。塞翁失马，焉知祸福这种朴素的辩证法，我还是懂的。省里一位我给他家前后安排了三位漂亮保姆的吴领导甚至给我挑明了话，国安，进党校并非坏事，说是打入冷宫，其实不然。同门之谊一向就是一种丰富的政治资源。你有做事的本领，也要有做人的本事。官场是做人，不是做事。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敌人多堵墙。
吴领导一定深谙“一起扛过枪，一起同过窗，一起嫖过娼”的道理。来党校进修的学生，不能说个个出去以后都是县长，彼此之间还是容易建立起一种帮衬、提携的关系。这“同学资源”的能量我也是懂的。岳父当初被人从垃圾堆里扒出来，现在站得稳，大抵是托那位做上方面大员的同学的福。我换了一个话题，说，孙猴子若没进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在里面呆上七七四十九天，恐怕也炼不出那铜头铁炉火眼金睛。领导嘿嘿笑了。
我没笑。这里说句闲话，提醒一下有志于仕途的朋友。不要被领导的几句甜言蜜语给蒙蔽了，不要被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等乱七八糟的荣誉称号给迷惑了。那些都是假的，只有官职才是真的。只要升了官，领导天天骂你是狗娘养的都成。领导只升三种人做官，首先是狗，绝对忠心的狗，叫他咬人就咬人，叫她撒尿就撒尿，能够充分满足领导的娱乐心理；其次是懂得孝敬能争来骨头且不吃独食的狗，否则，领导升你的官做甚？再次是会替领导办事挣面子的狗，所谓事情的重要性与领导的重视程度有关，比如说领导喜欢抓市政，你就是有本事让农民顿顿吃鱼翅，那也不叫会办事。当然，领导很多，领导与领导之间常互相咬得一嘴毛，要敢于下注，押大开小，那是天命。若不敢下注，老想捡什么鹤蚌相争渔翁得利之类的便宜，那得寄希望祖坟风水实在葬得好。
这年度，我写了七八篇学术论文，自己的一点想法再七拼八凑上一些名词杂烩而成，在几家期刊上发了。什么《贫困县加快发展步伐的几点思索》、《发展县域经济、推进新农村建设》、《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主要途径》，再通过关系，把它们一一摆到有关领导面前。目的只有一个，提醒这些可以决定我命运大权在握的人，这世上还有一个叫李国安的人，他很乖，虽然有时会干出一点很操蛋的事，毕竟是肯学习的好同志。
在期刊上发论文不仅没稿费还得向杂志倒找钱，美其名曰版面费。一本所谓的核心期刊所索的版面费竟然高达三百块，比我一个月的工资还多。我这位曾经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高风亮节的好干部拿不出这笔钱，为这几百块钱托人情似乎有点不大妥当，也得不偿失。陈映真见我的脸整天臭臭的，问清根子，发了半天愣，第二天把我母亲当年给她的几件黄金饰品拿去首饰行卖了。
一个人的观念可能就是被这样或那样的小事一点点慢慢转变过来的。水滴石穿，绳锯木断。不知是从具体哪天起，传入我耳朵里的风言冷语开始折磨起我的内心——而这些话，我原来浑不当一回事。
自我做上梨山乡乡长后，我妈那边的七大姑八大姨就络绎不绝来了。都是穷人，穿得破烂，还多半背着一小袋米、半包枣子，把一些她们并不擅长的恭维话说过后，结结巴巴地提出要求，希望我能帮她们解决一点实际的生活困难。一位叫孙姨的，据说祖上救过我姥爷的命，提着几盒点心，希望我能替她买几包尿素。一个叫张家嬷嬷的，说是小时候抱过我母亲，也抱过我，我还撒尿在她身上，希望我能把她孙子安排进厂里面。一位五姨，说六零年时省了一只红薯给我吃，我现在做了一个了不得的大人物，希望我能为她十四岁的女儿在县城找一个好婆家。
我一概拒绝。为此，我母亲还沤气，说我不认穷亲戚了。是白眼狼了。倒是已退休在家的继父还理解我，说娃是想干大事的人。咱们做父母的别拦着孩子。等孩子有出息了，到那时再回报乡里乡亲也不迟。
还记得青皮与二狗吗？也来找过我。青皮出狱后，整个人就不是当年的青皮，瘦骨嶙峋，还瘸了腿，见人就靠墙，形容猥琐，一只裤管踩在脚底，一只裤管卷到膝盖，鼓起很大的勇气说，国安，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我说，能帮的一定帮。
青皮在东门巷口摆了一个水果摊，兼卖烟酒。被烟草专卖局的人查出几条假烟，全部没收了不算，还要罚款一千块钱。我拿了二百块钱给他。他发了半天呆，没接，拖着瘸腿走了。一边走，一边打自己的嘴巴，打得劈哩叭啦。
二狗的妈找了我七八遍，我总在乡下，难得回来一趟。陈映真问她有什么事，她不说。有一天我在家，因为来访的人很多，一直到夜里十二点，才把客人送走。正准备上床睡觉，门被敲响了，打开一看，是她老人家，怀里还抱着一只老母鸡。天晓得她在门外等了多久。因为天下着雨，身上已经湿透，但怀里那只老母鸡倒是干爽，连粒水珠也没有。我想像得出她是以什么样的姿势来呵护这只对她而言无比重要的母鸡，赶紧倒了杯茶给她喝。她放下母鸡，开始控诉起二狗，说叫他来找我，这个没出息的家伙总不肯来。然后夸我，把我夸成了一朵花，说我打小就与众不同，特别乖，特别懂事，特别喜欢与人为助——那是我吗？接着回忆起我与二狗的感情，好像我们比亲兄弟还亲。我就没想起来。我问她有什么事，她就掉眼泪，说，二狗出狱后，就一直没工作。这次她不要这张老脸来求我，是希望我能为二狗找份工作。现在快四十的人，连个老婆都没有。就在街头拉板车做搬运工度日。希望我这位做兄弟的，能拉二狗一把，哪怕是安排到梨山做个看大门的，也好过现在。
这也太难了吧。我说不出话来。陈映真在里屋听见了，出来说宽慰她的话。说到后面，老人抹着眼泪走了。陈映真叫她把母鸡带走，她死活不肯。陈映真从口袋里掏出十元钱硬塞过去。她扑通声跪下，磕起头，嚎啕大哭，说，闺女，你开开恩呐。你们都是做大官的人，从手指缝里漏一粒米就够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吃一辈子。
这老年人跪年轻人，在民间是有说法。这年轻人是要被天打雷劈的。二狗的妈是急糊涂了。我与陈映真面面相觑。我扶起老人。那只该死的母鸡这时也来了劲，挣脱了脚上系着的红绳子，满屋子乱蹿。
这事，我也没帮。我不能开这个口子。
让他们戳我的脊梁骨吧。
现在，我离职了。激烈一点的人说，恶有恶报，是老天爷在收拾忘恩负义禽兽不如的李国安；和善一点的人说，做人不要光栽刺不栽花。得饶人处且饶人。行得善事多，一生福气多；刻薄一点的人说，十分伶俐使七分，常留三分与儿孙，若要十分都使尽，远在儿孙近在身；冷眼一点的人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回懂了吧？傻了吧？好好痛定思痛吧。
我不断地反思，也渐渐觉得自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傻逼。我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图的是什么？人家骂我沽名钓誉之徒，恐怕是一针见了血。
我问陈映真，我是不是这样的人？
陈映真想了半天，说，有时，我也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我觉得你有时特别爱做秀。不仅是做秀给别人看，还做秀给自己看。你特别在意做一个清官能吏。清官与能吏是矛盾的。“清”了就难“能”，“能”了不能“清”。我想这道理你都是懂的。可你偏想一人分饰二角。我都担心你这样下去会得精神分裂症呢。
陈映真嫣然一笑，与我开了一个玩笑。我还是没笑。幽默已经从我的生活中退场。我知道我脸上已生出许多个面具，可它们已经与我血肉相连，拿不下来。我牵牵嘴角，想挤出笑容。我的笑容比哭还难看。
陈映真吻了下我的额头，说，退下来，是好事。国安，不管怎么样，我都爱着你。一辈子。
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城里的人想冲出去。官场也是一个城，为什么只见想冲进来的人？
这一年，神州大地掀起"红太阳热"。连开车的司机在车辆的挡风玻璃前都不挂菩萨，改挂毛主席像。有关于"毛主席显灵"的说法比比皆是。广州两车相撞，一辆汽车上的乘客全死了，另一辆车上乘客却无恙，原因就是后一辆车的司机座位上挂了一幅毛主席像。某市政府对面工人文化宫门前的毛泽东像边，甚至有人贴出大字报：毛主席您向前看，住的都是贪污犯；毛主席您向右看，都在开妓院；毛主席您向左看，都是劳改释放犯；毛主席您向后看，都是穷光蛋！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怀念毛主席的人都是穷人。这种热伴随着腐败、贫富差距拉大以及种种社会不公不断升温，并渐渐在民间把毛主席塑造成一尊真正的神。而中国的官僚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并没有这种异乎寻常的“红太阳热”。到今天，也还是这样。一些人怀念，一些人否定。
九一年国庆前夕，三十七岁的我出任地区交通局局长兼党组副书记。近两年的冷板凳终于坐到头。当亲眼目睹了行署组织部签发的人事文件后，我不动声色暗暗吐出一口长气。
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写了一首诗，其中几句是“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我也是喜极欲狂，恨不得仰天长啸，掬水弄月，冲大街上的每个人抛去飞吻。不过，我没杜甫这样失态，涕泪是没有的。陈映真虽然高兴，眼神却疑惑。我当然不会告诉她这官是跑来的，是要来的，是花五十万买来的。
我不是连三百块钱都拿不出来吗？哪来五十万巨款？不瞒大家，我从银行贷的。我在党校结识了省中国银行计划信贷处的一位姓郑的科长。我在大成县那三百万钱也没有白花。岳父在听闻我即将被提拔时略有诧异，把我叫去下棋。我带着两盒云南永昌府的云子外加一块香榧木棋盘去了。那间青藤楼房的客厅里已多出一幅书法，“碧纱窗下水沉烟，棋声惊昼眠。” 其字圆润丰腴，楷法精严。出自苏大胡子的《阮郎归》。岳父看了我一眼，也不多话，接过棋具。两人落座猜子。
岳父执黑。啪、啪、啪，一、三、五着，按照三三、星、天元的顺序打了出来。第一手棋没让我惊讶，诸葛一生唯谨慎。第二手棋也在棋理之中。我应以错小目开局。岳父摆下的第三个黑子让我思索了半天，决定对这粒空悬的黑子不予理睬，挂黑棋星位角。一局终了，我以二目败北。这很正常。我不输才奇怪。这几年，我对棋已完全不在状态。为什么只输两目？棋至中盘时，我的白棋形势几欲崩溃，一条大龙完全是岳父手下留情才得以残延喘息。
我为岳父倒了杯绿茶。岳父呷了口，笑笑，国安，你看过吴清源的棋吗？
我恍然大悟。被誉为“匹夫而为异国师，一着而为天下法”的吴清源大师在对本因坊秀哉一局，以一人之力，挑战名人偕其门下全体弟子，即是以此三三、星、天元起局。此局亦被称之为“昭和名局”。
岳父给我提吴清源是什么意思？给我下这手棋又是什么意思？又为什么要手下留情？ 吴清源这局棋输的也恰好是两目。岳父没细说，我也没详问。岳父推开棋枰，眉头皱着，突然说道，你去交通局是田副省长表的态，不是我的意思。
我点头说道，我知道。
岳父又说，我本来想再等一年，把你调到省直。
我起身朝岳父鞠躬，说了声谢谢。
岳父冷不丁地说道，你为什么这样急？
我一怔，难道岳父清楚那五十万元的事？不可能。可能有细心的读者这里又会发问，你李国安凭什么就敢贷这五十万？你拿什么还，难道喝了一年多的冷茶，你这个自许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人就已做好了贪污受贿的准备？你就算准了这五十万不会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就算准了一个交通局局长的美差在等着自己？明知岳父是财政厅厅长，迟早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为什么还要在田副省长那押赌注，这样亟不可待？
我只能把我当时的内心想法告诉大家。我渴望舞台，一个足够大的舞台。别说贷五十万，贷一百万，我也敢。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尝过权力滋味的人，要想再放手，说什么山间风月竹篱农舍，那太难了。有几个人是华盛顿？我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不贪污受贿，不拿老百姓一根针线，把这贷款还了。我能在大成县搞华润公司，就能在别处搞盈润、科润。只要我有一个实职，必然能以此为支点撬起整个地球——古希腊的哲人阿基米德有句差不多的名言。
我并不担心肉包子打狗，送领导一条烟，领导接了不办事，那是理所当然。送领导五十万，领导敢接，说明他差不多有谱。当然，送也得讲究技巧。对田副省长这种级别的人物，直接送钱是不妥的，我用这五十万买了一副国画大师的真迹，并附有香港某权威拍卖行的鉴定证书。田副省长才五十出头，年轻有为，在中央也有人。我不能把所有的希望全寄托于岳父那。人是自私的，岳父也要为自身考虑。如果他前年坚持让我留任大成县长，并非不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说，他选择了弃车保帅，我是他与别人进行政治搏奕时的一粒棋子。我已经闲了快两年，这六百来天，我天天都是热锅上的蚂蚁。
我并不知道自己能担任交通局长一职。完全是运气。或者说，是田副省长的决定。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决定，不该问我，应该问他本人。我私下猜测，可能是田副省长认为我这个人胆子比较大，没有实权时都敢拿五十万送上去，若是有了一个肥差，恐怕五百万都能送上去。大家别笑。我们天天讲反腐倡廉，这样监督，那样提倡，若能真正把决策公开，把财务公开，把人事公开，把政府行为全透明化，什么东西都摆给老百姓看，摆给社会舆论说，来一个釜底抽薪，这工作就并没有多困难。不过，若真这样，那做官就真是做公仆了。所以说，领导赏了你肥差，摆明就是要你去捞的。你若辜负领导的青睐，那该一头撞死。别霸着粪坑不拉屎。当然，捞有捞法，有人捞得巧，有人捞得笨，有人捞出一身正气，有人却把自己捞进监狱，这捞的学问却是大得很。
或许这些理由并不充分。反正我就是这样想了，这样做了。性格决定命运。我可能是天生的赌徒。但像我这样的人并不少，比如那位郑科长，这五十万说是我贷的，我没签一个字。他是用五十万赌我的政治前途，而我也值得他赌。
这些话我自是不会对岳父说，傻站半天，憋出一句，我也不知道田副省长为什么要用我。可能是他读了我几篇论文。觉得我这人还有想法。
岳父叹口气，眉宇间有忧色。这种忧色当非作伪。可能有两点原因。一是，我是通过何种方式获得田副省长的欢心？我似乎已经不在他的控制范围以内；二是，我是否会在交通局这个公认的“犯罪分子的温床”摔跤，毕竟我是他独生女儿的丈夫。
我起身告辞。权力是最好的春药。这话一点也不假。陈映真有点招架不错在床上重新龙精虎猛的我，嗔道，你要死啊？
我哈哈大笑，突然理解了毛主席。
这回我低调了许多。到任三个月，许多中层干部都不认识我。我没事就在档案室里看资料，间或把一些人叫到办公室聊天喝茶。讲白一点，就是看他们是什么样的人，顺便也给他们一个表忠心站好队的机会。一朝天子一朝臣，这话搁哪个朝代哪国政府，都颠扑不倒。“刺头儿”要不要用？也要用。一个领导有没有水平，关键是看他如何用这三种人，奴才、庸才、人才。这是一个菱形结构，两头尖尖中间大。奴才防着用；庸才哄着用；人才累着用。奴才不是蠢材，多是小人，搞不好就被反咬一口。庸人代表群众，是大多数，所以得让他们如沐春风。人才最贱，喂一把草就能挤出一大桶奶，每天不挤出三桶奶，他还憋得慌。这三种人是有交集的。奴才加庸才可以随便用。奴才加人才最是难得。
有一件事，或许值得说说。这年初，电影《焦裕禄》热映全国。我到任后，组织全局一百七十三名干部职工重新观影，再谈认识，字数不限，不得抄袭，联系自己的实际情况谈。为什么要这样搞？堂而皇之的理由就不说了。关键是从这种最易打马虎眼处看人，看有几人敷衍了事，看有几人胆敢抄袭，看有几人满纸热泪，看有几人意识到这也是机遇……
明海来找我。我把他直接调入交通局，给了一个并不显眼的位置。我很坦白地告诉他，你还得再办一个华润。
许芳也来找我，我与她谈了一夜。许芳说起她在大成这两年的狼狈日子，哭了。她的容貌憔悴了许多。我很难受。我问她是否还愿意跟着我干，她想了半天，还是摇头，请求我能帮她调回梨山。我答应了她。我们都心知肚明，我们之间的情份完了。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是梨山。她前年跟我来大成县是替梨山人还情的。她是梨山人的好女儿。她若再跟着我，对我们来说都不是好事。不提讨厌的闲言风语，简单一点地说，地区的政治气候比起县乡，需要更多的走钢丝的技巧，而许芳并不具有这种长袖善舞的政治才能，要不，在我离开的日子里，她也不至于如此窘迫。我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更懂得平衡艺术的女人。
九二年，随着邓公南巡讲话精神的传达，新一轮的商品大潮轰然而至。时代终于选择了市场经济。与八四年的摆摊致富不同，与八七年的官倒发财不同，这次的弄潮儿大抵是一批高素质的人才。有两件事引起了我的深思，一是深圳股市骚乱。一百五十万人从全国各地涌向深圳，采取买表抽签的方式认购五亿新股；二是在中共十四大开幕当夜，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资料室主任解万英在校园里跳楼自尽，留下一本封面上涂写着“共产主义必定胜利”的《求是》杂志。
杨成艳已调任地区水利局常务副局长，官算是升了半级。我在一次晚宴上又重新遇见了一身职业套裙的她，也情不自禁地想起大成，感觉真有点恍若昨世。我们没谈大成，聊起这两件事。杨成艳给我提了一个问题：七个人，因为海难漂流到一个孤岛上，食物很匮乏，岛上所能种植出的粮食仅够每天熬一锅粥。怎样分粥？
我笑了。我在某本书上看过这个管理学上的经典理论。大家轮流分，看似平等，但每人只有一天才能吃饱，而且有余，其他六天得挨饿。找一个最有威望的人来分，结果是他能吃好，拍他马屁的人能吃饱，与他关系不那么亲密的人得饿死。所以几千年的中国就是一部陷入死循环的造反史。书上给出的结论是：分权制衡。大家轮流着分，分粥的那个人最后一个领粥。不过，我可不想炒书上的冷饭，反问了一句，你觉得应该怎么分？
把他们都改造成共产主义新人。杨成艳笑了，如果他们中有谁不肯大公无私，只好砍他的脑袋了。
我也乐了，接嘴说道，砍啊砍啊，就砍出一片甘蔗林。还是郭小川的甘蔗林。
我们异口同声地念道，南方的甘蔗林哪，南方的甘蔗林！你为什么这样香甜，又为什么那样严峻？
我们相视一眼，一起哈哈大笑。这个问题确实有意思。马克思渴望“物质极大丰富”，最好每人都有一锅粥，可惜孤岛就这样大，地球的重量只有59.76万亿亿吨。而且物质再怎么丰富也不可能消灭“稀缺”。“稀缺”是唯物的，更是唯心的。就算人人一辆汽车，谁开宝马谁坐夏利？就算人人都开上了同一排量同一款式宝马，可满大街都是这样的宝马，又有几个人能受得了？何况，人确实有聪明妍媸之分，用一把量筒让垂垂老者与一个干活最卖力的壮汉吃一样数量的粥，其实更不公平。再说，哪里能找到这个量筒？恐怕连阿里巴巴的藏宝洞里也没有，得向万能的主申请。
我与杨成艳并肩走出餐厅。明月淡淡，印在墙上，那千万流光都化成了水，把整幢楼洗得透亮。我突然感觉不大舒服，好像被某种力量在胃部打了一拳。眼前的景物好像有了耳嘴鼻舌喉，以一种诡异的神态在诉说着什么。一些寂静的光线穿过身体并把某种东西带出体外。我蹲下身，咳嗽起来。杨成艳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可能是风寒。我问她是否愿意再与我搭伙干。
杨成艳笑靥如花，说，怎么，还打算给我发奖金？她的下颌是尖的，像蛋清一样，呈半透明状。
母亲过世了，两个月后，继父也过世了。我在收拾遗物时读到母亲的日记。若非这五本日记的提醒，我真的忘掉了自己还有一个亲生父亲。我能有这样一个继父，是前世修来的福气。我按照他老人家的遗愿，把他与母亲合葬一处。愿他们下辈子还是夫妻。父爱如山，坦率说，我对母亲的感情并没有对继父那样深厚。我是在继父过世上才惊讶地发现这点。母亲过世的那天，我哭了，心里并没有特别难受，反有解脱之意。继父葬礼的那天，我没掉一滴眼泪，当时也没有什么难受，人总是要死的，区别只在于死得快慢而已。但几个星期后的一天，我在街头，发现前面不远处走着一个人。继父，我想喊出声，马上意识到这不可能，可身影的的确确是继父的。一件藏青色的茄克，一条黑裤子，头埋在耸起的肩膀里，头上还戴着一顶呢子做的鸭舌帽。那一瞬间，我以为自己已不在人世。周围熙熙攘攘的人群消失了。眼中只剩下这个高大的身影。
我情不自禁赶上前，猛回头——不是继父，是一个完全陌生的老人。各种各样的声音重新把我拉回到尘世。老人看了我一眼，目光浑浊，走开了。他的身影与继父完全一样。我不应该赶上前的。我失声痛哭，在马路上，在天空下。我一个三十八岁的男人竟然无法抑制自己的眼泪。雨下了起来。是阵雨，像马一样喷出响亮的鼻息。雨雾腾起。雨点带来上帝的声音。一股巨大的悲伤迎面撞来，并摧毁了我。身体里燃起细微的火苗。我听见体内细胞分裂的声音。我在这个时刻才知道，我对继父的眷恋有多么深。那个嘎着嗓子吐痰的老人永远不在了。
我把母亲的日记烧了。我能理解她的做法。她不想把这个秘密带入坟墓。但我不喜欢她这种做法。或许她没意识到——从此，我是一个杀人犯的儿子。我将独自背负这种罪感，一直到死。
我没把母亲的秘密告诉刚从冶金学院毕业的李国泰。长兄若父。我们之间的兄弟情谊并未随着他一天天长大成人而有所疏离，他在念大学时，还会把他喜欢的女孩儿以及喜欢他的女孩儿告诉我，让我帮他做做参谋。我问他打算干什么？如果他愿意，我可以替他在全地区任何一个部门找到位置，甚至是省直机关。他拒绝了我，说，机关是牢笼。进了机关，就等于被判了无期徒刑。他不希望自己的一生是从复印机上COPY下来的。他渴望去南方，在那里寻找自己的舞台，过上一种不可测也充满机遇与挑战的生活。我没阻拦他，虽然我很想告诉他，所谓舞台，必有大小，这长宽高就是牢笼的栅栏所在。或许还可以这样说，整个世界都是一个牢笼，里面塞满大大小小的笼子。不过，少年心事当拿云。年轻人的热血总是热的。我也是这样过来的。
我的一个姓汪的党校同学，已辞职下海去了海南开公司，生意做得还不错。我把弟弟介绍过去。弟弟没拒绝。从某种意义上说，南方这个已经被赋以诸多涵义的词语本身即是他的梦想。想想也是嘘唏不已，我们的生活就是被些想像与观念所覆盖。我们是它们的奴仆。
陈映真带着李君强回到地区，在财政局综合科做了科长。我们告别了老家那个小县城，告别了那里的人那里的土。
时间像水在流向大海。身体一点点变咸，嘴里越来越渴。
我并不清楚是什么东西改变了自己。我不再是几年前那个“花疯子”、“李绝后”。我不断地问自己，那两个偏执的人曾经就是自己吗？想想“花疯子”与“李绝后”的所作所为，只堪有两个字形容——疯狂。我忍不住问陈映真，你怎么会爱上这样的人？
陈映真白了我一眼，你说什么啊？
我有点尴尬。幸好，夜色掩饰了我的表情。我望着窗户外面。蔚蓝色的月光在虚空处汇成了海。我发了半天愣，换过了一种说法，你怎么会喜欢上在梨山与大成县的我？我觉得我那时挺变态的。
陈映真扑哧一笑，用手点点我额头，说，知道就好。你呀，那时真不是好丈夫，好父亲。怎么，打算痛改前非了？
陈映真没懂我的意思。我扔在床头的《废都》，她翻了几页，便得出一个结论，垃圾。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我没见过这本被称为“当代的《金瓶梅》” 的作者贾平凹先生，但理解他为什么要化身“庄之蝶”。
我无意痛改前非。我为隐藏在自己体内那只看不见的老虎奇怪。老虎在深夜里叫，叫得苍茫。老虎跳出胸腔，跳出窗台，跳向蓝汪汪的月光。它是我。它也不是我。我不过是一个用来装它的盒子。指尖发了麻。月光里生出几缕袅袅青烟，形若几只仙鹤，翅翼微蓝，突然发出一声长鸣，鹤嘴随即洞穿了那老虎庞大的身躯。我猛地从床上坐起，老虎与鹤都不见了。我出现了幻觉。
陈映真起身问道，一脸惶恐，国安，你怎么了？
我回过头，看着她，眼眶湿润了。我说，映真，我爱你。我把脸埋入陈映真的胸腹。我没告诉陈映真，在前天晚上，我与杨成艳上了床。我开车送她回家，她请我上去喝杯茶。然后，事情就发生了。
年底，地区改市。我代表市交通局向市人大常委会做了本年度的工作报告。全市交通建设共投资六点二亿，其中争取省、中央部属项目资金二点七亿，基本上实现了市到县通二级以上水泥路、县到镇通三级以上水泥路和60%的行政村公路硬底化。我的报告赢得了阵阵掌声。我没有告诉台下这些专门被安排来拍巴掌的人们，这几个数据即是我的政绩所在，也是我权力寻租的来源。
知道我那五十万是怎么还的吗？郑科长本人替我还的。我不过是把三千万的桥梁改造工程的标底交给他内弟开的一家建筑公司。他内弟搞的工程质量并没有让我失望。我们都是遵守游戏规则的人。这一年，我还拿出一百二十万元以实物、存折、购物卷、书画古玩等各种形式送人。其中以田副省长最多。我送上了一对价值六十万的宋代官窑青瓷，并把他的小女儿送至法兰克福留学。我的手法比起在大成县时要隐蔽一些，但老实说，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无非是借壳操作，手尾做得干净一点。
可能有朋友会骂，你李国安上台前不是拍着胸脯发誓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吗？我很抱歉，当我坐上了交通局长这个位置时，我已忘掉了自己是否说过这句话。老实说，搞权力寻租比搞华润什么的更安全。前者甚至不是说是腐败，是资源交换，是所有人心照不宣的默契。同时，因为官员的强势地位，就算有些人吃了哑巴亏，也会自认倒霉。而后者是对许多潜规则的挑战。我之所以没在大成县出大事，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政治气候鼓励改革以及刘书记对我的厚爱，岳父的影响力。
仅仅一年时间，我家的烟酒可以拿去开一个小卖铺。大部分是给我送的，小部分是给陈映真送的。陈映真有几次想把它们上缴给纪委，就像在县林业局时一般。我说服了她。理由有三点。一是，这种行为是在打同事与领导的耳光。就你一个人上缴，这不显着你能吗？显着你这个岗位油水丰厚吗？市里不比县里。更要夹紧屁巴做人。知道你在县里为什么一个副局长一干就是七八年，不能挪窝，这也是原因之一；二是，你为什么要大喊我没拿？为什么要强调自己的廉洁奉公？你又不是傻瓜，能在中国的官场上爬到这个位置，想必对种种潜规则是滚瓜烂熟，你这极可能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反而会引起检察院、反贪局的侧目，惹来不必要的麻烦；三是，这些烟酒，说到顶，也是一个违纪问题。形势逼得我们不得不这样。但我们可以捐给希望工程，保管好票据，以后万一有什么问题，也能还自己一个清白。自己也问心无愧。
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终南捷径
九三年，那个纤弱单薄老躲在一身风纪扣扣得实严的灰色中山装背后的诗人顾城死了。他还杀死了他的妻子。我在陪陈映真、李君强逛夜市的时候，在地摊上看到顾城的《英儿》，每本五块钱。我买了一本，翻了几页，随手扔进路边的垃圾筒。我为自己内心深处的这一丝脆弱感到诧异。但很快，这诧异也被我忘掉了。我的目光甚至也没有在禹作敏入狱事件上多作停留，直接落在两个关键词上，一是宏观调控；二是修宪。前者意味着银根缩紧，许多基建项目要下马，极可能引发一系列的多诺米骨牌效应。直接关系到交通局正在进行中的诸多工程。后者说明了中央的决心，这经济改革是不会像九零年初再走回头路天天喊反对和平演变了。改革已纳入“市场经济”这条轨道，那种敢打敢冲的草莽英雄恐怕再难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这两条轨道的碰撞中找到生存空间。
我在交通局推行了一系列温和的改革，具体措施就不谈了。总之，既要高举改革这面旗帜，并通过改革为自己的那个关系网注入更多的能量，同时保持跟整个官僚阶层在当下的道德标准与利益取舍保持一致。这很难，如履薄冰。但是值得的。毕竟我已是在冰面上行走，整天还开着一辆奥迪，而那数万万人还在冰下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苦苦挣扎。只是那时已完全沦落为“政治人”的我已再也看不见他们的身影，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以交通局局长为跳板，跳上一个更大的舞台。
我已忘了我做官的初衷。做官本身成了目的。不仅我是这样的，陈映真也差不多，不知从哪天开始，陈映真的主要精力十有七八是放在家庭上，放在我与李君强身上。我的发型、服饰，以及前几年累出来的胃溃疡都是她每天关心的话题。我得说，我们在路上偶遇上乞丐时，会施舍上一点钱，但我再也不会像遇上陈映真时那样，省下自己的午餐，并且弯下腰，把馒头放下。
今天的我，不断反思自己的这种转变。我无意替自己澄清什么。我只想弄清自己的这一生。
在进党校之前，我是一种人；进党校之后，我是另一种人。是党校改变了我吗？不是的。是我在潜意识中慢慢改变了自己。一个人的思想绝对受社会环境所左右。生活是有模式的，要想超脱生活模式的影响，除非内心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隐于朝，隐于市，隐于野，还得被视为怪人、奇人。尤其是官场，它有特别的话语系统，能在短时间内有效地把一切人改变成两种生物，对上是狗；对下是狼。且只是这两种生物。区别在于，狗的品种与狼有没有披上羊皮。更可怕的是，人们做了狗，做了狼，还不自知。
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如果说这世上有真理，这就是真理。这是大脑皮层嗅觉中枢的一种疲劳现象，也是嗅觉中枢的一种保护性反应。科学是值得尊重的。从这个角度说，不管干什么，都不能只是一拨人。再能干的人，到了一定时间，都得把他请下台。用管理学上的一句名言说：任何人都将被提拔到他所不能胜任的位置。把他请下台，不仅是减少损失，也是免得他出洋相。
七月份，我把远在海南的李国泰的人事关系调进市财政局。这并不需要我继父那样的洞察力。我的判断很简单：公务员是一种稀缺资源。官吏从来都是中国生态图上高居金字塔尖的少数人。十月一日，《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正式实施，国家公务员制度开始走上实际操作的轨道。从此，公务员“凡进必考”，且得通过市委常委会议研究。
这年，岳父退居二线，而且是一退到底。我跑去跟岳父下棋，安慰他那颗失重的心。这老头倒活得通达，见我来，也不再故作高深，只是每盘棋必把我杀得大败，像老顽童一样得意，说让我知道天高地厚。
我怕老人寂寞，与陈映真商量，想到老头接到市里来。老头不肯，说，我自乐在逍遥。也就由得他去了。
岳父这个时候才肯把拿出他原来的资源，隔三差五，打电话叫我到省里去，然后带着我去拜访一些老同志，包括那位曾经贵为封疆大吏如今退居两线的省长。我很想骂娘。退下来，虽说还能顶点用，可说话办事哪有在台上灵光啊。
可能有读者会说，我才不要看你这些流水帐。我要看荆楚大地的张二江与108位女将的性交姿势，或者是刘波副市长在柳下惠的故乡与电台女主播“隔门夜谈”的奇闻，又或者是贵州遵义唐荣光140位情妇的野史记。
我只说惭愧了。这些人，有没有？有。数量少不少？不少。市水利局的某副局长，当初低三下四跟龟孙子似的，把原水利局老局长的千金骗到手，从乡水利站一路提拔到今天这位置。这一翻身可不得了，喝洋酒穿名牌，包二奶泡小蜜，一喝醉，就四处炫耀他搞了几个女人。男人做了官搞女人也本正常，就没见过他这样猖狂的，见到稍有姿色的女下属即动手动脚，黄段子一个接一个，还美其名曰，贴近群众。老局长死了，他连去都没去，在牌桌上鏊战正酣。老娘死了，他带着情妇在度假山庄钓鱼。那报信的人是他亲戚，见他没动静，急了眼，说，你娘死了。他怨别人一嗓子吓掉了正欲上钩的鱼，回头破口大骂，我娘死了，又不是你娘死了。你急个屁啊。要说这人有点能耐也成，连老婆与情妇的关系都摆不平。老婆带着几个人把他的那情妇在大街上拦住，扒光衣服，又高举一本帐到纪委检举。纪委的同志一看，这不抓，都对不起他。上面详细记载了他的贪污受贿的明细。这都比猪还蠢。气得给他送过钱的人都说自己瞎了眼。
“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每年因为没处理好这些旗帜的关系进去的官员都有几个。但我得说，这并非主流。至少在九十年代初。包二奶养情妇是整个官僚阶层的忌讳。若行为不够检点，还会被哄传为全市的笑话。陈映真给我讲她局里的趣闻。一个老局长，五十来岁，是副局长，特别懂得审美。每天早上泡上杯茶，便有事没事把一些女同志喊到办公室里谈心。女同志知道他这种爱好，懒得睬他。真有事，让他来自己办公室里说。新调来一位女同志，长得美，结果遭罪了，隔三差五得进屋听老头儿唠叨。女同志烦啊，自己手头上还有一堆活，就问同事，这老头是否有毛病？同事们皆掩口窃笑。女同志明白了。她能进财政局自然不是一盏省油的灯。过了几天，老局长又把她喊进屋。她去了，有备而来，怀里揣着一个小型录音机，进屋抛去几个媚眼。老局长的骨头酥了半边，以为郎有情妾有意，五十多岁的老头像十八岁的小伙子那样开始说一些让人脸红耳热的话，自个嘀咕了几分钟，女同志再问有什么事。老局长含笑说道，没什么事，就看看你。女同志把脸一板，接着话荏骂开了，看什么看？回家看你妈去。儿还不嫌母丑呢。老局长瞠目结舌。事情还没完，这泼辣货把磁带塞进录音机在局办公室当众一放，大出英雌们的闷气，老局长那个臊得慌，朱颜顿改。
说实话，这些女公务员若自身拿捏得住，就算市委书记也奈何不了她们。她们若与领导有什么桃色新闻，多半是自己经不住诱惑。自我做上交通局长那一天起，来找我的女人以及被人送过来的女人就不要太多了。其中一位女公务员，据说是前任局长的老情人，进了我办公室，变着法子把胸脯往我肩头上蹭。她一进屋，我必定起身去把办公室的门打开。这些女人我一个也不沾惹，绝对不做这种授人以柄的事，不拿所谓的真名士自风流这种鬼话来搪塞自己。一位搞公路承包的尤老板有能耐，据说手眼通天，送了几个女人给我，我没睬他。他可能以为我看不上眼，结果把一位在国内也小有名气的女歌星也送来。我二话不说，马上走人，另开房间。我承认，这些女人个个多有倾城之姿。我是男人，不是特殊材料造的，我也想。实话给大家说了，我做上局长后，还时不时关上屋手淫。
可人家摆明就是给你下套儿。你敢吗？我反正是不敢。
或许有的读者又会问，你与许芳、杨成艳又是怎么一回事？就不是情人了？
这是不同的，我与她们是你情我愿的事，建立在非常了解对方的基础上，且并没有第三方的利益牵扯其中。我们懂规矩。不可能给对方出难题。我们遵守游戏规则，也只结交遵守规则的人。这是一个谨慎选择的过程。哪能一见女同志，就想着想脱人家的裤子？事实上，我与杨成艳，还有资源结盟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因素。肉体关系是对这种合作关系的确认。一句话，像我这种身份的人，若要找女人，一是找不会给自己增添任何麻烦的女人；二是找能帮得上自己的女人。凡有特例，必定狼狈。
可惜计划再好，都赶不上变化。谁能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取祸之道往往是一念之差。
这年春季，我代表市交通局去了全区十三个县交通系统的困难户送温暖。这样做主要有三点原因，一是避开春季这个送礼高潮；二是让市领导通过随行市电视台的镜头对我多一点印象分；三是在整个交通系统把自己的形象弄得高大一点。都是最底层的养护工人。具体有多苦，我就不形容了。反正，我落了眼泪，掏出早已准备好的红包交给这些被生活折磨得没有样子的人。
那时的我并不知道一个将改变我一生的女人正坐在电视机旁讥讽我是在猫哭耗子。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九四年的春天，我去田副省长那拜年，两手空空。该送的礼早在年前已安排妥当。田副省长的小女儿，叫田然，已从法兰克福回国度假，喊了我一声叔叔，飞快地跑出门。屋里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尖脸，像松树针叶。见我进来，瞄了一眼，懒洋洋继续研究手指甲上的蔻丹。田副省长喊住她，小嫣，怎么这样没礼貌？我明白了，是田副省长在澳州留学的大女儿田嫣，脑子里迅速跳出一系列的资料：田嫣，出生于1964年6月7日。单身。双子星座。B型血。爱喝铁观音。身高167cm。体重48kg。我虽然是第一次见到田嫣，但我甚至知道她三围的大小。大家就别问我是怎么收集这些资料的，有心人再加上一支烂笔头就成了。我笑了笑，随口说道，朋友之间不必客套。
田嫣的牙似乎疼了，吸了一口凉气，扔来一个不屑的眼神，就凭你也配？猫哭耗子的家伙。
我摸不着头脑，我啥时猫哭耗子了？这千金小姐的脾气真大呀。一句话能把人呛死。田副省长哈哈大笑，也不多加解释。田嫣一扭腰，趿着鞋扬长而去。因为腰特别细，胸和臀显得很突出。我没敢再看，低下头。这种端着架子的女人背后起码长着七八只眼睛，第六感觉好着呢。
我回到市里，过了几天，电话响了。声音慵懒。声音有点熟悉，也有点陌生。
李局长吧？
我说是。您哪位？
你猜猜看。
我可不是能掐会算的半仙之体，当下没了好气，对不起，我不是算命的。
我啪一下挂了电话。女人找我，有什么好事？听着这样狐媚的声音，就准不是好事。电话又响了，还挺有耐心。我一琢磨，不对，这个电话号码只有几个人才知道，是我的专用电话。一般找我的人都是通过办公室转进来的。就又接了，口气放轻柔，您哪位？不好意思，我刚才无意中把电话线碰掉了。
那边咯咯乐了，哎哟，李局长不会是在办公室里摔了跤吧。赶紧拨120。再叫个工程队把地面整新一遍？
得，我做了十年官，还第一次遇到这样对我讲话的。骨子里的无赖气、流氓气、大男人气、官气齐齐涌上，下意识说了一个操，声音压得很低。那边却听见了，愣了一会儿，接嘴笑道，想操我啊。好啊。我白给你操，你敢操吗？
这女人是谁啊？见过不要脸的，就没见过这样不要脸的。我心头犯起嘀咕，再次挂断电话。过了一会儿，电话又响了，还是她的声音。我马上拔掉电话线，暗忖，这是不是有人故意打电话来骚扰？自己这段日子得罪了什么人？想了半天，没想出结果。到了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我拉开门一看，是田嫣，大半个胸脯暴露在光天化日下，倒也白，像豆腐脑一样白。旁边还站着一位个窈窕女子，应该不是淑女，涂着熊猫眼，画着很重的口红，个子有一米七。我挠挠头，我这里不是夜总会啊。田嫣说话了。这一开口不要紧，我的脑子轰地一下炸出一团小小的火花。他妈的，上午在电话里说话的那个女人就是田嫣。她找我什么事？这妞去了澳州后的脾气咋变成这样古怪？资料还有待及时更新完善。
田嫣似笑非笑地看我，拖长声调，李局长……
我把她们让进屋，倒了茶，说，有何贵干？
田嫣与那熊猫眼对视一笑，笑了。笑得真淫荡。莫非是这个“干”字又引起她们丰富的联想？田副省长一世英明，怎么培养出这样一个女儿？看样子，以后李君强出国留学，绝对不能送往澳州。法兰克福还差不多。田然的样子就很乖巧。我在肚子里念了一段《般若婆罗蜜多心经》。陈映真最近好上了佛，每逢星期天，必去市大归寺吃斋诵经，还从庙里请来一尊菩萨，早请示晚汇报，向菩萨祈求全家健康平安。这是搞迷信活动嘛。是有悖党纪的。我提醒她，不要让局里的书记知道。她白了我一眼，说，我们书记那才叫信得虔诚。天天做功课。已经彻底戒荤腥。你不知道啊？我确实不知道，赶紧在脑子里的那个资料库填上一笔。陈映真又把这《心经》传给我，叫我心浮气躁时，诵上一遍。
田嫣笑意盈盈，好像忘了几天前曾用白眼看过我，没提电话里那荏，李局长，介绍一下，这是我从小玩到大的朋友，任小南，丽州市水泥厂的副厂长。
我客气地应，明白了她们的来意。丽州市是邻市。水泥厂曾是市里的纳税大户。去年，丽州大桥出事后，没人再敢用丽州市水泥厂的产品。可能是任小南求上了田嫣。田嫣想起我。求人还有这样说话的？以为自己是省长女儿就了不起？我呷口茶，扯起官腔，还扯出了宫商角羽。任小南坐不住了，拿眼睛直瞟田嫣。田嫣脸上挂不住了，扬起眉毛，李局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紧不慢地说道，田小姐。这事，我也很想帮您的忙。问题是，这事不是我说了就能算。要不，您叫您父亲出面向市里打声招呼。我再向市长请示一下？
以为自己是省长女儿，到哪里都可以放肆？我若是田省长，有这样蠢的女儿，我他妈的非把她一巴掌揍成受精卵。
田嫣怒气冲冲走了。我没把这事放在心上，第一，田嫣这事十有八九是瞒着父亲；第二，田副省长若因这样的事责怪我，那他就不是田副省长了。我太小瞧田嫣了。几天后，她又来了，一个人。我问她有什么事？她说请我喝茶。我说，我没空。有事就在办公室谈。没事，您自个坐。于是一个下午，来找我汇报工作的下属无不眼神怪怪。她倒好，一直若无其事地翻着杂志。到下班时间，我叫办公室的小王进来帮她安排晚餐与宾馆，她眼皮也不抬。
我说，饭总是要吃的。
她说，改日吧。
她把这个“日”字咬得特别重，眼里有狭黠的光。
我不敢再坐下去，下楼，上了奥迪车。她跳上车后座。我皱起眉头，说，我还有事。你若想去哪，我叫小王帮你安排车子。她说，我开车子来的。我说，那你上我的车做什么？她掏出一个香水瓶，说，这香水好闻吗？我嗅了嗅，味道有点怪，把香水还给她，准备下车，步行回家。一块手帖突然捂上了我的嘴鼻。他妈的，是乙醚。等我反应过来，已吸入几大口。这臭婊子的手劲真大。我扭身反手揪住她的胳膊，厉声喝道，你想干什么？她的眼泪掉下几滴，哑着嗓子说，你把我的手拧断了。我讪讪松手。她冲我吐了吐舌头，捡起那个香水瓶，对着我的脸就是一阵狂喷。
等我醒过来，我已经躺在奥迪车的后座上，被绑成一只粽子，还是一只赤条条的粽子。车内亮着灯，外面夜色如墨。应该是一僻静处。田嫣抽着烟，看着我，眼神飘得厉害。我急怒攻心，又想起自己在大成县办那位倒霉的杨副书记的经过，哭笑不得。这真是天道循环，报应不爽。田嫣笑了，不服气？
田嫣拔掉塞在我嘴中的布条儿。我破口大骂，什么脏话都骂出来了。
要说狠，这位田大小姐比我当年还狠，用一根小指头挑起一条蕾丝内裤，漫不经心地说道，李局长，别骂了。对身体不好。你刚才都射过一次精了。身子骨虚着呢。看，这上面都是你的精液。我帮你手淫还舒服吧？噢，这些都是你刚才的裸照，我刚抓拍的，嘿嘿，你那家伙的尺码还真大。值得表扬。
田嫣放下蕾丝短裤，从车前座拿起一个拍立得，把那些相片一张张举给我看，啧啧有声。
这臭婊子不蠢嘛。做事够仔细。我闭上了嘴，暗叹一声，静待神灵对我的发落。
那水泥的事，办不办？
我摇摇头。
你知不知道你的政治前途都在这条短裤上。只要我拿到检察院一告，你就得坐牢。
我点点头。
那办不办？田嫣把脚踩在我脸上。我继续摇头。我就不信田嫣敢把我杀了。这婊子是不是在澳州被人轮奸过，心理受到创伤，才这样变态？她完全可以慢慢地在父亲面前嘀咕我的坏话，这么热爱这种下三滥的手段？若说给田副省长听，他能信吗？
田嫣赞道，有骨气。从坤包里摸出把小刀，一瓶云南白药，几包绷带。摸得我心惊肉跳。这不是建宁公主对付韦小宝的手段吗？田大小姐在澳州也读金庸？田嫣又捡出一根鹅毛，伸到我脚心挠了挠，听说，人是会笑死的哦。
废话。我赶紧高喊，我有高血压，有心脏病。
田嫣蹙眉，很快又放下眉头，嘴凑到我耳边说，你别担心。我学过急救与护理。我一边挠，一边观察你的瞳仁，若是有放大现象，我马上停手。
还能说什么？万一被她不小心玩死了，我去那里告状？人家还会以为我与她在车里玩性虐，不小心把自己整上了黄泉路。我认输了。好汉不吃眼前亏。
田嫣说，你会不会说话不算数？没等我回答，又自言自语，那我就把相片寄给你老婆，把内裤送去检察院，你说好不好？对了，等会我把你放回去，你会不会掐我脖子？
回到家，一夜无话。第二天，我做了一番准备，拨通她的电话，叫她中午到餐厅谈谈。她来了。我把话往昨天晚上一扯，几个轱辘把她套进去，然后从怀里摸出微型录音机，把我们刚才的对话放给她听。我说，水泥的事，我办不了。人命关天。你有本事去告吧。我等着。这盘带子我会复制几份，交给我最信任的人保管，如果我出了什么意外，人人都晓得田省长的大女儿是贱货了。
田嫣不怒反笑，说了声，李国安，你有种。
从这天开始，田嫣缠上我了，天天来我的办公室报到。我上哪，她上哪。我吃饭，她大刺刺坐在我旁边。我受不了，几次想打电话叫田省长把他这个变态的女儿领回家，还是强自忍下这种冲动。田省长恐怕也奈何不了她。我威胁她，你再跟着我，我把带子公布。她倒乐了，好啊，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为李大局长手淫过。我没辙了。惹不起，咱还躲不起吗？刚好全省有个交通会议在庐山召开。等我赶到那，田嫣已经恭候在大堂。这若再拿出同吃同进的架式，我这不是出大洋相？我几乎都要哭了。我说，你饶了我吧。你干吗一心一意就惦着我呢？
她笑了，我就不信天底下没有我收不服的男人。
我说，我是一个屁。你收服了我也不算本事。你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得收孙猴子们去。
她撇撇嘴，别猪鼻子插葱了。
我说，要不，我回头打电话你的好朋友任小南，如果她的产品合格，我安排一点。如果不合格，那真是没办法。
她眨眨眼睛，说这话已经晚了。已经是你死我活的问题。除非你跪下来求我还差不多。
我没话说了。事到如今也顾不得许多，在电话里把事情吞吞吐吐对田省长一说。田副省长半天没言语。下午飞到庐山，两父女关在房间里一顿吵。过了一会儿，满面泪痕的田嫣冲出门，爬上窗台，说，你再说一个字，信不信，我从这里跳下去？唬得我赶紧过去把她抱下来。田副省长脸色铁青，瞥了我一眼，摔门走了。回到市里，事情不对劲了。睡在床上，陈映真拿脊背对我。我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哇地一下哭出声。原来田大小姐带着那条蕾丝内裤来找她，说，我强奸了她。我能说什么？这女人彻底失心疯了。我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对陈映真一说，还拿出那盘录音带，赌咒发誓。
陈映真收住泪，隔了很久，慢慢说出四个字，她喜欢你。
我要崩溃了。有这样喜欢人的吗？过了半个月，田大小姐割了脉，幸好抢救及时。田副省长独自开车到市里，找到我，把我吓了一跳。我们面对面沉默了半个小时，田副省长开口了，声音嘶哑，你去看看小嫣。她小时候吃过一些苦，性子比较极端。你别见怪。我能说什么？去吧。星夜驱车二百公里，到了省医院，买了束花，在田嫣床边坐下。
她冷笑起来，来看我笑话啊？猫哭耗子的家伙。
我总算弄明白了她上次为什么要说我是猫哭耗子。原来去年春节她在电视里看到我在给困难职工送温暖时流眼泪，因此与妹妹田然发生争执。田然说我是好人。她说我是坏人。姐妹俩还打起赌。为了证明我有多坏，开始四处打听我的情况。任小南的事不过是一个由头。这些千金小姐真是吃饱了撑的难受。
现在难题出来了，三十岁的田嫣看上四十岁的我了，非我不嫁了。我想每个男人的虚荣心或许会因此膨胀一点。但我却不比热锅上的蚂蚁好多少。刘秀的妹妹湖阳公主看上大臣宋弘。刘秀试探宋弘，说，常言道‘贵易交，富易妻。’宋弘说，臣闻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我是宋弘转世吗？还有，若刘秀换过一种说法，直言相告，我妹妹看上你了。你愿不愿意？这老小子还会这样掷地有声？不准，他还以为皇帝的问话是一次类似“三个代表”式的道德考察。
我问杨成艳，我应该怎么办？这事已闹得沸沸扬扬。全市人民在等着看我的笑话呢。
杨成艳笑了，你抛硬币吧。正面是陈映真，反面是田嫣。
我抛了三次，都是田嫣。我把硬币扔出窗外。
杨成艳突然说，其实，我挺羡慕田嫣，也佩服她的勇气。
杨成艳的桌上搁着一本周励写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只需要一点基本的常识，就不难判断出这是一本神话。我问杨成艳，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杨成艳笑了，变成哪样？
我说，你知道的。
杨成艳闭上眼睛，隔了很久才睁开，起身走到窗户边，把脸贴着玻璃，望着下面汹涌的人群，呵着气，一字一顿地说道，生活就是这样。
玻璃的平面让她的鼻尖有了一点变形。她嘴里喷出的热气在玻璃窗上形成一片白雾。她攥起拳头，在上面按出一个个“细脚丫儿”——这是我童年时做过的一种游戏。她做得专心致志，没再看我。
在世界各国隆重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年周年的春天，我与陈映真结束了十二年的婚姻，净身出户。临出门时，已经九岁的李君强问我，爸爸，你还会回来吗？我不敢回头，我怕自己一回头，心中的洪水就要冲毁堤坝。那个想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李国安死掉了。那个说要爱他妻子一生一世的李国安死掉了。他已经把自己彻底卖给魔鬼。
大家可能会大骂为什么不出一个黑脸包公把我这个现代陈世美的狗头铡了吧。可惜就算包公在世，他也不会叫王朝马汉搬狗头铡堂前侍候。陈世美犯的是欺君之罪，并非是喜新厌旧之罪。若他在迎娶公主之前休了秦香莲，并禀告皇上，他就没有罪。九五年三月，我与田嫣在省城举行了盛大的婚礼。我的丈人不再是那位门庭冷落的前财政厅厅长，而是发得发紫的田副省长。
六月，我出任丽州市主管基建与交通的副市长。我这样一个负心人，像猴子爬树一样，哧溜哧溜不停地往上蹿。
有件事，出乎我的意料。我没想到田嫣还是处女。我虽然不是她第一个爱上的男人，却是她第一个以身相许的男人。我问她为什么要嫁给我？她反问我看过琼瑶吗？我说，看过由她的小说改编的几部电视剧。我也知道她的小说在许多年轻人中的影响力。她说，你知道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我说，不清楚。她乐了，说，琼瑶阿姨为了把平鑫生抢到手，不惜做小，八年抗战，终于把平鑫生的元配夫人赶走了。我本来也打算来一个八年抗战呢。
我默然，心中五味杂陈，乱成一团。“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样的句子是深情的。写出它的诗人却是薄情的。我说，你与陈映真说了什么？她为什么同意与我离婚。
田嫣吐吐舌头，我与她分析利害。我能帮你。她不能。我再多抗战一年，你差不多就得毁了。她是聪明人。我也知道她爱你。可我的爱一点也不比她少。凭什么我要让她？如果她真的爱你，就一定会牺牲自己。否则，她就不是爱，是占有。
她说得振振有词。我无话可说。
良久，我又问，天底下的男人这么多，为什么就看上我？
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回答。你呀，有点坏，有点蛮，长得不难看。嘻嘻，你那家伙还蛮大的。田嫣又蹙起眉，不说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 就是你坏。她在床上翻了一个跟斗，露出一小段光滑的腰肢，嘴里哼道，我田某人看上的男人还会差了吗？
这是我在陈映真身上所看不到的女人风情。凭心而论，田嫣对我是真好，不仅是性——比白素贞、许芳、年轻时候的陈映真加起来还要好，我不明白她为什么懂得这么多——她完全不再是当日初见时那种大小姐的脾气，从爱使小性子的林黛玉顿然变作深明事理的薛宝钗。
人哪，真看不懂。知人知面难知心，画龙画虎难画骨。我是在结婚以后才对田嫣有所了解。我这才清楚自己曾引以为荣的资料收集工作是如此差劲。她懂音乐，在古典钢琴上有一定造诣，尤其迷恋那位音乐中的皇帝巴赫。对巴赫的创意曲、赋格、康塔塔如数家珍。她不仅不蠢，还具有我继父那种天生的洞察力，几句话便深刻地指出问题的要害所在。她能在床上光着身子为我表演瑜珈，也能一身盛装挽着我的胳膊出席酒会，明眸清目，光彩照人。也许，这就是现代的新女性。敢爱，敢恨，视道德为芥草。
田副省长显然也惊讶女儿的变化，看着我们俩握在一起的手，有了泪光。天下做父母的，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幸福？
得妻如此，夫复何求？我李国安何德何能，竟能蒙此青眯？我忘掉了陈映真，忘掉了李君强，忘掉了已回到公务员岗位宣布要与我断绝兄弟关系的李国泰。我的眼里只有田嫣。我怎么也想不到，几年后，我们之间紧握的双手会把彼此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情之一字，向来误人。如今想来，满嘴苦涩。
这一年，国人展开了如火如荼的奔小康运动；这一年，阿诺·施瓦辛格主演的《真实的谎言》和汤姆·汉克斯的《阿甘正传》正式引入中国；这一年，进入中国家庭的电脑已达300多万台；这一年，网络以每小时八元钱的费用在一些人面前打开了一个无限广阔的世界。在田嫣的引导下，我懂得了如何品味马爹利与轩尼诗XO，并与人谈论法国干邑白兰地的年份，懂得了国际品牌路易威登、阿曼尼、夏奈尔。我的身上是Karl Lagerfeld西装。我的脚下是Salvatore Ferragamo鳄鱼皮鞋。我的皮具、领带是来自法国的Givenchy。我的手上握着的是数万元的摩托罗拉手机。我的一条内裤都够一个苦寒之家三个月的日常开支。
烈火烹油，繁花似锦。我就像活在天堂里，被一个又一个不真实的梦所包围。梦里有无数绚丽的光线，有皮肤雪白戴尖顶帽跳胡旋舞的美貌胡女，有自称臣是酒中仙千金一掷的英俊才士，有相貌粗豪契阔谈宴的波斯商人……而每天早上，把我唤醒的，都是田嫣湿润的红唇。
物质改变的不仅是生活本身，还有一个人的思维方式。我应该怎么来叙述？
田嫣确实没看错我。我虽然没抓住90年代初股市暴富与邓公南巡后的地产神话，却在政途上突飞猛进，迈上新台阶。九六年的秋天，我出任北江市市长。
我是能吏。从96年到2000年，在我主政北江市四年期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4.2%；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年均递增16.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1.5%；自营外贸出口年均增长18.9%；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27.7亿美元，全市人均年收入均增长19.2%。或许大家会说，数字并不可信赖。这样说吧，在我出事后，通过网络，我还能在北江市的bbs论坛上看到许多替我惋惜的帖子。
但我再也回不去了。
我虽然并没有借助于职务之便索贿受贿，但在2000年，我的资产起码有三千万，在上海、北京都购有别墅。只有田嫣一个人知道我的身家，也清楚这些钱的来历……
田嫣看错了我。她把我领进了一种她所熟悉的生活方式，以为可以控制我的一切。但这种生活方式对我而言却是一把开启欲望之门的钥匙。种种欲望，若那马蜂，蜂拥而出。她被蜇伤，却是不可避免。
有篇报道，过去一千年来，全球最富有的五十人，其中二名是中国著名的贪官，和坤、太监刘谨。“和坤跌倒，嘉庆吃饱。”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和坤被抄家时，家产总值约八亿两，超过朝廷十年收入的总和。刘谨呢？不提别的土地房舍珍宝古玩，光抄出来的黄金一项就有24万锭又5.78万两。他们是笨人吗？若笨就不能权势滔天了。明知要大祸临头被千刀万剐，为什么还控制不住自己，四处伸手要钱？因为这时候的他们已经不是“人”，是物，是被种种欲望所浸透了的有一定长宽高的物，或为官奴，或为钱奴，或有爱奴。欲望，看得见，摸得着，能最大程度地刺激感官，可造成神经细胞形态和结构的改变，进而影响其功能。这种形态、结构和功能的损害，甚至是慢性、永久性和不可逆转的。
欲望就是我们的毒。我们一来到人世，即开始了吸毒。这是我们戒不掉的毒。
我们以为自己是万物之灵长，并不知自身不过是坐在生命宫殿宝座上至高无上的统治者DNA大帝面前一个无足轻重随时可以被处死的奴仆，被火焰吞没，被飓风抹掉，被蚁虫咬食，被微生物分解。生命一代代往下传递。种种生命形式都是DNA的某种尝试。种种欲望，比如食色，即为它操纵生命个体的手段。
人类、在林梢追打的猴子、在海里喷水的鲸鱼、在森林中踱步的大象、在草原中猎食的狮子、那健美奔跑中的麋鹿、那活泼可爱毛茸茸的小白兔、那长着鳍憨态可掬的海象……所有生物都是DNA所驱使的傀儡。它的意志决定了我们的习性以及我们所构成的社会。蜜蜂做六角形的巢，变色龙的眼睛能够做三百六十度旋转。青蛙长着四条腿。还记得小时候的皮影戏吗？当我们为台上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潸然泪下时，那只躲藏在幕后的手却在不动声色地检点手中的钞票。
“我总是力图传达一些不可传达的东西，解释一些不可解释的事情，叙述一些藏在我骨子里的东西和仅仅在这些骨子里所以历过的一切。是的，也许其实并不是别的什么，就是那如此频繁地谈及的，但已蔓延到一切方面的恐惧，对最大事物也对最小事物的恐惧，由于说出一句话而令人痉孪的恐惧……”这是卡夫卡说的话，也是我想说的。
时间的钟摆在摇晃，从此岸到彼岸，把我们从生送入死。今天的我，已经开始信上帝了，不是基督教里的那位不停地发出训诫的神，而是一种绝对的意志，一种先验的在我们理解能力之外的存在。桌子并不存在，人类也并不存在，三千宇宙无非是镜中幻象。存在的只有上帝。所谓NDA，也不过是对这种无边无际的巨大存在的某种并不准确的描述。
2000年的秋天，我的丈人已巡抚南方某省。
我与田嫣发生激烈的争吵。起因是田然。她已留学归国，在省里办了一家投资公司。我无意讲述我与田然之间发生化学反应的具体过程，总之，我与我的小姨子上床了，还被田嫣撞见。田嫣打了田然一耳光。田然反唇相讽。我躲入卫生间吸烟。田嫣披头散发冲进来，骂我禽兽不如。我没反驳。我在想，自己为什么要与田然上床？我已经想不起我们是怎么上的床。不过，我觉得田嫣有点大惊小怪，不就是与你妹妹做了几次类似握手的接触吗？
我向她表示忏悔，说是酒后糊涂。以后不会了。我还是爱她的。
我真没想到田嫣的反应这样剧烈。她是聪明人啊，怎么会做出这样不可理喻的事？竟然扬言要把我送到监狱里去。我要她闭上嘴。她愈发歇斯底里。我只好捂住她的嘴，然后，我失手掐死了她。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田然见卫生间半天没动静，进来看见满面狰狞的我以及躺在浴缸里的姐姐，尖叫一声，晕了。我流下眼泪，田嫣给了我所不曾想像过的生活，现在她又用死把带走了它们。我的眼泪几乎要把她的身体飘浮起来。我终于清醒了，意识到这件事的后果。我颓然坐倒。田省长能饶得了我吗？就是把我枪毙十回，怕也解不了他心头之恨。我应该怎么办？说服田然，告诉她，这是一次意外，让她与我一起对外宣称田嫣是在洗澡时煤气中毒？又或者把田然也弄死，找公安局的哥们来处理，说是姐妹俩一起中了毒？或者把她们弄到车上，开下悬崖，做一个车祸事故？一个个方案涌出脑海，被不断否定，不断完善。
我甚至记起了在某本官场小说中所见到的“浴缸谋杀”，脑袋里立刻这样一个画面：田嫣一边洗澡一边吹头发，电吹风掉进水里，田嫣死了。田然进去想把田嫣救起来，因为缺乏救护常识，也被电死了。
这样的说辞有几人能信？但我是市长，公安局的许局长是我铁哥们，平时没少让发财，没少帮他遮罪。只要赶在田省长来之前，把这姐妹俩的尸体火化，再一口咬定。田省长纵然怀疑，也是无可奈何。何况，谁能想到是我杀了田嫣？在人前背后，我们都是那样恩爱。
我不能因为田嫣的死，把自己送入地狱。还有没有更好的法子？
我朝田然走去，蹲下身，当我正准备伸出手时，田然醒了，看着我，说不出话，眼里热泪滚滚。我的手顿时没了力气。我扶起她，在她面前跪下，我哽咽道，然儿，我不是有意的。我该怎么办？
田然没说话，爬到田嫣身边，摇晃着姐姐的身体，嘤嘤地哭。恶魔再一次扼住了我的心脏。我起身过去一巴掌打在田然颈侧的动脉上。她晕了。我正想把她丢入水里，窗外被浮云遮住了的月亮突然跳出来，银光大盛，一种难以觉察的疼痛蓦然间贯穿我的双胁。我是怎么了？我应该去自首。无意为恶，恶不为恶。田嫣若死后有知，应该晓得我不是有意害她。但我若再杀田然，那真是恶贯满盈。我若去自首，田省长会如何处置我？毫无疑问，活罪要受，死罪难逃。
大冷天，汗珠子湿透了衣衫。这真不是假话。
我用头撞墙，脑袋里满是尖锐的物体。我想起了母亲。母亲杀了我的亲生父亲。我又杀了我的妻子。难道暴力会遗传？难道这是上天的诅咒？我渐渐冷静。
我并非是一个不考虑后路的人。在北江市为政四年期间，我早已为自己与田嫣办好了出国护照。在某市某银行的保险柜里还有我用化名寄存的现金与存折。或许，当下之路，只有逃。
凌晨两点，我离开北江。在漆黑的夜里，我泣不成声。我想起十一年前我离开大成时做过的那个梦，想起了陈映真，想起了李君强，想起了一直以我为自豪的李国泰。我也想起了田嫣，田然。我对不起他们。
我如梦惊醒。这些年，我都做了什么啊？茫茫夜色，被车灯撕裂，紧贴住玻璃，好像万千凶灵在咆哮，让我透不过气。脑子里的各种声音若狂风暴雨。有几次，我都险些把车头对准山壁撞去，或驶到悬崖边上。
骨头发软，手足无力。生生死死，只是一念。
一夜间，我驱车二百公里，到寄存物品的市，把车开入附近的一个水库，推下去，再步行，等天色放亮，拦了辆的士，赶到银行，取出保险箱，不做停留，在超市买来普通衣物，换下一身名牌，搭火车赶赴北京。命运在这时给我开了一个的玩笑。等我失魂落魄地下了车，用早已准备好的假身份证，找到宾馆住下，打开包时，赫然发现在火车上被人调包。现金有一百多万，还有数张存折，虽然折子里的钱贼并不能取走，可我也不敢去银行挂失。
我一无所有了。一时间，万念皆灰，欲哭无泪。
我搬出宾馆，在商场买了瓶红星二锅头，在药店买了几瓶安眠药，在地下室找了一间十元小旅馆，准备把自己的肉体消灭掉。尘归尘，土归土。哪里来，就往哪里去吧。这是一间几平方米大的地下室。只有一张床，还是硬板床，床上堆着一团烂絮。墙角有尿馊味，墙壁生有青苔，屋子阴暗潮湿，没有窗户。我把安眠药一粒粒塞入瓶内，再摇匀它们。这有点像我原来喝过的鸡尾酒。
我一大口一大口喝，很快，喝了一个底朝天。都说人死之前，会想起过去的事，这话不假。往事在我脑子里缓慢地移动，从一张胶片拉向另一张胶片，过电影似的。前额处透出一道温热的白光。一张张脸庞，在其中浮沉。许多被遗忘的细节再一次清晰地出现的。其实老天爷待我真的不薄，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一个利令智昏的人？我是多么悔恨。如果老天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要做个好人。我嘟咙着，意识渐渐糊涂。四边的墙一点点倾坍，压下来。
我感觉自己的身子已经透明，宛如琉璃。
白光越来越盛，我已经抬不起一根小手指头。
亲爱的读者，或许大家都认为我罪有应得。我也同样认为，我还认为自己应该坠入阿鼻地狱，每天被刀子剁碎三万万遍，被烈油烹烂三万万遍。
心中的苦痛，言语实难表达万分之一。
我并没有死，可能是酒喝得太快导致呕吐，可能是安眠药里的成份大半是淀粉，反正等我醒来时，已经躺在一家私人小诊所里。一个显然是无照行医的穿着一件脏白大褂被胡须遮住表情的老人目光炯炯地望着我。他什么也没说，我什么也没问。当我颤抖着手试图在身上找到一点钱时，他摇了摇头。我说了声谢谢，跌跌撞撞往门口走。他突然说了一句，你若是没哪里可去，就留在我这里帮忙吧。
我想摇头，可身体不听话，瘫倒在地上。
几天后，我成了这所专门替民工看病的小诊所里的帮工。我重新回到熟悉的底层生活。每天，我什么都不想，也不说话。来看病的人都叫我哑巴。我形若枯槁，心如死灰，绝望地等待着那双命运之神为我挑选好的手铐。
我甚至与一只老鼠交上了朋友。每天晚上十二点，它都会准时出现在我床边。我用馒头屑喂它。它以欧洲绅士的礼节和风度，把馒头小口小口地喂入嘴里。馒头屑消失在它的嘴里。它抬起头，眼神柔软，优雅地望着我。有时，它还会在地上翻跟斗，就像田嫣为我表演瑜珈。我泪流满脸。
冬天过去了，春季快要来了。我准备回去自首，临行时向这个奇怪的老人告辞。老人点点头，还是什么也没说。
我找了间网吧，想大致先了解一下北江市的情况。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命运却又给我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田嫣并没死，医学创造了奇迹。她醒了，什么也没说。她已经恢复理智。她如果说出真相，她将失去那些我没有带走的财富，更致命的是，这将对田省长造成不可弥补的打击。现在，田省长还可以通过他的影响力捂住盖子。只是我的那辆车已经被打捞出水面，关于我的种种传闻在网络上扑天盖地。有人说我被人绑架了，有人说我是卷款潜逃，有人为我觉得可惜，有人大骂我是披着羊皮的狼，有人说李国安不准在太平洋的某个岛国晒着日光浴，有人说李国安虽然犯了错但对北江是功臣。
我进入了北江市政法系统几个部门的相关网页，没有找到有关于我的通缉令。简单说，我从北江平空消失了，各方人马为争夺我留下的空白正在大打出手。我还能回去吗？编造出一个被人绑架的谎言？只要田嫣不起诉我，念在一夜夫妻百日恩的份上，我甚至有可能重返北江。我给李国泰打了一个电话。李国泰哭了，问我，现在在哪？到底出什么事了？
我说我在北京。
我突然有了一种强烈的预感，李国泰的电话有人在监听。
我的汗下来了，马上挂断电话。我不再是一个杀人犯，但现在想我死的人怕是不少。我怎么就这样没一点政治头脑？我给李国泰寄出了一封信，告诉他，我已遁入空门。我给田嫣寄出了一封信，说我爱她。此心不渝。我给陈映真寄出了一封信，说，这世上我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她了。请她原谅。我给李君强寄出了一封信，告诉他，父亲是一个罪人。我也给田省长寄了一封信，把事情的前后都如实说了，感谢他对我的提携，请求他的宽恕。我没提自己现在的狼狈处境。
我若回去，必然要置我所爱过的人于旋涡中，连位高权重的田省长也难置身事外。对他们而言，最后的结果就是从此以后，我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我要为自己犯下的过赎罪。只有灰尘满面，终日劳作才能减轻我内心的痛楚。我用了一张假身份证，在上海某工地找了一个钢筋工的活，过上了隐名埋姓的生活。
2003年的某日，上海下起大雨。工地上停了工。我像往常一样来到明珠花园的后面，坐在土坡上仰望着我与田嫣曾经的爱巢。雨浇透了我。我痴痴地望着。一辆黑色奥迪缓缓驶来，停下。车门开了，是田然。她是怎么找到我的？也许，在手眼通天的田省长眼里，我的踪迹并不算神秘。也许我这两年的生活早已落入田嫣的眼里。田然颤声喊了句姐夫，放下一个手提箱，上车走了。在车门关上的一刹那，我看见恸哭的田嫣。
包里都是钱。田嫣把我当初未带走的那部分拿来了。我们之间的一切到此为至，谁也不再欠谁的了。上帝似乎准备原谅我犯过的错，但我无法原谅自己。我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这笔钱或许是田省长对我沉默的奖赏吧。
这些都是脏钱啊。
钱并没有罪，有罪的是我们。请原谅我这样的喋喋不休。人是复杂的，善与恶是硬币的两面。我不能因为我的赎罪，把他们拉入地狱。我所能做的，或许就是赚钱，用财富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在这两年已见过太多的不幸与悲伤。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里有一个伟大的民族，这里有着种种匪夷所思让人流不出眼泪的人间奇迹。
我注册了一个投资公司，进入疯狂的财富轮盘赌，期货、外汇、黄金、指数……我心如止水，等待着自己被这个长满鲨鱼牙齿的轮盘撕碎。
每一天，我都向上帝祈祷，祈祷他看见我的罪。我的财富以几何数字迅速增长。我用这种方式把一笔笔财富带出达官富人的游戏场，把它们还给百姓，并于2005年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慈善事业部。
对众神我们太迟
对存在我们又大早。存在之诗
刚刚开篇，它是人。
我的故事讲完了。讲得仓促处还请大家见谅。感谢耐心的读者能听完我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絮絮叨叨。愿主保佑我们。
个人简述：黄孝阳，一人，江西抚州人。江苏省签约作家。74年生。已发表出版《网人》、《时代三部曲》等九部长篇小说，并在报纸期刊上发表作品百余万字。长篇小说《遗失在光阴之外》刊于《十月》2006年增刊 地址：江苏省南通市湾子头新寓六栋五O二室 黄孝阳 收 邮编：226001
电话：051385971870 电子信箱： leanwang@126.com
| 
南方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