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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别处。
――兰波
1、火车北站
奔走了一夜的火车有些疲惫，但它仍然余勇可沽地穿行在成都平原上，如同一位年长色衰的老女人，她拼足了勇气要博取这个时代的欢心。天快亮了，这是冬天里的有着薄雾和严霜的早晨，当成都东郊那些破旧的民房在熹微的晨光里一掠而过，众多的乘客开始忙着收拾行李，因为成都到了，火车北站到了。
随着苍白的人群走出火车，天就真的亮了。火车北站，人和声音的集散地，没有散尽的雾气弥漫着那些补丁般错落的屋顶。
在长达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总是在每个星期一的早晨从火车北站匆匆地钻出来，然后跳上一辆公交车，向单位赶去。在此之前的七八个小时里――也就是刚刚过去的整个晚上，我一直在那列走走停停的火车里睡觉或是抽烟，有时也喝喝酒。
为了生计，我们不得不走向远方。那时对我来说，远方就是成都，就是各种方言、各种面孔和各种来历可疑的气味汇集而成的火车北站。
作为一个异乡人，作为一个异乡的闯入者，火车北站，它给我上了生活的第一课。火车站可以看作是一个城市的浓缩，不然，我们为什么要把它们叫作窗口呢？那是一九九六年的火车北站：破败，杂乱而无序。小贩们在人群中穿梭；真假乞丐在向每一个路过者诉求他们可怕的悲惨遭遇；站旁的小店不时因宰客而传来叫骂声；人力三轮像是汪洋中的小船此起彼伏；拉客住宿的妖艳女子唇上的劣质口红惨淡如那个冬天猩红的黄太阳……
在站台外，一个面容憔悴的看不出年龄的男子拉着二胡卖艺，琴声呜咽。男子的眼睛一如既往地闭着，面前放着一只破瓷碗，瓷碗上还依稀可以看到某某公社革委会的字样。在男子的旁边，坐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她的美丽和白痴都同样让人震惊――据说，男子是姑娘的父亲，姑娘患着先天性痴呆症。男子为了治女儿的病，就从外地来到成都，但那病没有什么好治的了。为了回家，男子只得拉着二胡谋取一点点可怜的毛币。后来，他们的身影从站台外消失了。他们是回到了久违的故乡，抑或仍然在别处继续流浪呢？没有人知道，就像我们同样也不知道，哪怕是最卑微最可怜的人子，他们的内心深处也有着欢乐的火苗和希望的种子。
一九九六年冬天，当我穿过火站北站时，我能做的一切就是快速地离开；而今天，当我再度走进火车北站，我想，我其实应该对每一个顽强生活的人子表达一份敬意――活着，并且怀有一个梦想，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2、人民南路
笔直的大街和两旁笔直的行道树，人民南路那被高楼和绿意托举的天空是高贵的。据说，
人民南路向来有西南第一路之称。我则认为，这条路甚至就是成都的脸面。
一个大气的城市，一定得有若干大气的街道和广场，人民南路，它是大气的，在它的大气和高贵之后，却出人意表地隐藏着一种平民化的矜持：这条道上不泛众多有级别的单位和充满文化味的博物馆，以及看门人都能大侃相对论的科研单位，这使它在成都的街道中无疑有着某种优越和高高在上。但是，两旁那些不断汇入的小街和行道树旁，却密布着如此之多的小饭馆和茶园，这又使得它如同一篇起承转合均十分到位的好文章，有着这么一段看似漫不经心的闲笔，从而有了更深更幽的意境。
有段时间，我的办公桌就在面向人民南路的某座楼的十层窗口下。每天，从堆积如山的来稿中抬起沉重的头，窗外，树们一个劲儿地绿着，车流被过滤了，只留下流水似的哗哗声，就春天了，就夕阳了。一个红衣服的女子从街对面走过来，站在一株雪杉下静静的等待，整整一个下午，她都在那里等待。等得如此安详，也是如此寂寞，以至于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如果她在等我，我也一定会像诗人那样假惺惺地说一句：感谢生活。
在林荫掩映的人民南路，一些苍蝇馆子是美丽的。物美价廉的菜肴和酒，和善可亲的老板娘，操中江方言的伙计，触目的绿叶与花草――再加上远到而来的朋友，这都是一些不醉不归的最充足的理由。喝得高了，分不清是你搀扶着我还是我搀扶着你地走在路上，看着夜幕下更加靓丽的街景，看着街景中同样更靓丽的女孩，我只能发自内心地感叹一句：我拷！生活在这座悠闲的城市，真是一种久违的幸福呵。
那时我住在经干院22楼学生宿舍，阳台正对人民南路。晚上，站在阳台上抽烟，可见一条灯的长龙从锦江宾馆方向一路南来，带着某种不可言说的神秘与安详。有时风雨淅沥，这城市就在我的脚下迷离了，恍然便有一种“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的沉寂与苍凉――而我抽着烟，渐渐地与越来越浓的夜色和寒意融为一体了。
3、新华公园
多年来，我一直保持着在晚饭后散步的习惯。在自贡，因为住在一座校园里，散步总是很愉快的，不仅有着藤箩环绕的小径，还有着众多的青春的面孔。到了成都，刚住进双林路的时候，却发现小区是狭窄的，市声和麻将声的交响曲里，容不下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
幸好，我及时发现了新华公园。那时，公园还没有免费开放，还得从那位胖胖的看门人手里买一张两块钱的门票。夏日傍晚的公园是美丽而清凉的，它与这个火爆的城市形成了鲜明对比。穿过女贞和紫薇的树阵，湖面便吹来了一阵阵快活的风。老人们在草地上舞蹈，孩子们在树丛中奔跳，听不到遥远的市声，只能听到一群群白鸽飞上蓝天时翅膀扑打出的哗哗声。
关于公园，去年我在为某刊写的一篇文章中曾说：“我想像中的优秀公园应该有参天的古树，清澈的小溪，公园的面积应该大些，再大些；最好能显出大自然的野必性，而不能尽是温室里人工培养的小花小草；假山要再高些，人工湖要再深些；美女表演永远进不了门，代替她们的是不时举办的艺术展和科普展；小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在草坪上写生，年轻的恋人们在茂密的树林里练习初恋和接吻；老人们在湖边舞剑；一群群鸽子呼拉拉地扇动着洁白的翅膀飞上了蓝天……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公园都没有围墙，它们就静静地修建在大街的转弯抹角处，一面是喧嚣的大街，一面是美丽的公园。每一个热爱生活或者为生活所伤害的人都可以在任何时候走进来，在爬满工青藤的略有带凉意的长椅上，静静地坐下来，感受到生活的恬然和生命的安详。”
我想，我如此充满感情的描述的，正是陪伴了我一年半的新华公园――或者说，它正是我所希望的能够达到这种境界的新华公园。
4、大慈寺
大慈寺是成都文化的肺。得出这个古怪的结论，还得从几年前说起。那时候，我还在自工的一家工厂里做小秘书，听逛了省城回来的某位伪文化人讲，在成都，许多作家定期在大慈寺里喝茶聚会。来的都是些体面人，其中有流沙河贺星寒什么的。那时候，我只能向心往之而无从靠近这座古老的寺。
后来便经常跑大慈寺了，虽然只是一座仿古建筑，但内中却乔木森森，三进院落曲处通幽。坐在浓密的树荫或是葡萄架下喝茶聊天，好歹也算是人生好境。这个地方也的确是成都文化人最爱去的地方，写字的，画画的，照相的，爬格子的，以及仅仅因同情文化而自认为也算个文化人的，都爱往那古旧的长廊里跑。为此，我曾调侃说：到 大慈寺喝茶，与其说是有文化味，倒不如说这里的茶便宜――在成都，要找两块钱一碗的茶，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还有雕梁画栋作陪，还有文化这蛊惑人心的东西在勾引呢？
文化人不少，打麻将的也多，幸好，大慈寺方面为打麻将的另辟一地，与谈诗论词的文化人井水不犯河水，让人有了某种清白得以保全的侥幸。我出没在这些苍白的人群中，常常坐在最里进的葡萄架下，读书或者冥想，当然有时也不免与一桌朋友夸夸其谈。有一回，我在闭目养神时突然听到旁边一桌的几个叶子烟老头儿谈着什么编委前言之类的东东，仔细听听，才明白那是几个在文坛上曾经挺有名气的老家伙。所以，如果有人在大慈寺和我高声谈文学，我一定会对他说：“请喝茶。请抽烟。请上厕所。谢谢。”
川剧座唱大概是类似于史前动物般稀少的了，但大慈寺还有。一个星期至少有一个下午，一些热爱川剧的中老年人坐在一间堂屋里，敲锣打鼓，站在可怜巴巴的戏台上――仅仅是用几张竹椅隔出的巴掌大的一块地方――不亦乐乎地唱着闹着，其情其景总令我恍惚又回到了童年时代的古镇，我坐在奶奶的怀里，看着有生以来惟一的一场川剧。
哑巴们的聚会曾让我吃惊。大约是每个星期四的下午，几十个哑巴聚在一间屋子里，喝茶“聊天”，整整一个屋子都坐满了人，年轻的，年老的，丑陋的，漂亮的，他们全都在热烈地用手语交谈着，却没有一点声音，那种怪异的场面使人觉得有时候语言真是一种多余，瞧他们，不是在用最原始的方法交流吗？我极疑心他们会聊出好些有深度的课题，可是，我无法走进他们，对他们而言，我这个会说话的人显然是非正常的，是一个肥胖的另类。
落日熔金的时候，我走出大慈寺的红墙，转过弯，它就消失在了茫茫的高楼之中。但有谁知道，在大慈寺，会有着如此众多的具有戏剧色彩的真实人生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上演呢？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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