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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浙江翻译文学在中国现代史上曾占据非常显赫的地位，以朱生豪、周作人、鲁迅、茅盾等为代表的浙江学人曾为中国现代翻译事业作出过卓越贡献。新时期的浙江翻译文学虽历经艰难，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和发展了这一优势，并形成了新时期浙江翻译文学的三大优势和特色：以飞白、吴笛为核心的世界诗歌翻译，以宋兆霖、吴笛、沈念驹为核心的世界文豪全集系列翻译，以及以飞白、郭建中为核心的翻译文学理论探索。
关键词：新时期；浙江；翻译文学；世界诗歌；世界文豪全集；翻译文学理论。
浙江翻译文学在中国现代史上曾占据非常显赫的地位，以朱生豪、周作人、鲁迅、茅盾等为代表的浙江学人均为中国现代翻译事业作出过卓越贡献。新时期的浙江翻译文学虽历经艰难，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和发展了这一优势。仅从社会学“出生地”视角看，如果将身为浙江人却在外地取得翻译文学成就的翻译家，如夏衍、草婴、王佐良、陈嘉、董乐山、朱维之、罗大冈、赵瑞蕻等，以及出生在外地却在浙江为翻译文学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如张君川等一起计算在内，新时期的浙江翻译文学成就与其他省份平行比较，还算不上明显输于民国时代的发达。
进入新时期，浙江翻译文学界形成了三代翻译家共同耕耘的良好局面：第一代是指民国时代在翻译界成长、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时代中坚的浙江元老一代翻译家如黄源、陈学昭、孙席珍、张君川等，虽因“十七年”及“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政治动荡而荒废了许多大好光阴，但也在晚年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间断性地完成了不少文学译作；第二代是指新中国成立后在翻译界成长、“文革”结束后迅速成为译界栋梁的老一代翻译家如飞白、宋兆霖、郭建中、朱炯强等，他们直接为新时期浙江翻译文学重新走向繁荣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并形成了新时期浙江翻译文学的特色与优势——多语种世界诗歌翻译、世界文豪全集系列翻译以及翻译文学理论探索的“风格译”说、“替代和重写是翻译本质”说等；第三代是指“文革”后在翻译界成长起来、八十年代中后期迅速成为浙江译界核心的中青年翻译家如吴笛、沈念驹、姚暨荣、殷企平、刘新民、毛华奋、郑达华、张德明、陈才宇、郭国良、王之光、江舟等，他们大多来自高校和出版社，是新时期将翻译、理论、研究、出版凝聚为一体的崭新翻译团队，是围绕着新时期以来浙江翻译文学的特色“多语种世界诗歌翻译”、“ 世界文豪全集系列翻译”、“科幻翻译”、“文化交流翻译”而成熟起来的翻译群体，这个群体巩固和丰富了浙江翻译文学，并影响和培养了新一批翻译后备人才。当然，这种分期法只是基于宏观层面上的权宜之计，并非精确意义上的定评之言，无非是为了总结和研究的方便。
新时期浙江翻译文学的“繁荣”里同时也蕴藏着时代隐忧。在这三代人中，前两代人之间因为众所周知的社会政治原因而形成了较长时间翻译工作的完全停顿或潜流纤细，大环境恶劣还直接造成了第一代人在新时期译坛的虚位和第二代翻译家的恶补，遗憾的是第二代翻译家的社会工作时间太仓促太短暂，不少人因为翻译成果不被现行国家体制所认同而遭遇到社会不公正，为了钟爱的翻译事业付出了巨大的情感代价甚至是物质代价。第三代浙江翻译家虽免却了政治创伤之痛，却又赶上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巨大落差和急剧变迁，社会主流价值的更迭难免要冲击翻译事业的正常发展，翻译工作兼职化与翻译成效市场化成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全国翻译文学界遭遇尴尬甚至剑走偏锋——譬如不得不更多地翻译一些“赚钱”的作品而顾不上翻译文学的生态平衡——的主因，浙江中青年翻译家体力透支、利益偏离体制轨道、价值观念持续下坠成为至今仍难以解决的社会难题和思想难题。市场经济条件下浙江翻译文学的“繁荣”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朱生豪式忘我工作所代表和推动的浙江翻译文学的“发达”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与同时期全国其它省份相比较，浙江翻译文学在老一代翻译家和中青年翻译家共同努力下，取得的成就仍然是相当显赫的。
浙江老一代翻译家飞白和宋兆霖无疑是新时期浙江文学翻译界的领袖。飞白先生的“多语种世界诗歌翻译”以及在翻译文学理论探索领域提出的“风格译”学说，宋兆霖先生主持的“世界文豪全集系列翻译”以及亲身参与的英美小说名著翻译等，在全国文学翻译界都具有填补空白的价值和举足轻重的地位；郭建中先生的翻译理论研究以及科幻作品翻译，朱炯强先生的澳大利亚文学翻译与研究，也走在全国前列，具有广泛的影响；而那些身在外地的老一代浙江籍著名翻译家，也以不同方式间接地为新时期的浙江文学翻译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飞白、郭建中等学者的翻译文学研究也赢得了全国同行的高度肯定。
浙江大学的吴笛教授无疑是新时期浙江文学翻译界中青年翻译家群体中的主将，他承继飞白先生的诗歌翻译与研究，以英语和俄语为主从事诗歌翻译与研究，在雪莱、哈代、劳伦斯、普希金、帕斯捷尔纳克等欧美诗歌译介领域成绩卓著；他与宋兆霖先生等前辈学人合作，在狄更斯、哈代、勃朗特三姐妹等人的小说翻译领域成就斐然。除吴笛先生以外，近年来在浙江文学翻译界比较活跃的还有沈念驹、郭国良、刘新民、王之光等人，他们多侧重现当代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和介绍。而以沈念驹、刘微亮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浙江翻译文学出版人，不但自己从事外国文学翻译，而且因编辑并主持出版“外国文学名著精品丛书”、“世界戏剧经典全集”、“外国著名诗人诗全集书系” 等多种大型丛书，亲手缔造了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全国性声誉，成为20世纪90年代初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漓江出版社等齐名的翻译文学出版重镇。
新时期浙江文学翻译的第三代学人辐射的领域明显扩展，但是这个群体的关注焦点却越来越模糊、散乱。也许新时期浙江文学翻译界中青年翻译家群体的最大特色在于翻译文学的研究和翻译理论的探索，吴笛、殷企平、张德明、蒋承勇、潘一禾、范捷平等老中青学人在最近十年我国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领域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令全国同行瞩目的成果，为新世纪以来我国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研究领域走出“文本转述”与“思想平面化”、实现“文化转向”与“深度阐释”提供了大量成功实例，对文学研究在新的层面上重新“走向生活”、“干预现实”、“改造世界”大有助益。一批青年学者则从跨学科视野出发，超越语言学的工具性传统，融汇中外与文史哲，打通雅俗与影视网，为新世纪的浙江文学翻译研究开拓出一片新领地。
新时期的浙江翻译文学界对文学作品翻译、翻译文学研究、翻译理论研究比较重视，唯独对具有明显区域文化特色的“浙江翻译文学史”缺少系统整理与深入研究，吴笛教授的《浙江翻译文学史》课题填补了这个空白，促进了浙江翻译文学的整体反思与持续发展。同时，浙江省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浙江省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学会、浙江省翻译工作者协会等省级学术社团，为浙江省翻译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组织和促进作用。翻译与研究并举、译介与出版互动的浙江翻译文学“流派”也由此成形，浙江省外国文学翻译界、研究界、出版界的老中青三代学人继承并发扬着“五四”以来以鲁迅、茅盾、朱生豪为代表的浙江翻译文学的优秀传统，为中外文化交流以及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继续作出巨大贡献。
总之，新时期浙江翻译文学的主要成就集中在三个领域：以飞白、吴笛为核心的世界诗歌翻译，以宋兆霖、吴笛、沈念驹为核心的世界文豪全集系列翻译，以及以飞白、郭建中为核心的翻译文学理论探索。这三个方面的实绩最多，影响广大而深远，也是新时期浙江文学翻译的特色所在。另外，郭建中先生的科幻小说翻译和朱炯强先生的澳大利亚文学译介也具有全国性影响。
一、新时期浙江诗歌翻译
新时期浙江诗歌翻译的主要成就集中在以飞白、吴笛为核心的外国诗翻译与研究团队身上，另外还有宋兆霖、陈才宇、刘新民、朱炯强等从事诗歌翻译与研究。
飞白自1955年起以军人身份业余从事世界诗歌名著的研究和译介，1980年到杭州大学任教，专门从事外国诗的翻译和研究。飞白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诗歌评论家，用英语、俄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拉丁语、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进行外国诗歌的翻译、评论和研究，主要研究成果有专著《诗海─世界诗歌史纲》2卷，这是我国学者第一部“融通古今、沟通列国”的世界诗歌史；译著有《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马雅可夫斯基诗选》、《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选》、《勃朗宁诗选》、《古罗马诗选》等16卷；主编《世界名诗鉴赏辞典》、《汪静之文集》6卷；他主持编写的国家“八五”出版规划重点项目《世界诗库》10卷（并担任其中拉丁文等十余个语种的名诗翻译和评析）更以世界的眼光和非凡的魄力，收入了译自30多个语种的近20万行诗歌、译介文字约100万，全书总量达800万字，成为世界上第一套全面系统的世界诗歌名作集成，被誉为“世界诗史的一个奇观”。飞白还曾获中国图书奖两项、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一项、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两项及多种省级奖项。最近编译的《英汉对照世界诗歌精品》，致力于将法、西、俄、荷等多种外语的名诗译成英语。
飞白从事世界诗研究，成为诗海的漂泊者，归根结底是受鲁迅的影响。鲁迅于20世纪初就在《摩罗诗力说》中提出“别求新声于异邦”，热情推荐一批外国浪漫主义诗人；以后又提出“拿来主义”，号召我们“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与世界文学对话；他还特别关心波兰、捷克、丹麦、挪威、西班牙等较不受注意的语种文学的译介。不仅如此，鲁迅还曾指点飞白的父亲——当年还是青年学生的汪静之——要学习外国诗，因当时译成中文的外国诗极少，汪静之为此特地于1922年从杭州第一师范转到上海中国公学去学英文，可惜因经济困难和缺乏外语基础未能学成；父亲的这件憾事对飞白印象较深，鲁迅的教导也就间接地传给了飞白。
从军三十年，飞白译出了9部长诗：苏联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瓦西里·焦尔金》和《春草国》；希腊诗人巴尔尼斯的反法西斯战争长诗《贝劳扬尼斯的故事》；马雅可夫斯基的两部代表作《列宁》和《好》；特瓦尔多夫斯基在“斯大林以后”反思性的《山外青山天外天》（其中有些后来增补部分是编辑补译的）；以及俄罗斯19世纪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涅克拉索夫的三部农民主题叙事诗：《货郎》、《红鼻子雪大王》和文革前基本完稿的《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选编了马雅可夫斯基的《开会迷》讽刺诗集，又编成《马雅可夫斯基诗选》三卷集。
到杭州大学任教近二十年，飞白的外国诗翻译与研究成果丰硕，其填补我国诗歌译介领域重大空白的特征更加明显；尤其是这一阶段的两项成果《诗海——世界诗歌史纲》2卷、《世界诗库》10卷具有划时代的深远意义。
专著《诗海》试图在世界范围内，梳理诗歌史的场性摆动、继承反拨、兴衰交替，展现各国各思潮流派的相互撞击、相互影响、相互启发，并且力求对各重要诗派与诗人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和贡献给以公正客观的评价。在诗歌张力场的模式方面，提出了以“情、理、美”为三极而以“非理性”为深层第四极的模型，为各时代、各流派的诗和诗学定位。在填补空缺方面和重新评价方面，《诗海》比较着力的有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歌、唯美主义诗歌、法国象征派诗歌、俄国白银时代诗歌等流派，及维庸、多恩、勃朗宁、费特、丘特切夫、兰波、魏尔伦、马拉美等大批诗人；对意大利奥秘主义等诗派也修正了界定。《诗海》被评为“形式独特的诗史巨著”和“奇书”（新华社）；杨德豫认为：《诗海》“体制之宏，收罗之富，都是没有先例的”，“飞白此书一扫陈规陋见，令人耳目一新。……在大多数场合下，都不肯蹈常袭故，而能别树一帜，匠心独运，自成一家之言。”（香港《大公报》）；徐岱认为：我国“一直未有一本完整系统的外国诗歌发展史。飞白的两大卷《诗海》，以它博采千家的风范、汇集百川的气势，令人欣慰地填补了这一空白。”（《外国文学评论》）《中国图书评论》的获奖书专评则认为：《诗海》“避免了长期以来以偏赅全的毛病，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鉴于《诗海》的成功，我国著名外国文学专家王佐良、袁可嘉建议飞白在此基础上，发挥多语种知识的条件，组织全国翻译和研究力量编一套大型世界诗书籍，这就是国家“八·五”出版规划重点项目《世界诗库》。这一项目要编、译世界各文化区130余国的诗歌代表作，全书篇幅达10卷800万字，不论在国内外都属规模空前，算得上是诗海的“麦哲伦之航”，因为《世界诗库》中填补空白的课题和新译约占全书之半，且涉及30多个语种，大多数既缺资料，又缺译者。与此同时，《世界诗库》还包括总数一百万字的研究和评介文字，飞白主持编委为世界每个文化区域的诗撰写了较详尽的“导言”即该文化区诗歌史概论，并力求体现文化多元交流的全方位的史学观，使全书的19篇导言纵合起来，能成为一部世界诗歌史。
学术界对《世界诗库》的评价：屠岸认为：“这个巨大的系统工程的竣工，是中国文学界、诗歌界、外国文学研究界、翻译界、出版界的一个创举，也是世界诗歌界的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他还将之与美国印行过十五版的《世界诗歌选编》作了比较，在后者中，“中国、印度、日本，只有少量的古代诗；广大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近代现代的诗歌一概空缺；欧洲部分，缺了葡萄牙、比利时、荷兰、瑞士以及东欧诸国的诗作。即使是英语诗歌，除英美两国外，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诗，全都不见。称之为《世界诗歌选编》，恐怕会感到遗憾的。”（《光明日报》）谢冕认为：“《世界诗库》的出版展现了世界诗史的一个奇观。……诗库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广阔的覆盖面和巨大的涵容性。”袁可嘉认为“《诗库》的问世是一个非凡的业绩，一个卓越的贡献”，它把我国诗歌译介的水平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和研究评论相结合，具有“高瞻远瞩的世界眼光”；“不但有较高的鉴赏价值，又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吕同六高度评价飞白迎接了填补诸多空白的“无比严峻的挑战”，他认为飞白在该卷导言中对古罗马诗歌的历史描述和评价“深中肯綮，一语中的”，并写道：“古罗马诗歌是世界诗的源头之一，但长期以来，我国的译介却是一大空白。《诗库》拓荒进取，选译了罗马十大诗人的作品凡六十三卷，让人感觉到了沉甸甸的分量。”（以上见《中华读书报》）
飞白自1985年始招收“外国诗”方向的研究生，首批七人毕业时均成为翻译与研究双优的青年才俊，现在浙江翻译文学界的主将吴笛就是其中之一。吴笛教授是诗歌翻译界的多面手，他在雪莱、哈代、劳伦斯、普希金、帕斯捷尔纳克诗以及俄罗斯“白银时代”等欧美歌翻译领域成果显赫，他的《雪莱抒情诗全集》以及与李力合译的《现代外国女诗人诗选》至今仍是各自领域的权威经典译本。
飞白领导的杭州大学外国诗翻译与研究团队在诗歌翻译领域做出突出成绩还有张德明、胡小跃、汪剑钊、李力、彭少健、潘一禾等，这个翻译团队一直是浙江翻译文学界的一支主力军。
二、世界文豪全集系列翻译
以宋兆霖、吴笛、沈念驹为核心的世界文豪（全集）系列翻译是新时期浙江翻译文学的另一主阵地，这个翻译文学群体几乎可以囊括和调动了新时期浙江翻译文学的整体。主要成就是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文豪书系”，主要有25位世界级文学大师的作品组成；浙江翻译文学群体现已主编／参加翻译了近十套“世界文豪全集”，最著名的有宋兆霖主编的14卷本《索尔·贝娄全集》，宋兆霖亲手翻译了其中的3卷；宋兆霖主编的10卷本《勃朗特两姐妹全集》，宋兆霖亲手翻译了其中的2卷；宋兆霖主编的32卷本《狄更斯全集》，宋兆霖亲手翻译了其中的2卷；沈念驹、吴笛主编的10卷本《普希金全集》，沈念驹主编的7卷本《果戈理全集》、10卷本《契诃夫全集》；以及浙江翻译文学界的老前辈裘柱常领衔翻译的（全）12卷本《杰克·伦敦文集》等。除此之外，以浙江文艺出版社为核心阵地，浙江翻译文学界翻译出版了多套具有全国影响的翻译文学书系／丛书。
诺贝尔文学奖，是20世纪令世界瞩目的文学最高成就奖，也是当代世界文学的焦点，新时期以来国人引颈翘首倍加关注。从1901年起，诺贝尔奖的颁发被认为是“作为个人促进人类进步和福利事业，并以纯粹的理想主义为目的而留给人类的赠礼”。但据说如何理解、执行遗嘱，一直像一个世界共猜的哑谜，以致“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似乎就是一连串解释一份词语含糊不清的遗嘱的历史”。这个谜让世人猜测了百年，也让瑞典学院为难了百年。 从理论上说，文学奖是授予那些“在文学方面曾创作出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二次大战以后，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更看重“文学的开拓者”，同时也认为只有对人类生存价值和生存困境的真实描绘，才是富有历史深度的“理想主义倾向”。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迄今一百零三人，她将成为与史同长的一个永久性的奖项。宋兆霖、毛信德长期关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都主编过诺贝尔文学奖作品集。宋兆霖先生2005年主持选编的6卷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小说选／诗歌选／散文选／传略／访谈录》到2006年3月已经是4次印刷；他编写这几本有关诺贝尔文学奖的集子意在向我国读者介绍有关诺贝尔文学奖的全部情况，其中包括获奖作家的代表作品和优秀作品、获奖的原因、他们的生平传略、时代背景、文学观念、文学成果、创作经验等，供我国读者欣赏和借鉴，并得以了解诺贝尔奖的全貌，而且也可让读者进一步了解二十世纪以来世界文坛的概况和文学潮流的变迁，从中得到启迪和裨益，为平复国人半个多世纪来的诺贝尔文学“情结”提供一种清凉。此前，宋兆霖还主编过10卷本的《诺贝尔文学奖文库》。
而作为资深出版人兼翻译家的沈念驹先生，在新时期浙江翻译文学繁荣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沈念驹1981年入浙江人民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从事编辑工作，1983年转入浙江文艺出版社，任外国文学编辑室主任、副总编、编审。编辑并主持出版了《外国文学名著精品丛书》、《世界戏剧经典全集》、《外国著名诗人诗全集书系》等多种大型丛书，主编出版《普希金全集》、《果戈理全集》、《契河夫全集》等作家文集及其他文学名著。沈念驹业余时间从事文学翻译，出版有苏联作家比扬基的小说集《阿尔沙克的秘密》，季马罗夫的中篇小说《记忆》，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的长、中篇小说《贵族之家》、《春潮》、《阿霞》、《初恋》及其全部散文诗等，普希金的童话诗和中短篇小说集以及契河夫的小说集、高尔基自传体长篇小说三部曲中的首尾两部《童年》和《我的大学》等十余种。
翻译家、著名学者吴笛不仅在世界诗歌翻译与研究领域成就非凡，而且英语和俄语小说翻译与研究方面成果丰硕，譬如哈代小说、狄更斯小说、勃朗特姐妹的小说等，其《苔丝》译本十几次重印，已成为与译界前辈张谷若译本齐名的经典翻译。吴笛教授也是最早全方位参与新时期浙江翻译文学工作且成就突出的中青年翻译家，他的译事特点是多语种、跨门类，对浙江翻译文学的全面发展以及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研究的承前启后起着关键作用。
三、翻译文学的理论探索
新时期浙江翻译文学的理论探索主要以飞白、郭建中为核心，中青年学者和翻译家中的吴笛、殷企平、郭国良等对此也比较关注。
飞白军中二十五年的译介实践为其后来的翻译文学理论探索积累了丰富经验，并沉淀形成了许多翻译主张回馈和贯彻在译诗实践之中。如：诗的言说与存在相关，诗是人类的母语，是人对意义的寻找；诗的相对可译性与相对可言说性相关，译诗的方针不是“直译”、“意译”或“信达雅”，而是注重构建立体化的诗性意义的“风格译”；诗译者不是传递信息的发报员，而是性格演员，等等。飞白《瓦西里·焦尔金》的译文融汇了普通战士语言，不带书生气、翻译腔，贴近原作风格，从而受到当代著名诗人田间、郭小川和广大读者的好评。
辞去军职后，飞白根据自己几十年的译介经验，在翻译文学的理论探索方面坚定前行，写作发表过系列论文《译诗漫笔》、《诗的信息与忠实的标准》（刊于《外国文学研究》）、《谈谈诗感》、《论风格译——谈译者的透明度》（刊于《中国翻译》）等。其基本观点是：翻译的方针和标准因翻译的功能而异。他认为：翻译功能主要有三类，一是传递语义信息，二是传递艺术信息，三是传递“促销”信息，三者目的迥异，手段也截然不同。第一种情况以科技翻译最为典型，须传译的是非个性化的单纯词义信息，译者的职能相当于“信使”，而其立场首先是忠于原文；第二种情况是文学性翻译，而以诗翻译最为典型，须传达的是原文作者个性化风格化的复合信息，译者的职能相当于“演员”，而其立场首先是忠于作者，以体现作者艺术风格和原作艺术效果为追求的最高目标；第三种情况是交际翻译，而以宣传、广告、品牌、电影片名等的翻译为突出代表，在实用主义制约下的译者职能相当于“促销员”，以商业性或“类商业性”的功效为目标，故其立场首先是忠于读者上帝，而不在乎是否忠于原文或作者。与上述三种情况对应的翻译分别是“信息译”、“风格译”和“交际译”。例如同样是水，但“H2O”最好交给“信息译”译者处理，“望断秋水”最好交给“风格译”译者处理，而“可乐、雪碧”最好交给“交际译”译者处理，绝不可能用同样手法处理。这也是20世纪90年代西方功能派 / 目的派的翻译理论所坚守的翻译理论。
郭建中教授是新时期浙江翻译文学理论探索的另一重镇，他以文学翻译与翻译理论研究为主，以科幻翻译与科幻理论研究为第二兴趣。毋庸讳言，翻译界常见的现象是搞实践的少谈理论，搞理论的少有实践，而郭建中是难得的一位在两方面都深入，且都取得不俗贡献的学者中人；他的翻译实践既有英译汉，也有汉译英。如果说翻译理论是基础研究，翻译技巧则是应用研究。他主张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郭建中教授1961年从杭州大学外语系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中国翻译工作协会理事并兼翻译理论与教学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翻译工作者协会会长，中国作协会员，浙江省作协全省委员会兼外国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发表有关翻译、文学和语言论文数十篇；主要论著有《英汉/汉英可译性问题探索》、《汉语歇后语翻译的理论与实践》、《当代美国翻译理论》、《科普与科幻翻译——理论、技巧与实践》、《文化与翻译》等；译著数十本，包括文学名著《杀鹿人》（合译）、《鲁滨孙飘流记》、《摩尔·弗兰德斯》、《铁草》（合译）以及索尔·贝娄的《今天过得怎么样?》等。主编“外国科幻小说译丛”50余册，其中六卷《科幻之路》获1991年世界科幻小说协会颁发的恰佩克翻译奖；1997年又获北京国际科幻大会科幻小说翻译奖——“金桥奖”。曾担任《文化交流》英语主编，浙江卫视英语新闻主审、主译；浙江政府网站英译主审和《麦克米伦百科全书》中文版主译、主审等职。
郭建中的主要科研方向是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尤其熟悉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并在“异化”和“归化”、汉译英翻译单位等问题上有独特的建树。
郭建中认为，“异化”和“归化”各有所长亦各有其短，“由于翻译目的不同，读者对象不同，翻译就必须遵循不同的原则，所产生的两种译本在目的语文化中所起的作用也不一样。此外，“文本的类型也往往要求译者遵循不同的翻译原则”，譬如以介绍中国文化为目的的哲学著作、政治论文、民间故事等，一般都须以源语文化为归宿，因为这类作品的目的就是要把源语文化介绍给译文的读者；而一些实用性文体的文章，如公告、新闻报道乃至科普著作等，一般可遵循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他认为，“不论是‘归化’还是‘异化’，在目的语文化中起着不同的作用,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他继而以实例比较和分析得出结论，“翻译中‘归化’和‘异化’不仅是不矛盾的，而且是互为补充并将永远同时存在。文化移植需要多种方法和模式”，对译者来说，“重要的在翻译过程中要有深刻的文化意识，即意识到两种文化的异同”。但他同时指出，随着两种文化接触日益频繁，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将越来越有可能广泛地被运用，最终可能会占上风。
“翻译单位”问题自1984年从国外引入国内翻译学术论坛以来，一直是翻译理论中的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国外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从不同的理论观点出发，提出了不同的话语划分方法作为翻译单位。郭建中以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为基础，经过自己的分析研究和思考，撰文明确提出，讨论翻译单位应该考虑具体转换的特定的一对语言，翻译单位的划分应易于分析和操作；就汉英翻译而论，作者主张以自然段落作为翻译过程中分析和操作的单位。以自然段落为翻译单位具备如下五大优越性：1)可考虑到句与句之间的连接；2)可考虑到句与句之间的逻辑关系，以重组句子，或分译或合译；3)可按英语段落结构的特点，对汉语段落进行重组；4)可按汉英段落结构的差异，重新分段；5)可考虑到段与段之间的关系和衔接，从而逐步扩大到段群乃至整个篇章。
大量的汉译英翻译实践，使郭建中摸索到了自己的汉译英翻译原则，他总结道：汉英两种语言在词法与句法上存在巨大差异，就汉英、英汉翻译的本质而言，一是替代；二是改写。所谓替代，就汉译英而言，就是要找到英语中相应的表达方式，来替代汉语的表达方式；所谓改写或重写，即指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原文的意思。
在引进外国科幻小说方面，郭建中是公认的主力先锋之一。他对科幻翻译的研究心得主要体现在他的学术专著《科普与科幻翻译:理论、技巧与实践》一书中，他把科幻跟科普翻译放在同一本书中研究，认为前者以科学性为第一位，后者以文学性为第一位。他摒弃一般理论叙述和罗列各种翻译技巧的写作套路，强调科普与科幻翻译的要求和标准，通过案例进行分析；对直译、意译与异化、归化重新定义，并用科幻翻译的实例加以论证。郭建中呼吁要大力提倡科幻小说，振兴民族的想象力。针对图书市场和媒体热炒的“哈里·波特”，他认为此书是幻想小说而并非是科幻小说；他因此呼吁，应该大力提倡的是科幻小说而不是幻想小说，科幻小说才是对中国青少年成长更为重要的精神养料。
当新时期浙江翻译文学的第一次系统整理即将结束之际，取得的成就令人振奋，但振奋之余又有些不安，细细思量浙江翻译文学的发展前景并不怎么让人乐观，这里面既有社会转轨的复杂因素，也不排除浙江翻译文学主体自身素质尤其是思想素质的滑坡因素。至此，老一辈翻译家飞白先生1997年6月答《浙江教育报》记者问也许能给我们不少启示：
记者：在供求市场化的情况下，诗歌失去销路，诗人处境窘困，面对市场现实，诗人怎能“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呢？
飞白：诗要求的不是文运亨通，尤其不能急功近利，诗的本质是非赢利的，这是与卡拉OK不同之处。当今诗人当然不能无视市场，但是却又不能让缪斯卖身，稍微“边缘”一点不必恐慌。我的乐观主义的出发点是：诗植根于人的本质之中，所以哪怕非诗意的栖居也同样能产生诗。本来人的栖居大量地是“非诗意”的，只因有诗意在其本性之中，从而能以诗意的创造使栖居成为真正的栖居。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一个人之所以可能“失明”，是因为他本来具有明目的本性。
记者：您在世界诗歌节的发言中说过：“一切存在物存在着，就因为它们存在着；唯有人这种存在物，存在着，却不满足于自己的存在，偏要固执地问：‘为什么？’于是，世世代代的人在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上寻找意义，寻找的涓涓细流汇成了诗海——人的意义世界。”在浙江电视台的专题片《探海者飞白》中，您还说：“人需要找到所寻，也需要找不到所寻。”
飞白：我可以说得再具体一点。人的需要分三层次：最低层是物质需要——称之为“最低”，是因为它是物质基础，不是说它不重要，不然就不必奔“小康”了；然而这一层次的需要还是一切生物（包括最简单的病毒）所共有的，尚不能标志人的特征。中层需要是情感需要，这属高等动物（哺乳动物和鸟类）所共有，也还不能标志人的特征。作为人的标志的是最高层次的需要，即“意义需要”：唯有人，才会不满足于作为存在物而存在，不满足于有吃有喝，而要去寻找意义，追求理想，甚至拷问存在。诗人荷尔德林为人熟知的名句“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说的就是人必须为世界赋予意义而栖居。诗人勃朗宁的“可是人的企及要超过他的把握， 否则何必要天国？”则说明人寻找意义的需要不能停息；假设一切都已在“握”，不再需要追求理想（“天国”），则人便将停止成为人。这，便是我相信大地上的诗不会停息的原因。
*基金项目：2006年浙江省社科基金（文化研究工程）重点项目《浙江翻译文学史》的阶段性成果。
（原载《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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